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劉宗義：不去“9.3”去日本，印度的二戰史觀和中國有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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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宗義

編輯|宋可馨

審核 |朱依林 江怡

導讀

中評社香港12月7日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劉宗義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1月號發表專文《如何看待印度的二戰史觀》。作者以跨學科視角剖析印度二戰史觀的建構邏輯、歷史根源及其對當代國家戰略的影響。中國強調二戰的反法西斯性質，而印度等南亞國家主要聚焦反殖民維度。本研究揭示了印度二戰敘事本質上是后殖民國家身份建構與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的工具。反殖民優先論、實用主義合作論、印度中心論是當前印度教民族主義史觀的三大支柱，印度的秩序觀、價值觀和安全觀是其二戰史觀在當前的映射。針對印度等周邊國家的二戰史觀，中國應以反法西斯和反殖民的雙重正義超越美西方二元對立，通過柔性歷史外交構建亞洲敘事共同體，捍衛《聯合國憲章》以反對歷史修正主義。本文的理論和現實價值在于深化后殖民國家歷史記憶政治化研究，揭示歷史敘事權爭奪的本質是國際秩序話語權博弈，并為中國破解周邊“歷史認知冷戰”、引領亞洲集體記憶提供策略路徑。南亞研究通訊特轉載此文，供各位讀者參考。

圖源：網絡

引言：歷史敘事的政治維度

2025年8月30日，印度總理莫迪抵達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天津峰會，這是莫迪7年來首次訪華。但與大多數來華參加上合峰會的外國領導人不同，莫迪參加完峰會之后即直接返回印度，而沒有參加9月3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和閱兵儀式。并且，莫迪不僅不參加中國“9.3”閱兵，而且在訪華之前先訪問了日本。許多人對此深感困惑，認為是由于莫迪顧及美印關系而故意不去北京參加閱兵儀式，但其實莫迪從一開始就根本不可能去北京，其深層癥結在于印度的二戰史觀與中國不同。這一問題在中國周邊國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印度二戰史觀本質上是其國家身份建構的核心環節，既牽涉地緣政治博弈，更根植于復雜的國內政治生態和社會認同，無論哪一方面都不允許莫迪和印度政府站在中國一邊。

要理解印度等南亞國家的二戰史觀，需把握三重理論框架。首先是權力敘事理論：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但歷史書寫權關乎國際話語主導權爭奪，失敗者從不認為自己是非正義的一方。比如日本，一直在千方百計開脫其侵略亞洲國家的罪責和挑起太平洋戰爭的罪責，與中國、朝鮮、韓國等爭奪話語權。其次，建構主義視角：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歷史記憶往往會被政治力量重塑以服務現實需求。一些國家和政府會從有利于自己的角度來記錄歷史、解讀歷史，甚至像印度、韓國等一些國家那樣編造歷史。最后是著名的克羅齊史學命題：“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的書寫與闡釋始終服務于當下政治議程，旨在構建有利于自身未來發展的道義基礎、輿論環境及秩序愿景，二戰敘事直接服務于各國秩序觀、安全觀、價值觀的當代建構。

一、中國二戰敘事的雙重維度：

反法西斯與反殖民的辯證統一

要理解印度等南亞國家的二戰史觀，需要首先厘清中國對二戰的核心定義。這不僅是中印關于二戰認知分歧的起點，也是構成國際秩序合法性的基石。

中國學術界的共識是，二戰是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與全球反法西斯同盟的全球性戰爭。中國是亞洲主戰場，蘇聯是歐洲主戰場。中國的抗日戰爭和蘇聯衛國戰爭都是二戰主要組成部分。二戰勝利后，全球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了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但美蘇冷戰、日本經濟騰飛、中國崛起、美國相對衰落等國際格局演變，導致許多關于二戰的錯誤史觀沉渣泛起。近年來，隨著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關于二戰的錯誤史觀愈演愈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精準總結了四種典型謬論：“忽視中國貢獻論”“西方中心論”“二戰六年論（忽略1931-1939年中國的浴血奮戰）”“日本受害論”。這些錯誤敘事并非單純的學術分歧，而是被精心構造的政治工具，其核心目的在于削弱中俄的國際話語權，解構現行國際秩序的合法性根基。①

