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得從徐繼畬說起,清代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寫過《瀛寰志略》,算是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人之一。他家一直傳著一條祖訓:寧賣房賣地,也不賣書籍字畫。他后人守著這些老物件,經歷土改、“文革”,東藏西挪,用油紙包好埋在地下,硬是把這批文物留了下來。
可到了1988年,第六代孫女徐惠云日子不好過。家里窮,最愁的是孫輩沒出路。那時候,一個城市戶口和正式工作,能徹底改變一家人命運。她想來想去,決定把祖傳文物捐出去,只求換兩個孩子的前途。
中間人叫任復興,是徐繼畬研究會的秘書長。他牽線搭橋,找到山西省三晉文化研究會,對方一個副會長叫劉貫文,同時還是省社科院院長,聽起來特別靠譜。最后談好了條件:徐家捐297件文物,研究會幫徐進偉(徐惠云孫子)他們解決戶口和工作,再給2萬塊“文物保護費”。
1989年3月9日,一輛面包車從五臺縣徐家院子開走,帶著33種共297件文物去了太原。那天起,老徐家就開始等消息,等戶口,等回音。
可這一等就是十年。戶口沒影,工作沒著落,錢也沒見幾塊。更讓人不敢信的是,這批文物壓根沒進研究會的庫房,一直被劉貫文自己拿著。他自己說是“代為保管”,但他把東西堆在辦公室角落,甚至往自己家里搬,一放就是十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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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徐家人實在扛不住了,告上法庭要追回文物。案子查起來才發現問題大了。國家文物局出來說,捐贈完成后,所有權已經歸國家了,個人沒權利要回去。
2001年,迫于壓力,研究會才把剩下的文物轉交給山西博物院。清點的時候嚇一跳:28件沒了。有乾隆四十二年給徐家的五色織錦圣旨,有徐繼畬和他夫人的巨幅彩色畫像,還有家訓手稿這些特別珍貴的東西。
研究會后來寫報告解釋,說時間太久,人也換了,劉貫文退休了,年紀大了,“記性不好”,找不到原件。一句話,推得干干凈凈。
之前法院調查時,劉貫文就挺奇怪。法官上門執行財產保全,他支支吾吾,只拿出一本《后漢書》搪塞。案卷送到中院后,突然蹦出一份《目錄清單》,把290多件東西砍到只剩28件,還寫明“不得向第三者透露”。這不就是想藏起來嗎?
研究會自己管理也是一團亂。外借文物沒有審批,交接沒手續,跟博物館辦展之后,真品有沒有還都不知道。這種操作,說難聽點,跟私人倉庫也沒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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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后來介入,說證據不足,沒法立案。這事兒就這么卡住了。等徐家再想追究,劉貫文也老了,再后來人走了,線索全斷。
現在徐進偉也老了。當年是個小伙子,就盼著能進城上班,過上安穩日子。結果到今天,戶口沒辦成,人還是農民,整天守著那張法院判決書發呆。
那批失蹤的文物,真不是普通的老物件。乾隆圣旨代表的是清代的封賞制度,9米長的《蘭亭群賢修褉圖》是明代套拓技術的頂峰,還有那些手稿、畫像,都是活生生的歷史。它們消失,不只是徐家的損失,也是我們大家的損失。
國家現在對文物越來越重視,追海外流失文物,打擊盜墓倒賣,力度不小。可偏偏有些人,頂著學者的頭銜,穿著文化人的皮,干的卻是監守自盜的事。嘴上說著保護傳承,背地里把文物當私產。
這事到現在也沒個說法。東西丟了二十多年,有人擔責嗎?沒有。徐家拿不到戶口,文物回不來,連個道歉都沒有。研究會換了幾茬人,都說“歷史遺留問題”,輕輕松松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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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氣不氣?一家子守了上百年的東西,最后換來一場空。一句“記性不好”,就把所有責任都抹掉了。那些字畫、圣旨、家譜,可能早就不知道流落到哪兒去了。
人走了,賬卻沒清。有些事,不會因為時間久了就變得不重要。東西不在了,但錯還在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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