金融犯罪61｜經營模式與資金流向：集資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認定

——入庫案例：胡某宇集資詐騙案

審理法院：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案號：（2023）閩01刑終843號

入庫編號：2024-04-1-134-006

關鍵詞：集資詐騙罪 非法占有目的 經營模式 資金去向

裁判要旨：在集資詐騙刑事案件中，經營模式和資金去向是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事實。具體而言，可以結合投資風險、經營成本、預期利潤等因素，判斷行為人的經營能否保障集資款的足額返還。大部分集資款被用于支付有關人員的工資、提成等用途，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實際生產經營的，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 案情概述：事實焦點與核心爭議

（一）基本案情

2021年3月，被告人胡某宇等人注冊成立福建某音樂制作有限公司，以實施其精心設計的集資計劃。該公司采用系統性詐騙手段：首先，通過特定渠道篩選具有經濟實力的不特定女性客戶，由業務員虛構“成功男性”身份，利用預設話術模板與客戶建立情感聯系。其次，在騙取初步信任后，向客戶發送虛假的歌曲盈利圖、偽造的轉賬記錄以及編造的與“音樂教授”的聊天記錄，并許以高額回報，誘使客戶投資所謂的“音樂版權”。為增強欺騙性，胡某宇等人一方面通過媒體宣傳、邀請客戶實地參觀等方式，包裝公司“正規經營、前景廣闊”的虛假形象；另一方面，雖與少數知名歌手簽約并制作了22首歌曲上傳至平臺，但其累計播放量僅10.53萬次，總收入不足180萬元，與集資規模相比微不足道。

更為關鍵的是其資金運作模式。胡某宇等人為迅速擴張，與外部代理團隊合作，約定將集資款的60%-67%作為代理團隊的提成，剩余部分歸公司。經審計，自2021年3月至2022年8月，公司賬戶共吸收公眾資金2060萬余元，返還79萬余元，造成經濟損失高達1980萬余元。資金去向顯示，絕大部分集資款在入賬后即被用于支付高額代理提成及公司人員開銷，僅有極少比例用于歌曲制作、推廣等宣稱的主營業務。

（二）爭議焦點

本案的核心法律爭議在于：被告人胡某宇的行為，究竟應認定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還是社會危害性更重、以“非法占有目的”為構成要件的集資詐騙罪？換言之，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對胡某宇等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認定上。對此，控辯雙方或存在根本分歧：辯護方可能主張，公司確有實際經營行為（如制作歌曲、簽約歌手），部分資金用于業務，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控方及法院則認為，其整體經營模式與資金的根本流向，足以穿透表面行為，揭示其騙取并占有集資款的主觀意圖。

二、 法律分析：經營模式與資金流向作為“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基石

“非法占有目的”作為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區分的關鍵主觀要件，因其存在于行為人內心而具有證明上的困難。司法實踐遵循主客觀相統一原則，通過客觀行為反向推定主觀意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2022年修正，下稱《解釋》）第七條列舉了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八種具體情形。本案的裁判邏輯，深刻體現了對其中第一項“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之理解與適用，其理論內核在于對經營模式與資金流向的實質性審查。

（一）經營模式的“欺詐性”與“不可持續性”：目的推定的前提

經營模式是判斷行為人真實意圖的首要窗口。合法的融資經營，其核心應在于通過真實的商業活動創造利潤并回報投資者。而本案中，胡某宇等人構建的經營模式從根基上便具有欺騙性與空心化特征。

1. 核心手段的詐騙本質：從添加客戶開始，便以虛構人設、情感欺騙為誘餌，輔以完全偽造的盈利證據（PS圖片、虛假聊天記錄）進行誘導。這并非正常的商業宣傳或風險告知，而是旨在直接制造錯誤認識、騙取信任的欺詐行為。這種手段本身，強烈暗示行為人關注的并非項目本身的價值，而是如何獲取資金。
2. 經營活動的“道具化”：雖然公司進行了歌曲制作、歌手簽約等少量實際活動，但其性質與作用需置于整體模式中審視。這些活動規模極小（22首歌總收入179萬元），與高達2060萬元的集資額完全不成比例。其真實功能更接近于“營造正規假象”的“道具”，目的在于為欺詐行為披上合法外衣，而非作為可持續盈利、償還本息的主要來源。這種“象征性經營”暴露了其經營意圖的虛偽性。

