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告御狀怎么辦？乾隆：問題得給人家解決，但告狀的人也得殺了

電視劇《雍正王朝》中有這樣一段精彩的對決：面對代表士紳集團利益的大臣對于雍正“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新政的指責，雍正厲斥他們已經結成朋黨，心中全無國家利益，知知結黨謀私利。

雍正表示前明就是因為朋黨亡的，如今大清絕不允許再出現朋黨，被雍正定義為朋黨的幾個大臣直接被殺了頭。

自皇帝制度產生的那一刻起，集天下所有權力于一身的皇帝就對于大臣結黨一事深惡痛絕，因為皇帝一個人是沒有能力去直接統治這個龐大帝國的每一個百姓的，皇帝需要從官僚集團那里獲得信息，皇帝的命令也需要各級官員去執行。

如果重要崗位的官僚們結成攻守聯盟，則皇帝一方面會變成瞎子、聾子，無法獲取自己治下的這個國家的真實信息，另一方面他們的圣旨會出不來皇宮，變成毫無意義的廢紙一張，這樣的皇帝會被架空為真正的孤家寡人。

防止某一個或某一些官員掌握過多權力，打擊各級官僚們的結黨行為是每一個皇帝的必修課，在這一過程中，皇帝無論用出什么樣的權術手段都在情理之中。

但縱觀古代中國2000年王朝歷史，皇帝的權術手段基本只作用于手上擁有一定權力的各級官僚，很少有皇帝會把權術手段用在最底層的百姓身上。

當然，社會科學領域的規律很少有絕對成立的，今天我們就將看到一位熱衷于搞政治行為藝術的皇帝是如何把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權術手段用在最底層百姓身上的。

一起平平無奇的底層官民糾紛案，被乾隆皇帝玩出了花來。

告御狀

乾隆43年（1778年），因井陘縣知縣周尚親貪贓枉法，魚肉百姓，百姓不堪其苦決定向上舉報這名混蛋知縣。

舉報也是一門技術活，舉報者至少得有一定的文化素養，至少得能把訴狀寫明白，尤其是這種民告官的官司，必須得找一個靠譜的人牽頭。

井陘縣百姓環顧四周后，選擇了紳士梁綠野作為他們的代理人，這個梁綠野家境比較殷實，讀過書，且為人比較仗義，鄉親們找上門時，梁綠野沒有推脫，表示這是為民請命，自己雖死亦不推辭。

我們不知道這位叫梁綠野的士紳在說出“死”字的時候是否真的有了死的覺悟，總之……先往下看吧。

梁綠野又聯合了幾名當地士紳和百姓將知縣周尚親的種種惡行告到其頂頭上司正定府知府方正經處。

這位方知府在接到舉報后不敢怠慢，立刻針對此事展開了“認真調查”。

在上司面前，周尚親知縣卻給出了另外一番說辭，他表示自己兢兢業業當官，是這位家里在當地有錢有勢的梁綠野不服管，所以聚眾抗官，請知府大人法辦了這些刁民，還自己這名好官一個清白。

雙方各執一詞，于是真相的最終解釋權在方知府，方知府“深思熟慮”后選擇了相信周知縣。

就這樣，前來告狀的梁綠野等人反而被按上個“挾嫌滋事，斂錢抗官”的罪名。

按照程序，知府需要把處理結果上報給直隸總督。

直隸總督周元理事務繁忙，所以對于方正經知府提交上來的奏報也沒做認真調查，直接就按照他的調查結果上報朝廷，梁綠野“亂民”的身份被坐實了。

梁綠野對于這樣的結果當然不服，他決定帶著幾個愿意為他作證的百姓前往京城告御狀。

梁綠野等人來到京城時，批捕他的文書正好下發，得，朝廷都不用費力去抓了，這一種“亂民”自投羅網來了。

如果事情到這里就結束了，這是一個腐朽的封建王朝官官相護，顛倒黑白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時有發生，算不上什么稀奇。

但故事遠沒完，梁綠野等人的事情傳到了乾隆皇帝耳中，隨著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的介入，事情開始有了轉機。

真相

梁綠野等人被抓捕后經歷了嚴刑拷打后仍堅決不認罪，并在牢中一直堅稱周尚親魚肉百姓，自己是為民請命。

青乾隆皇帝看到奏報后感覺有蹊蹺，于是命令侍郞喀寧阿、錢汝誠，尙書福隆安三人詳查此事。

這三位可都是乾隆皇帝的心腹，辦事能力和忠誠度都不用懷疑，經過一番調查，三人很快查明真相：

這井陘縣知縣周尚親確實不是東西，在當地橫征暴斂，搞得民怨沸騰；知府方正經則有意偏袒下屬，不但不處理犯錯的周尚親，還給前去告狀的梁綠野等人按了個“聚眾鬧事，對抗朝廷”的罪名；至于直隸總督周元理，沒有直接證據表明他是有意袒護方正經和周尚親，但他確實沒對轄區內的案件做認真調查，就把方正經的調查結果原封不動地呈報給了朝廷。