因此，二戰史觀之爭，本質上是國際秩序主導權之爭、價值觀正當性之爭、安全威脅認知之爭。這就不難理解中國國家領導人在2025年5月7日應邀出席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慶典時，于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發表的綱領性講話。他明確提出中俄兩國“將攜手捍衛二戰勝利成果”，“深切緬懷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英勇獻身的先烈，共同弘揚正確二戰史觀，共同發出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時代強音”。這一表態具有強烈的現實政治意涵，是對錯誤史觀的有力反擊，也是對現行國際法理秩序的堅定維護。

當前，中國主流敘事強調二戰反法西斯、反軍國主義的核心性質。但不可否認的是，二戰同時也具有反殖民斗爭、爭取民族解放的性質。二戰的爆發，在根源上是由于一戰后帝國主義之間殖民體系矛盾再度激化。在亞洲，日本企圖以“大東亞共榮圈”替代西方殖民。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既是赤裸裸的主權侵犯，也是企圖建立新形式殖民統治。因此在戰爭性質上，抗日戰爭既是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之戰，同時也是民族解放之戰。中國人民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擺脫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廢除了與西方列強的不平等條約，實現了民族解放。

二戰期間，包括南亞在內的許多殖民地人民也參與了反法西斯戰爭，他們希望借此最終贏得民族獨立和解放。同時，西方殖民帝國在戰爭中的嚴重削弱，客觀上為全球非殖民化浪潮提供了歷史性機遇。中俄與印度之間關于二戰敘事差異的根源在于各自不同的歷史經歷和現實國家構建需求。出于應對當前安全威脅的需要，中國和俄羅斯更加強調二戰的反法西斯性質，而對反殖民主義的普遍性強調相對較少，而印度等南亞國家出于國家身份建構的需要，更加側重二戰的反殖民性質。

二、印度等南亞國家二戰史觀：

反殖民敘事與印巴分治

二戰時的英屬印度涵蓋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國，三國對二戰的記憶與解讀存在顯著差異。

（一）

印度社會的傳統認知

印度知識界的主流敘事強調英國殖民政府未經印度人民同意，強行在1939年將印度拖入戰爭。這被視為殖民壓迫的又一鐵證，極大激化了反英情緒。整體上，當時印度政治精英傾向于某種中立姿態，盡管人們普遍期望納粹德國戰敗。在這種曖昧立場下，各派勢力分歧明顯：首先，當時爭取印度獨立的國大黨內部三派鼎立：

1.甘地派：堅持“非暴力不合作”，反對參戰。

2.尼赫魯派：主張有條件與同盟國合作，條件是英國承諾印度完全獨立。1942年甘地發起“退出印度”運動，要求英國“立即退出印度”，遭英國殘酷鎮壓，使得反殖民仇恨進一步加深。

3.蘇巴斯·錢德拉·鮑斯派（激進派）：主張與德日軸心國合作反英。1943年，在日本支持下于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并組建約4.5萬人的“印度國民軍”（INA），在印緬前線與日軍并肩對英作戰。1945年日本投降后，鮑斯在試圖飛往蘇聯過程中于臺北松山機場遭遇墜機空難，不久死于臺北陸軍病院。其骨灰安葬于東京蓮光寺，尼赫魯、英迪拉·甘地、莫迪等印度政要均曾前往祭奠。印度社會對鮑斯與INA的評價兩極分化：部分人肯定其反殖民勇氣，批評者則譴責其與法西斯結盟的道德污點。

其次，真納領導的全印穆斯林聯盟在戰爭期間與英國進行了充分合作，這無疑增強了其在戰后要求建立獨立巴基斯坦的政治資本。

最后，部分土邦王公主張優先對日德作戰，戰后解決獨立問題。1942年2月12日，蔣介石接見的諾華勃·鮑普爾（Nowab Bhopoll）土邦王公認為印度國民必須先要對日、德侵略者作戰，暫時不必與英國人去爭政權，等到戰爭結束之后，再來討論交還政權的問題。②

印度為盟軍貢獻了約250萬士兵和大量物資，但戰后英國背棄了給予印度自治乃至獨立的模糊承諾，印度也未能像中國那樣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大國地位”。這種“貢獻被無視”的集體創傷感深刻烙印在印度歷史記憶中。同時，印度主流觀點認為，戰爭中穆斯林聯盟與英國合作強化了穆斯林的政治力量，成為最終導致印巴分治的關鍵催化劑之一。

