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最大學生運動，五二〇運動，如何徹底動搖國民黨統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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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等國民黨當局做好準備，一場規模空前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又在全國范圍內爆發了。

它前后持續一個多月，遍及60多個大城市，其規模之大，時間之廣，來勢之猛，作用之大，不僅在解放戰爭時期，就是在中國學生運動史上也是罕見的。這場運動在1947年5月20日達到高潮，故被稱為“五·二○”運動。

“五·二○”運動首先從關系學生切身利益的經濟問題出發，并由各地許多看似獨立的局部學潮匯集而成。

所以三青團中央團部這樣概括這一運動的起源：“此次學潮發自京滬，蔓延各地。”“此次學潮的范圍起因于英士大學的遷校問題，繼之以交通大學的并系和滬大的反積點制問題，匯成南京中大等校反饑餓吃光運動大游行，波及到平、津、鄂、贛。”

南京中央大學是“五·二○”運動的策源地。南京中央大學是一所有重要影響的大學，院系齊全，學生眾多，名流學者薈萃。其前身是南京高等師范和東南大學，具有悠久的學術傳統，其在南方教育界的地位與北京大學在北方教育界的地位相等。同時，中央大學也是國民黨、三青團力量比較雄厚、控制比較嚴密的學校之一，在抗戰期間基本上沒有發生過學潮。

但令國民黨、三青團沒有想到的是，就是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在其視為學術堡壘的中央大學卻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五·二O”運動。

南京中央大學發生的“吃光運動”（后改稱“反饑餓運動”）是“五·二O”運動的直接導火索。

1947年春，國統區通貨膨脹惡性發展，貨幣急劇貶值，物價直線上升，人民群眾掙扎在饑餓和死亡線上。大學生的生活條件也極為惡劣。當時大學公費生的副食費為2.4萬元，而這期間物價上漲了4.3倍，大學生每天的副食費實際上只夠買兩根半油條，連最起碼的營養也保證不了，對此大學生已經越來越難以忍受了。

4月20日，中大學生舉行系科代表大會，一致通過要求教育部增加副食費的決議。事后學校當局也采取了增加副食費的臨時措施。而5月8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在報端正式重申大學副食費仍然維持原來水平，頓時引起中大學生的極大憤怒。在學生會議上，大家提出：我們要活命！先按2月伙食標準，將伙食費“吃光了再說”，并決定吃光后，開始絕食，并作饑餓大游行，列隊赴有關部、院請愿！這就是“吃光運動”的由來。

在運動發起過程中，中共領導的新青社和民盟中大支部發揮了骨干作用。

這次運動從一開始就緊緊抓住了“反饑餓”這一主題，這是符合全體學生利益、能夠廣泛團結群眾的合理要求。所以，除了廣大中間同學之外，許多國民黨、三青團學生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運動中，對增加副食費和“反饑餓”的訴求沒有表示什么異議。

后來他們在宣言中也說：

這樣一來，國民黨當局讓三青團來阻止運動爆發的企圖，從一開始就遭到了破滅。

很多學生投身運動之中，除了事關切身利益之外，也是出于對現實的強烈不滿。政府腐敗、官員貪污、內戰爆發、百業凋敝、人民困苦，在在引起他們的憂慮和憤慨。

有人分析學潮爆發的原因，認為首先就是因為“國是紛擾”：

青年學子怎能不為之義憤填膺，振臂吶喊！即使他們暫時沒有提出政治性的訴求，這種憤世嫉俗的情緒對于國民黨政權也是相當危險的。

5月10日至13日，中大學生自治會先后三次派出代表和國民黨政府進行交涉，要求按物價指數調整公費。但國民黨政府一味拖延，引起學生強烈不滿。學生自治會決定從12日起全校罷課，聯絡全國各專科以上學校一致行動；并決定全體同學向教育部、行政院、國民政府進行集體請愿。

15日，中大、音專、劇專、東方語專等四校3000多學生，舉著“我們要吃飯”、“我們餓，上不得課”的標語和“要求增加副食費至10萬元”的橫幅，向教育部請愿。

教育部官員敷衍推托，引起學生憤怒，當場砸破辦公室玻璃和布告牌。教育部長朱家驊聞訊趕回，被學生包圍；他推說增加副食費問題應由行政院解決，借故溜走。游行隊伍又向行政院進發，行政院副院長王云五被迫兩次出面接見學生代表，他先稱政府財政困難，無法按物價調整副食費；后又要求學生先返回學校，聽候行政院解決。