至此，真相大白，乾隆皇帝做如下處理：

第一，井陘縣知縣周尚親魚肉百姓，貪贓枉法，罪大惡極，處以絞刑。

第二，正定府知府方正經顛倒黑白，偏袒下屬，予以革職處理。

第三，直隸總督周元理查案不詳，玩忽職守，降職到正定修筑隆興寺以贖罪。

如果這就是事情的全部，那么這也僅僅是一個明君明察秋毫，懲治惡臣為民做主的故事，這樣的事情在中國古代歷史中發生過無數次，沒什么值得稀奇的。

這里有一件事要稍微解釋一下：我們在分析中國古代社會階層時，往往會籠統地以“地主”和“農民”兩個寬泛的概念去劃分所有人，地主剝削農民，而皇帝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于是在簡單二元對立思維的作用下，我們會認為皇帝總是會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出現官民糾紛時，會傾向于袒護官員，犧牲百姓。

但真實的社會遠比這要復雜得多，皇帝是全國地主階級總代表不假，但由于他也是整個帝國的總負責人，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去去控制對百姓的剝削程度，因為如果百姓被剝削得太狠，造反了，要掉腦袋的是他皇帝。

相對而言，同樣來自地主階級的各級官僚卻往往沒這樣的顧慮，因為他們手中的權力來自于皇帝，這種權力是有時效性的，過期作廢，所以他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會趁著自己手里還有權力盡可能地撈好處。

于是在現實社會中，往往會呈現出這樣一種神奇的現象：地主階級的小代表各級官員們玩了命地壓榨百姓，而地主階級的最大代表皇帝卻在一定程度上去維護百姓利益。

當然，如果覺得這件事難以理解，不妨換個思路：封建王朝的所有人，包括皇帝、各級官員和大小地主，他們手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就是百姓，如果編戶齊民搞得好，百姓的稅就直接交給皇帝；如果土地兼并嚴重，原本交給皇帝的稅就會變成交給地主的地租，這樣一來，圍繞著“百姓”這一生產資料，皇帝這個最大的地主，與各個中小地主之間是存在競爭關系的。

皇帝出手“保護”百姓，并不是因為他們真的愛民如子，而是要盡量設法保證百姓們不會破產賣掉自己的土地，因為如果百姓不賣地，還在那套編戶齊民體系中，他們就是皇帝的“生產資料”；而如果他們失去土地變成了大地主的佃戶，他們就成為了地方豪族的“生產資料”。

出于對百姓這種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的爭奪，造就了皇帝相較于官員更加“愛民”的表面現象。

明白了以上這點，我們就不會對皇帝面對官民矛盾時，有時不但不偏袒官員，還會去維護百姓利益感到奇怪。

有清一朝，皇權達到頂峰，皇帝甚至會有意擴大一些案件的打擊面來達到削弱官員權力的目的。

乾隆皇帝有沒有故意利用梁綠野狀告周尚親案擴大打擊面，鞏固自己權力的意思呢？

應該說是有一點的。

首先，知縣周尚親和知府方正經相互袒護，是妥妥的朋黨，這種地方利益集團都是皇權的潛在威脅，皇帝本人會欲除之而后快。

其次，直隸總督周元理雖然沒有主觀參與到這一案件中，但是也被乾隆皇帝降了職，后來這個被降職的周元理一年后又被乾隆皇帝官復原職了，通過先降職再官復原職的操作，乾隆皇帝來了一波恩威并施，這也是清代皇帝的慣用伎倆，在展示自己權威的同時，也讓官員們更加清楚自己的定位，對皇帝的忠誠度更高，用這樣的手段拉攏大臣，比直接給賞賜都好用。

如果事情到這里就完事了，也無非是一個皇帝利用民間案子，玩弄權術，鞏固自己權力的案例而已，它依舊沒什么新鮮的。

但問題是乾隆皇帝并未就此罷手，在處理了這些官員后，他做出了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決定，更令人大跌眼鏡的是，乾隆皇帝這位大清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竟將一整套堪稱完美的權術手段應用到了最基層的百姓身上。

如何利用人性玩出高水平的權術手段，各位可看仔細了：

告狀者死

乾隆皇帝在下令處置了與此案有關的各級官員的同時，還下達了一項命令：

鄉紳梁綠野等人聚眾對抗朝廷，全部斬首。

這個決定讓人大跌眼鏡，因為它與處置知縣周尚親等人的決定完全是矛盾的，既然已經認定了周尚親等人確實魚肉百姓，橫征暴斂，那么梁綠野等人所言就非虛，他們是為民請命，不說給予嘉獎，無論如何也不能加以懲罰呀，而且還是這種處以極刑的極端懲戒。

問題出在呢？出在了梁綠野的身份上，大家可能忽略了一點，梁綠野雖然是在為井陘縣的百姓請命，但是他的身份卻是當地的士紳。

按照慣常思維，我們會下意識地認為為民請命者應該得到皇帝的嘉獎，但是這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點，作為帝國最高權力擁有者的皇帝，他的潛在對手不只有各級官員，還有地方士紳。