這種復雜矛盾心態的極端體現，是印度法官拉德哈比諾德·帕爾（Radhabinod Pal）在東京審判中的表現。作為11名法官中唯一主張日本戰犯全部無罪者，帕爾認為日本的行為“只是模仿”了西方列強的殖民行徑，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在他眼中均為一丘之貉。他的觀點雖不否認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暴行，卻將軸心國的侵略與同盟國的殖民主義視為同一硬幣的兩面，深刻揭示了印度對二戰所抱持的模棱兩可，甚至批判同盟國的情感。帕爾的塑像被日本供奉在靖國神社游就館前，其象征意義不言而喻。

（二）

巴基斯坦社會的認知

巴基斯坦的知識界強調二戰對其獨立建國的決定性作用。他們認為，英國為換取印度穆斯林在戰爭中的支持，默許甚至扶持真納領導的穆斯林聯盟壯大。穆斯林士兵在英印軍隊中比例較高，其貢獻增強了穆斯林社群的政治話語權，為獨立的巴基斯坦的誕生奠定了基石。

（三）

孟加拉社會的認知

孟加拉知識界將1943年導致約400萬人死亡的孟加拉大饑荒，視為英國殖民當局戰時政策的直接惡果：為保障前線軍糧強制征收大米；優先運輸軍用物資導致救災延誤；英國政府未能有效賑濟。這一慘劇成為孟加拉反殖民主義敘事的核心歷史依據，但更深層的影響是饑荒所激發的強烈孟加拉民族意識，為其日后脫離巴基斯坦埋下伏筆。此外，吉大港等地作為盟軍后勤基地遭日軍轟炸也是孟加拉對于二戰的歷史記憶之一。

三、印度官方對二戰和中國抗日戰爭的立場演變：

從“戰略性回避”到“民族主義重構“

印度在爭取獨立期間及獨立后形成的復雜二戰史觀，直接影響其官方對二戰及中國抗日戰爭的具體立場與政策。這種立場并非一成不變，但總體上呈現出一種選擇性承認與戰略性回避的特征。直至印度教民族主義崛起，其二戰史觀被系統性重構為服務其國內印度教民族主義政治經濟社會議程及大國戰略的工具。

（一）

印度國大黨長期奉行選擇性承認與戰略性回避策略

在追求獨立期間的印度領導人的認知中，日本的地位常高于德國，部分源于1905年日俄戰爭后日本被部分印度精英視為“亞洲榜樣”。在抗日戰爭問題上，當時的印度知識界和政界主流——尤其是國大黨對中國的同情與支持是真實存在的，著名詩人泰戈爾強烈譴責日本侵華，親自交給陳嘉庚一封寫給蔣介石的信，保證印度將支持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當時蘇巴斯·錢德拉·鮑斯也寫了一封信，請陳嘉庚轉達國大黨在戰爭期間對中國的支持。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中國軍民的抵抗，對爭取獨立的印度產生巨大鼓舞。宋慶齡、朱德致信尼赫魯尋求支持，國大黨隨即組建和派遣以柯棣華為代表的援華醫療隊來華。1939年尼赫魯訪華，旨在考察中國抗戰經驗以為印度獨立運動尋找借鑒，并表達印度人民對中國抗戰的同情與支持，彰顯中印聯合爭取解放的意愿。蔣介石給予了高規格接待。

然而，甘地基于其嚴格的“非暴力”哲學，對中國武裝抗戰持保留態度。1940年戴季陶訪印時，甘地甚至語出驚人：“中國可以拿出2億人口，讓日本人肆意屠殺，日本必定潰敗。”④1942年蔣介石以盟軍中國戰區統帥身份訪印，試圖調解英印矛盾，爭取印度參戰。尼赫魯態度積極，并希望中國支持印度獨立，但蔣介石對甘地的消極回避態度深感失望。甘地雖然對中國抗戰表示同情，同時也表明不妨礙英國援助中國，但對于蔣提議中印兩國共同奮斗，以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礎卻置而不答，把蔣介石晾在一邊，自己紡起棉花來。⑤

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刻，印度人民給予了寶貴支持。1940年英國迫于日本壓力關閉滇緬公路后，中國失去外援通道，1941年國民政府籌劃修筑康印公路。1942年4月，中英簽訂《中印航空協定》，著名的“駝峰航線”開通，成為中國獲取外援的“生命線”。同年，中國遠征軍首次入緬作戰失利，部分部隊撤入印度，在蘭姆伽基地整訓，為第二次入緬作戰奠定基礎。眾多遠征軍烈士長眠于蘭姆伽公墓。