請愿隊伍在行政院大樓張貼標語，畫漫畫，還演出活報劇，對國民黨政府予以揭露和諷刺。16日，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的學生也到教育部和行政院進行請愿。

在學生運動的壓力下，行政院決定：將公費生副食費提高到4.8萬元，米2斗3升，三月調整一次。這是國民黨政府為解決學潮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但中大學生認為這是政府的欺騙，表示堅決反對，將繼續堅持罷課。

在發起罷課和請愿過程中，各高校內的進步學生與三青團組織展開了斗爭。如金陵大學學生自治會，三青團勢力占三分之一，理事長也是三青團員。請愿活動發生后，該理事長既受到三青團批評，又遭到同學責怪，最后被迫辭職。蘇州國立社教學院學生在討論如何響應南京學生的倡議時，學生中的三青團骨干和復員青年軍骨干，反對罷課和赴京請愿，只提出“合理增加伙食費”，最后被大多數同學所否決。

三青團在各個高校都遭到了挫敗，學生運動日益擴大。

南京學生反饑餓請愿活動的消息傳到全國后，立刻得到了各地學生的普遍支持。杭州浙江大學和上海復旦、暨南、同濟三所大學為響應南京學生增加公費及教育經費的要求，也相繼開始罷課。

19日，上海交大、同濟、復旦等10余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近萬人，舉行了反饑餓和搶救教育危機的大游行。平津學生也響應南京學生的號召，掀起了斗爭的風暴。在中共地下黨的引導下，北平學生認識到反饑餓必須反內戰，提出了“反饑餓反內戰”的口號，并于18日成立了“華北學生反饑餓反內戰聯合會”（簡稱“反饑聯”)，決定在5月20日舉行反饑餓反內戰大游行。這標志著學生運動已經從經濟斗爭提高為政治斗爭，形成了沖擊國民黨政權的巨大潮流。

全國學生反饑餓反內戰運動迅速擴大，引起國民黨當局的震驚與恐慌，5月18日，國民黨政府公布《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嚴禁10人以上的請愿和一切罷工、罷課和示威游行。同日，蔣介石發表了《關于整飭學風、維護法紀的講話》，謂“此次學潮之離奇怪誕，為以往任何時期所未有”。

并威脅說：“為保障整個國家之生命與全體青年之前途，將不能不采取斷然之處置。”

國民黨擺出了不惜使用武力鎮壓學生的姿態，形勢空前緊張。

蔣介石國民黨對學生運動采取高壓態勢，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支持和鼓勵學生中的國民黨、三青團骨干分子進行反擊，發動學生中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爭取中間學生退出反饑餓運動，以孤立進步學生。

5月18日，中大學生中的國民黨、三青團骨干分子，成立了“中央大學復課運動委員會”，并發表了《復課宣言》。

該宣言指出：

又宣稱“我們深感中大的民主精神，已受到極大的威脅，中大的自由堡壘已突換了不自由的苦海”。最后提出“堅決反對以罷課游行的方式請愿”，“主張立即復課”。

稍后他們又以“中大二千余學生”的名義發表了題為《為自己，為中大，為國家，我們哭訴》的宣言。該宣言作出“痛哭流涕”的樣子，指出“國是紛擾”、“輿論淆亂”、“學校學術空氣淡薄”、“學生會濫用職權”、“學校黨派活動”等是發生這次學潮的五大原因，自稱“我們并非袒護政府，為政府辯護”，告誡廣大同學提高警惕，“以免被野心家利用，促成全國性的動亂”。

這兩份宣言被認為是代表了學生中國民黨、三青團骨干竭力爭取中間學生的基本論點。

但廣大學生并沒有被欺騙和嚇倒。19日晚，上海、杭州、蘇州各校學生代表先后到達南京，立即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堅持于次日舉行聯合游行，并討論了請愿書的內容、游行口號及游行路線。眼看愛國學生與國民黨當局的公開沖突已不可避免。