（二）資金流向的“失衡性”與“消耗性”：目的推定的關鍵

資金流向是檢驗行為人聲稱的“生產經營目的”是否真實的試金石。本案資金分配的極端畸形結構，為認定非法占有目的提供了最具說服力的客觀依據。

1. “籌集資金規模”與“生產經營活動”的嚴重失衡：《解釋》第七條第一款第一項的核心在于“不成比例”的判斷。本案中，用于代理團隊提成的資金比例高達60%-67%，這意味著每吸納100元資金，至少有60元在瞬間被作為“銷售成本”瓜分，未產生任何生產經營性價值。剩余資金還需覆蓋房租、人力等運營成本，最終能流入宣稱的“音樂版權制作與推廣”的資金寥寥無幾。這種資金分配結構，根本不可能支撐起一個聲稱需要2060萬元資金的項目運營，與籌集資金的龐大規模形成了觸目驚心的反差，直接證明了集資款并未被用于其所宣稱的、能夠產生回報的核心生產經營活動。
2. 資金的主要流向具有“純粹消耗性”與“風險轉嫁性”：高額代理提成、運營開銷等，屬于純粹的消耗性支出，不產生資產增值或未來收益。這種模式實質上是一種“龐氏騙局”的變體：后期投資者的資金被用于支付前期“銷售者”（代理團隊）的高額傭金及維持公司門面，而非投入再生產。行為人在設計該模式時，應當明知這種“寅吃卯糧”的方式無法持續，最終必然導致資金鏈斷裂、集資款無法返還。其主觀上對危害結果至少持放任態度。
3. “返還可能性”的喪失：經營模式與資金流向共同決定了返還集資款的可能性蕩然無存。一個將絕大部分募集資金用于支付提成和消耗性開支，僅將極微小部分用于低盈利可能性業務的實體，從經濟學和商業邏輯上看，根本不具備償還巨額本金及承諾高息的能力。行為人對這種必然的“不能返還”結果心知肚明，卻仍采用欺詐手段大肆集資，其主觀上非法占有集資款的目的便昭然若揭。

綜上，法院通過深入剖析胡某宇公司的經營模式（欺詐性、道具化）與資金流向（高比例提成、極低生產投入），將其客觀行為與《解釋》規定的認定標準嚴密對照，完成了從客觀到主觀的合理推定，得出了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結論，從而準確界定了集資詐騙罪的成立。

三、 辯護反思與裁判啟示

（一）本案的辯護空間反思

針對此類以經營模式與資金流向為核心指控要點的案件，傳統的、僅圍繞“存在部分真實經營”進行的辯護顯得蒼白無力。有效的辯護策略應轉向更為實質的層面：

1. 對“不成比例”的量化抗辯：嘗試論證用于生產經營活動的資金比例雖然較低，但在項目特定階段（如初創期、研發期）具有合理性，且未來有明確的擴大生產投入的計劃與安排（需有客觀證據）。
2. 對資金流向必要性的解釋：對于高額提成等消耗性支出，需提供強有力的商業合理性證明，例如該模式是否為行業慣例、是否為實現快速市場拓展所必需且可控的策略，并論證其與預期利潤之間的匹配關系。
3. 對“不能返還”因果關系的切割：若能證明造成資金缺口、無法返還的主要原因是市場風險、經營失誤等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客觀因素，而非其初始的非法占有意圖和資金揮霍模式，則可能影響罪名認定。然而在本案中，資金在吸收之初即被大規模分割消耗，此種辯護難以成立。

（二）裁判要旨的實踐啟示

本案裁判要旨清晰地指明：“經營模式和資金去向是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事實。” 這為司法實踐提供了極具操作性的指引：

1. 審查重點的深化：司法機關在辦理涉眾型融資案件時，不應止步于融資手段是否具有欺騙性，必須穿透表面，深入核查資金的真實去向與最終用途。要將融資規模、經營成本、預期利潤、資金分配比例進行綜合比對和實質性判斷。
2. 推定邏輯的強化：當證據顯示集資款主要用于維系騙局本身（如高額返利、提成、揮霍）而非宣稱的生產經營，且此模式必然導致資金鏈斷裂時，即可依據《解釋》規定，強化“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這有助于精準打擊以創新業態為名、行詐騙之實的犯罪行為。
3. 行業風險的警示：該裁判也對廣大投資者和金融監管機構發出警示。對于承諾高額回報、但資金去向不明、盈利模式模糊（尤其是依賴不斷發展新投資者支付舊投資者）的項目，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其背后很可能隱藏著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詐騙陷阱。

游濤，公安大學本科、碩士，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曾任某網絡科技（直播、娛樂社交）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

業務領域：網絡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知識產權犯罪、電信詐騙等刑事和合規建設

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調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導大量案件外，還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據”“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還為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完成全面合規體系建設以及數據安全、商業秘密、網絡游戲、直播、1v1、語音房等專項合規。

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請，為全國各地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授課；多次受北大、清華等高校邀請講座；連續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

陳明律師｜乾成

陳明，北京乾成律師事務所 高級合伙人、刑事業務部副主任、專職律師

社會職務：朝陽區律師協會刑委會委員 北京外國語大學兼職導師

教育背景：中國政法大學 刑法學碩士

執業領域：刑事辯護、刑民交叉、公司犯罪與企業合規

職業背景：陳明律師本科就讀于中國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專業，畢業后跨專業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專業學習，讀研期間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2010年獲刑法學碩士學位。

碩士畢業后以公務員考試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市某區法院，長期從事刑事審判工作，先后擔任法官助理、審判員等職務，參與審理了一系列在北京市乃至全國有重要影響的刑事案件，如北京市第一例由基層法院審理的政治性案件、北京市第一例強制醫療案件、北京市涉案金額最大的信用卡套現案件、北京市涉案金額最大的侵犯著作權案件、某未成年人性侵案、某互聯網公司涉黃案等，發表過多篇刑事審判業務專業文章，對刑事審判程序及實體內容均有深入研究。

2016年從法院辭職，先后擔任中國電信集團公司法律部高級經理、宜信金融集團風控部副總監等職務，負責集團法律糾紛案件、法律風險防控等工作，積累了豐富的民商事訴訟、公司法律事務處理經驗。2020年開始以律師身份執業，執業以來辦理多起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刑事案件，取得了當事人及司法機關的一致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