印度獨立后，印度政府在二戰及中國抗戰問題上長期奉行一種選擇性承認與戰略性回避的策略。2016年1月，新德里世界圖書博覽會舉辦《東方主戰場》發行儀式，印度GDB出版社社長高郵稱該書“幫助印度讀者了解中國抗戰歷史”，并承諾宣傳柯棣華等援華醫療隊事跡，促進印中友好。⑥但紀念柯棣華和中國抗戰從未上升為兩國國家級聯合行動。對于中國使領館到印度北阿坎德邦蘭姆伽祭拜中國抗日遠征軍烈士公墓的事情，⑦印度媒體也有報導，但該公墓在印度一直能見度較低，中印之間缺乏官方互動，并且印度官方擔心得罪臺灣當局。

這種態度揭示了作為后殖民國家的印度歷史敘事的復雜性：肯定中國戰場貢獻雖符合其主張的“多極化秩序觀”，但印方更迫切需要解構殖民史觀并服務當代大國訴求，確立自身在反殖民斗爭中的地位與貢獻。其知識界認識到中國戰場貢獻在西方敘事中被邊緣化，但印度自身也深陷“200萬印軍參戰卻無話語權”的集體創傷中，過度附和中方敘事，可能沖淡印度自身的“歷史訴求”。當然，從現實外交角度來說，發展對日、對臺經濟和戰略關系是其重要國家利益。

（二）

印度人民黨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史觀重塑

近二十余年，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的強勢崛起和印度人民黨（BJP）長期執政，印度的二戰史觀發生了顯著且刻意的重構。這一重構服務于其國內政治經濟社會議程與大國戰略，其核心是神化錢德拉·鮑斯并系統編造一套符合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史觀。

在印度人民黨的莫迪政府推動下，鮑斯在印度民眾心中的地位已超越甘地和尼赫魯，成為最受崇敬的“獨立英雄”。2014年后，莫迪政府大肆修改歷史教科書，將鮑斯塑造為反殖民象征。莫迪2019年在德里紅堡為鮑斯博物館揭幕，2021年將其生日確定為國家“英勇之日”（Parakram Diwas）,2022年又將其稱為“偉大的獨立英雄”并在印度門為其建立雕像。同時，將新德里印度門前的“國王大道”更名為“責任之路”（Kartavya Path），印度政府在更名儀式上表示，國王大道代表殖民時期國王的權力，是人民被奴役與壓迫的象征。⑧

印度人民黨（BJP）及其母體組織印度國民志愿服務團（RSS）的二戰史觀有三大核心支柱：

1.反殖民斗爭優先論：認為二戰本質是英國殖民統治的垂死掙扎，是印度獨立的必要之惡。印度參戰是被迫的奴隸義務，但戰爭最終削弱英國，為獨立創造契機。

2.實用主義合作論：BJP和RSS將鮑斯及其軍隊塑造為反殖民先鋒，刻意模糊鮑斯與德日法西斯合作的性質，回避其接受納粹資金、利用盟軍戰俘組建軍隊等細節，將合作純粹定性為反殖民策略。印度電影《被遺忘的軍隊》就是對這一情況的反映。莫迪稱贊鮑斯是“領導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對英國作戰的標志性自由戰士，對印度自由運動的貢獻無與倫比，是勇氣和毅力的化身”。⑨

3.印度中心論：莫迪政府將一切歷史解讀服務于當代印度全球大國訴求與印度教民族主義身份建構。一方面，強調二戰后“當戰勝國開會制定隨后的全球秩序時，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并未給予印度應有的認可。這一歷史不公在過去75年里一直未得到糾正，盡管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⑩另一方面，采取選擇性切割自身歷史的手段：回避RSS及其領袖薩瓦卡爾在二戰期間公開號召印度人參加英國陸海空三軍、支持英國參戰，并在印度東北部屠殺INA干部等等這些與其當前民族主義宣傳相矛盾的歷史。?

