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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華爾街日報》2025年報道,專欄作家威廉·A·蓋爾斯頓(William A. Galston)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福祉取決于家庭的穩(wěn)固,那么美國正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曾經被許多精英階層不屑一顧的婚姻,如今卻在工薪階層中加速崩潰,這背后隱藏著令人不安的社會現實。
回溯歷史,從1950年到1980年,美國40歲人群中從未結婚的比例始終維持在6%左右。自那以后,這一數字便開始了一場“不可阻擋”的飆升,到2020年,竟然翻了兩番,達到了驚人的25%!這不僅僅是冰冷的數字,更是無數家庭結構變遷的縮影。
過去50年間,美國大學入學模式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75年,擁有大學學位的男性比例幾乎是女性的兩倍。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兩性比例已趨于平衡。而到了今天,45歲女性中,有46%擁有四年制大學學位,而同齡男性中這一比例僅為39%。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一差距還在持續(xù)擴大:目前18至24歲的美國女性中,有44%正在攻讀大學或研究生學位,而男性僅占34%。在所有大學生中,女性占比高達57%,而在攻讀高級學位的人群中,女性更是占據了61%的壓倒性優(yōu)勢。
這些數據拋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謎題”:既然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數量遠超男性,且差距日益擴大,那么按理說,這些高學歷女性的婚姻率應該呈現下降趨勢才對。事實并非如此。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35歲擁有學士學位的女性婚姻率一直穩(wěn)定在70%左右。反觀那些沒有大學學位的35歲女性,她們的婚姻率卻從70%驟降至50%。這究竟是為什么?
研究人員指出,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再加上工薪階層男性整體面臨的困境,導致“經濟穩(wěn)定的伴侶池急劇萎縮,對非大學學歷女性的婚姻前景造成了毀滅性打擊。”更令人擔憂的是,由于這一群體生育率的下降速度未能跟上婚姻率的跌幅,導致“越來越多的非大學學歷母親所生的孩子,是在非婚雙親家庭之外撫養(yǎng)長大的。”這無疑給社會帶來了更多不穩(wěn)定因素。
蓋爾斯頓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面臨的并非一場普遍的婚姻危機,而是一場“工薪階層婚姻危機”。我們不能再像過去幾十年那樣視而不見,是時候采取行動了。他認為,擁有市場所需技能和可靠工作習慣的工薪階層男性,在當今經濟中依然能夠取得成功。例如,入門級水管工年薪接近5萬美元,而高級水管工的收入更是能翻倍。其他技術工種,如電工、汽車技師、磚瓦工等,也享有不錯的起薪和良好的職業(yè)前景。
美國經濟中普遍存在技能短缺。福特汽車公司的首席執(zhí)行官最近就曾感嘆,盡管能提供高達12萬美元的年薪,但公司仍有5000個訓練有素的技師崗位空缺,遲遲無法填補。
解決這些問題并非“高深莫測”的難題。我們需要更多的高中提供21世紀的技能培訓,而非僅僅是傳統的大學預科課程。同時,企業(yè)與社區(qū)大學之間應加強合作,共同培養(yǎng)當地經濟所需的技能人才,并提供更多的學徒機會,幫助學生順利融入職場。
高等教育機構也應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數據顯示,男性大學生中途輟學的可能性遠高于女性,他們往往背負債務卻未能改善經濟前景。大學應該加強對男性學生的學業(yè)進度監(jiān)控,勸導他們不要輟學,并與那些選擇離開但可能希望重返校園的學生保持聯系,提供必要的幫助。
參軍入伍也是一條重要的機遇之路。美國國防部2023年的一項研究發(fā)現,高達77%的美國年輕人不符合服役條件。其中許多人超重,或患有心理健康問題,或有藥物濫用史。更早的一項研究顯示,近四分之一的高中畢業(yè)生甚至無法通過武裝部隊資格測試,這是衡量服役教育水平的基本測試。
為此,蓋爾斯頓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在高中三年級開始時,就對學生進行軍事體能、心理和教育標準的測試。對于那些未能通過的學生,在他們剩余的在校時間內提供補習課程。
蓋爾斯頓最后強調,如果我們真的關心美國工薪階層的婚姻率,那么就必須把重點放在增加那些沒有大學學位,但能為年輕女性提供“好丈夫”所需品質的男性數量上。這不僅關乎個人幸福,更關乎整個國家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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