士紳雖然不一定有實實在在的政治權力，但因為這一群體通常家中有很多土地，所以天生就擁有經濟權力，再加上這些人讀過書，比一般百姓有文化，又有文化權力，這兩種權力加持下就注定了其在當地擁有較大的影響力。

如果讓成功告倒周尚親等人的梁綠野風風光光地回到家鄉，他在當地百姓心中的地位·一定會進一步提高。

當然，像梁綠野這樣的普通鄉紳，即便他在當地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距離威脅皇權也還有十萬八千里呢，一般皇帝對于這一切也不會太在意。

但是乾隆皇帝也不是一般皇帝，他幾乎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玩弄權術的機會，他偏偏要跟梁綠野爭一爭百姓究竟更支持誰，所以他殺了梁綠野，但是這也不算玩，乾隆皇帝不僅要殺人，還要誅心。

他的這套權術手段的最后一步是這樣的：殺掉梁綠野后，把他家的土地分給當地百姓。

來吧，看看這出殺人誅心大戲的底層邏輯吧：

殺人誅心

乾隆皇帝殺了魚肉鄉里的周尚親等官員，這件事無疑是得人心的，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一個百姓會感謝誰的問題：

百姓會有兩個感謝對象：一個是為他們請命，最終導致貪官污吏伏法的士紳梁綠野，另一個才是幫他們除掉貪官的乾隆皇帝。

那么百姓感謝誰會多一些呢？皇帝遠在天邊，士紳梁綠野可是近在眼前，如果他活著，因為這件事，他在之后的時間里會不斷強化自己在百姓中光輝的形象。

所以，為了不讓百姓感謝錯對象，乾隆皇帝選擇把士紳梁綠野給殺了。

但是對于皇帝來說，殺人從來容易，難的是誅心，如果乾隆皇帝的動作到這里就結束了，那么皇帝在百姓心中的好感不但不會被強化，連他懲戒貪官贏得的那份在百姓心中的好感也會喪失。

百姓們甚至會因為梁綠野的死，更加認定他是一個為民請命的英雄，而乾隆皇帝不過是一個是非不分的昏君罷了。

怎么做才能逆轉百姓的這種思維呢？

答案是讓皇帝和百姓在某些事情上成為利益共同體，利益這個東西很神奇，它會無比高效地改變人的思維方式，屁股是會決定腦袋的。

人，是一種很神奇的生物，他們的思維系統會自動將對自己有利的事物合理化，再說一遍，人的思維系統會自動將對自己有利的事物合理化。

曹操在殺呂伯奢一家后，他的大腦會自動認為呂伯奢一家人要去害他；揚州十日時，為搶劫而殺人全家的清兵（包括大量漢人），會自動告訴自己，這些人即便不被我殺，也會被別人殺。

人作為有高級思維能力的生物，其大腦會自動幫助自己的行為建立一套自洽系統，負罪感可不是一樣好東西，它會拖慢人行動的效率，所以在千百年演化過程中，人的大腦會自動將其弱化掉。

好，回到梁綠野、周尚親案，在乾隆皇帝把梁綠野家的土地分給當地百姓后，百姓們會有兩種方式解釋他們獲得的好處：

第一種是皇帝為了拉攏他們，堵他們的嘴，所以把為他們請命的好人梁綠野家的地分給他們，他們是在占有恩人的土地，這是一種很不道德的行為。

第二種則是梁綠野所謂為他們請命，不過是為了提高自己在當地的影響力罷了，為他們這些百姓請命，不過是梁綠野找的一個幌子罷了，英明的皇帝陛下發現了梁綠野的狼子野心，殺了這個野心家，并把野心家的土地分給自己，皇恩浩蕩呀。

基于人性中把對自己有利的事物合理化的規律，絕大多數百姓會選擇第二種解釋，因為如果選擇第一種，他們雖然拿到了土地，但是也得背負負罪感，而如果選擇了第二種解釋，他們不但拿了好處還不用背負任何負罪感。

人性就是這般奇妙，通過利益關系的重新分配，乾隆皇帝成功重塑了當地百姓心中的敘事結構，在這種新的敘事結構下，梁綠野不再是為民請命的英雄，而是欺世盜名的野心家，而在這些新的敘事結構下，百姓們的恩人只剩下一個了：就是英明的乾隆皇帝。

到這里，乾隆皇帝的權術大戲才算徹底終結，他不止殺了人，還誅了心，所有人都是他唱的這出大戲的配角，最最可怕的是，在這場大戲中，他不僅能決定別人怎么做，還能決定別人怎么想。

如果僅從權術手段，統治藝術這個層面上講，乾隆皇帝無疑是成功的，所有人不過他的棋子，何時用，何時棄，他收放自如，人性被他思思拿捏，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人的行為，甚至決定人的思想。

可喜的是，乾隆皇帝確實把中國自秦以來所有的帝王術都運用的爐火純青了，可悲的是，這樣的大清帝國，再無接受新事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