中大校長吳有訓是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家，他為了保護學校和教師，也出于對學生的愛護，于19日晚對中大學生作了最后的勸告。他指出：“大學是研究學術砥礪品行的地方，不是政治斗爭的場所。如果為了黨派的利益而犧牲中央大學的利益，就是中央大學的罪人！”

并強調說：“如果有一天，理智不能戰勝沖動的情感，使中央大學一著棋輸不可挽救，不是我吳有訓不愛護中央大學，而是你們不愛護中央大學！”

最后他沉痛地說：“我現在祝禱上帝，愿上帝保佑中央大學，愿上帝保佑中央大學的同學！”頓時全場為之動容。

5月20日上午，滬、杭、蘇代表團和中央大學四牌樓本部的學生在鼓樓集合，中大丁家橋分部以及金陵大學、音專、劇專的學生也先后奮力突破軍警的封鎖，趕到鼓樓與游行隊伍會合。游行隊伍高呼“反對饑餓！”“反對內戰！”“搶救教育危機！”的口號，向國民參政會前進。

此時，大批國民黨軍警封鎖了珠江路路口。游行隊伍不顧高壓水龍的噴射和警棍、皮鞭的揮舞，向軍警組成的人墻發起沖擊，跑步沖過了珠江路口。學生當場被打傷120余人，被捕28人，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五·二○”血案。

游行隊伍到達國民參政會所在地后，全副武裝的國民黨軍警組成了五道防線，雙方在街頭形成對峙。下午，突下暴雨，游行隊伍堅持不退，在雨中一遍又一遍地齊聲高唱《團結就是力量》，并高呼口號，顯示出學生身上所蘊藏的巨大力量。

最后，游行隊伍派出代表會見了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向他遞交了請愿書：并由邵主持，與南京衛戍司令部進行談判，后者終于同意撒防讓路。游行隊伍勝利返回中大校園。同日，北平、天津學生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饑餓反內戰大游行。

學生運動浪潮的猛烈沖擊，引起了三青團的極大恐慌。

三青團的喉舌《和平日報》危言聳聽地宣稱：

中央團部要求各級團部“切實整理學校團務，加強學運領導”，“對于當地學校學生之生活行動，必須密切注意，以防止異黨利用機會制造學潮”。

三青團還在“京滬平津等重要學校集中地區”，“與有關機關及教育界人士組織學運指導機構”，部署破壞學生運動。“五·二○”學生運動期間，中央團部指示各地團部，對于學潮要“予以防止打擊”，“務期能于事先消弭”。

中央團部接連召開學運問題座談會，商量對策，一再強調學運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學運工作是本團主要群眾工作之一，本團工作對象為廣大的青年群眾，尤以學生及知識青年為最重要。學生群眾因曾受高等教育，恒較其他各階層群眾來得活躍，在各項運動中，學生群眾常占主流地位”。提出要“特別重視學運工作”。

中央團部還臨時編印了名為《最近學潮的起源及其演變》的宣傳資料，分發各級團部與青年館以供閱覽，以“暴露奸匪煽動學潮之陰謀”。為了與進步學生運動相對抗，三青團在寧滬平津川渝地區策動部分學生，發起所謂的“愛國護學”運動和集會，反對罷課，并借此“顯示力量”。

為了對付學生運動，三青團還加緊了在學生中的特務活動。提出要“建立嚴密調查統計網”，派特務團員“加入各種壁報社、同學會、學術研究會等外圍社團，嚴密防止并調查異黨之活動”；指派“身份隱蔽之干練同志”和“機警慧敏之干部”，“潛入異黨之組織”，“進行分化工作”。

5月20日以后，國民黨政府加緊了對學生運動的鎮壓。各種國民黨、三青團報刊也為之大造輿論，聲稱“學潮已經變質”，指責“學運是中共的陰謀”，為鎮壓學運制造借口。

在各地高校中，三青團也加緊了對學生運動的破壞，進步學生與三青團的斗爭日趨激烈。在成都，四川大學學生舉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大會之前，川大三青團干事長召集三青團骨干分子，策劃破壞大會。

5月22日武漢學生大游行前夕，湖北支團部聽取了武大三青團的匯報，并指使其組織青年軍滲進游行隊伍進行破壞。事后，湖北支團還召集武大三青團、青年軍骨干分子在飯店聚餐，為之慶功。