這套史觀服務于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核心邏輯，即反殖民斗爭的道義性絕對高于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基于國家利益的實用主義合作優先于意識形態認同。印度政府對中、美、日在二戰中角色的評價，均緊密圍繞這一邏輯展開。

首先，印度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態度最為復雜。一方面，印度承認中國戰場牽制日軍70%以上兵力，肯定滇緬公路及“駝峰航線”的戰略價值，贊揚印度援華醫療隊體現“印中共同抗敵”。但另一方面，又企圖對中國抗戰做工具化解讀，將中國抗戰精神類比為印度武力抗英，服務于其“強硬路線優于甘地非暴力”的國內宣傳。印度現政府對華二戰貢獻的承認，本質是為反殖民主義和貶低國大黨服務的。同時，印度又將中國視為歷史話語權的競爭者。印方認為，世界必須認識到印度所做的貢獻并糾正過去,“世界已經變了”，因此有必要“接受當代現實”。?印度擔憂中方敘事削弱印度反殖民史觀的“道德優勢”及其二戰敘事獨特性，警惕中國借二戰史提升亞洲領導力。?

其次，印度對日本采取模糊化日本道德責任、最大化日本戰略價值的策略。很多印度人認為，日本在印度獨立中發揮了重要催化作用，因為日本在東南亞訓練了35.3萬名士兵，正是這些士兵阻止了歐洲對亞洲的重新殖民化。?在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的70周年紀念日，印度議會以集體默哀一分鐘的方式向日本表示公開同情。印度總理也在當天發布推特：“我向所有在廣島喪生的人致敬。爆炸事件提醒我們戰爭的恐怖及其對人類的影響。”?莫迪政府大力推動印日戰略協作，借日“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推進“東進政策”，在安理會改革中相互支持，積極吸引日資。

最后，印度對美國持表面認可但深層懷疑的態度。印度精英普遍認可美國在太平洋戰場擊敗日本的決定性角色，但對于印度做出的貢獻和付出的犧牲常被西方敘事邊緣化耿耿于懷。印度長期批評對廣島、長崎的核轟炸，認為使用原子彈是過度使用武力。印度質疑美國“亞洲解放者”敘事，批判美國宣傳“解放亞洲”實為取代日本殖民體系，認為保留天皇制、未徹底清算軍國主義是為延續西方霸權。莫迪政府雖在印太戰略中聯美制華，但RSS指責美國民主虛偽，?并高度警惕“印度歷史記憶”被美西方國家操控。?

四、歷史觀照進現實：

印度二戰史觀與其秩序觀、價值觀、安全觀的關聯

印人黨及印度國民志愿服務團重塑的二戰史觀并非孤立存在，它深刻嵌入并服務于當代印度國家戰略的核心支柱——其獨特的秩序觀、價值觀與安全觀。這套史觀成為連接歷史記憶與現實政治的關鍵紐帶，成為印度國家戰略三位一體的精神內核。

（一）

秩序觀：追求“多極化”以彌補被“邊緣化”的創傷。

冷戰后，印度致力于“循序漸進地改變當前不合理的國際秩序”，核心訴求是建設“均衡的多極世界”，并將“多極亞洲”作為其基礎。對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執著追求，直接源于尼赫魯時代的大國夢想。這種秩序觀深受其二戰經歷影響：印度自視為二戰重要貢獻者卻被戰后秩序系統性邊緣化，因此強烈要求改變現狀，提升自身地位。二戰史觀中的“貢獻被無視”敘事，為這一訴求提供了歷史正當性支撐。

（二）

價值觀：從“多元世俗”到“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國族重構。

莫迪政府正推動印度從“多元社會”向基于“印度教特性”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宗教、一種語言”轉型。但這種激進的價值觀轉向與二戰史觀存在深刻矛盾。首先，鮑斯與納粹和軸心國合作的歷史，被印度教民族主義者重新詮釋為“反殖民正當性”的象征，以服務于當下的國族建構。其次，當前印度官方敘事極力淡化二戰中印度軍隊是多元社群共同參與，并且穆斯林士兵約占四成的事實，而將印度的二戰貢獻主要歸功于印度教徒群體，以服務于“印度教特性”等同于“印度特性”的單一敘事。