在西安，陜西支團部書記楊爾瑛授意西北大學和西北工學院、西北農學院的三青團骨干，盜用全體學生的名義，炮制了《全陜各院校通電全國擁護〈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由國民黨中央社予以發表。

在上海，復旦大學有5名學生在游行中被捕，經過各方大力營救后始獲釋放。5月26日，復旦學生舉行被捕同學歡迎會。三青團骨干蘇長庚指使軍警在國權路埋伏。學生散會返回宿舍時，軍警突然鳴槍為號進行襲擊，當場打傷30多人，重傷5人，住院治療4人，是為“國權路血案”。蘇長庚被學生送交司法機關關押，但第二天就被釋放。

在重慶，重慶支團嚴然成為破壞當地學運的主力。自五月中旬，京滬學潮蔓延，重慶學潮趨于表面化之后，重慶支團特派干部分赴沙坪壩和南岸等學校聚集區，以“防患于未然”。

5月下旬，北平“學生反饑餓反內戰聯合會”發出號召，于6月2日舉行全國性反內戰統一行動，在全國發動罷課、罷工、罷市并進行游行示威。“六·二”號召發出后，國民黨當局反應強烈，蔣介石親自召開官邸會報，研究對策，決定以暴力對學生采取“大行動”。為此制定了《六·二鎮壓方案》，準備調集軍警特力量發動一次全國性大逮捕，即“六·一”大逮捕。

三青團中央團部也與國民黨組織部、教育部聯名發出關于防范“六·二”大游行的命令，要求“我各級負責同志尤須體認時局艱危，通力合作，各就當地實際環境與主管范圍共商有效處置辦法，集中力量制止學生越軌行動”。

并對配合軍警行動作出了具體指示：

6月1日，國民黨軍警在全國各大城市同時采取行動，闖進各大學大肆搜捕學運積極分子，各地都有許多進步學生被捕。在武漢大學，學生為了搶救被捕同學與軍警發生沖突，軍警悍然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大打出手，當場打死3人，打傷11人，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

在國民黨政府破壞、鎮壓學生運動的過程中，三青團組織竭力配合，積極參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中央團部一直把“積極領導學運，安定學校秩序”視為自己的重要貢獻。

雖然中央團部和各地方團部一再表功，但從實際效果看，這只能說是三青團的自我吹噓和自我安慰罷了。

“五·二○”運動對國民黨政權的打擊是極其沉重的，當時就有人驚呼：學潮“一激一蕩，中華民國的國本在動搖了”。

從反甄審運動到昆明學潮，從反美抗暴運動到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戰后愛國學生運動的潮流一浪高過一浪。盡管國民黨、三青團想方設法，竭力阻止，但是國統區廣大青年學生的覺醒已經勢不可擋。無論是“群起勸阻”，還是特務破壞，甚至血腥鎮壓，統統無濟于事。

在學生運動的打擊下，三青團已成驚弓之鳥，時時處于高度緊張狀態。面對此伏彼起的學生運動，各地團部心勞日拙，窮于應付。

中央團部沮喪地承認：“學生群眾比較復雜，性格比較不易捉摸，所以工作亦最困難”，學潮“很難應付”，哀嘆“前途非常悲觀”。

三青團自身在檢討學潮原因時，也不得不承認：“學潮之發生雖有共匪之策動，然經濟危機嚴重，政治腐敗，一般中立學生對政府由不擁護而走入對立狀態，實為主要原因。此點我全體黨團同志及政府官員，均應痛切反省，而謀根本解決之道。”

廣大中間學生對國民黨政府“由不擁護而走入對立狀態”，這一事實表明：三青團苦心經營的“青年運動”已經宣告徹底破產。

九年以來，三青團為控制廣大青年費盡了心機。但抗戰勝利以后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興起，將三青團的操縱體系沖得七零八落，全部控制手段均告失靈。

它表明國統區的廣大青年學生已經擺脫了國民黨三青團的控制，開始同國民黨政府決裂，站到了反蔣運動的前列。三青團在其存在的第九個年頭，和國民黨一樣，已為廣大青年所徹底唾棄，在政治上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后來蔣介石在總結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時，也指出“教育對青年的領導失敗”，是其“一敗至此”的“基本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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