（三）

安全觀：對內鎮壓、對外擴張與殖民遺產的延續。

印度當前安全政策有兩大特征：對內采取強硬鎮壓與同化政策；對外奉行強勢邊境政策，不斷蠶食擴張，加強國防建設以彰顯“自強”，推出“大婆羅多”地圖強化印度教民族主義。西方學界有觀點將印度教民族主義比作“當代納粹”，指其對內壓迫穆斯林，對外具有擴張性。克什米爾問題本質是英國“分而治之”殖民政策的遺產，但印人黨的對策是高壓與同化。對外，印度繼承了英印時期的擴張主義思維與領土訴求，其安全觀帶有濃重的殖民帝國戰略遺產的色彩。當然，強化國防與邊境強硬政策，反過來又鞏固了其印度教民族主義價值觀和國內支持。

五、中國的戰略應對：

構建亞洲二戰敘事共同體

面對印度等周邊國家錯綜復雜且充滿利己色彩的二戰史觀，中國如何有效引領亞洲形成更為客觀、全面且符合歷史正義的二戰共識，絕非易事，但卻關乎地區穩定與歷史正義，中國需展現戰略智慧。

（一）

超越二元對立，構建包容性敘事框架。

中國引領二戰史觀重塑，本質是提供一套替代美日敘事的國際公共產品，但核心挑戰在于難以根本改變周邊國家基于自身歷史經歷形成的認知。戰略上在道義層面，中國應高舉反法西斯與反殖民主義的雙重正義旗幟，超越西方“民主VS專制”的意識形態二元論陷阱，承認二戰反殖民主義的全球意義，將中國抗戰明確定位為全球反殖民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認南亞反殖民訴求的正當性，尋求與南亞國家的最大歷史公約數；在實踐層面，應通過檔案共享、合作研究、藝術共情、青年交流等柔性方式，使共同的歷史記憶成為促進亞洲融合的紐帶，將中國抗戰的貢獻有機融入“亞洲覺醒與復興”的集體記憶之中，避免陷入孤立的“中國戰場”敘事，在美日圍堵下，開辟“民心相通”的第二戰場。

（二）

夯實國內基礎，創新敘事傳播體系。

構建一套統一、系統、兼具反法西斯與反殖民維度的國內敘事體系至關重要。它應清晰闡明中國抗戰既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的戰爭，也是爭取民族解放的反殖民戰爭，是全民族的偉大衛國戰爭。在此方面，首先，需要利用技術賦能創新傳播機制，運用新媒體、短視頻、游戲等Z世代喜聞樂見的形式，吸引青年參與歷史記憶的重構與傳播。其次，需要推動國際傳播，加強與國外媒體、影視公司合作，制作高質量影視作品，向西方大眾輸出基于中國視角的抗戰史觀，打破西方話語壟斷。

（三）

捍衛法理秩序，深化戰略協作，明確原則立場。

在推動聯合國必要改革、爭取發展中國家支持的同時，必須旗幟鮮明地捍衛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以二戰勝利成果為基礎的國際法理秩序。這包括堅決維護《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確立的戰后安排，反對任何美化殖民侵略、軍國主義的謬論，特別要依據《聯合國憲章》第107條“敵國條款”的精神，警惕法西斯殘余勢力復活。為此，必須深化中俄戰略協作，繼續深化與俄羅斯在維護二戰史觀、反法西斯問題上的戰略協作，共同對沖西方話語霸權。同時，應明確反對錯誤史觀，對印度美化鮑斯及其印度國民軍與法西斯合作的歷史，應基于史實和人類良知，進行有理有據的批駁和堅決反對。在涉及歷史正義的原則問題上，不能模糊妥協。

六、結語

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度的二戰史觀，是其后殖民國家身份構建、當代大國訴求與國內政治經濟社會議程交織作用的產物，具有鮮明的反殖民優先、實用主義合作和印度中心論色彩。中國需深刻理解其復雜性根源，以高度的歷史自信和戰略定力，運用理論創造力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反法西斯主義-反殖民主義雙重敘事框架；加強柔性傳播力，深化區域人文紐帶，通過共情敘事消解“中國威脅論”；發揮秩序守護力，在捍衛戰后國際法理秩序與包容新興訴求間保持平衡，在亞洲二戰史觀重塑中發揮負責任大國的引領作用。唯有如此，亞洲方能避免陷入“歷史認知冷戰”，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集體記憶的基石。

滑動查看注釋：

①王文、魯東紅、韓家修：《糾偏西方“二戰史觀”，重塑中國“二戰地位”》，載《理論建設》期刊2025年第1期，第1-10頁。

②⑤段瑞聰：《1942年蔣介石訪問印度之分析》，載《民國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5-145頁。

③“India Sympathizes with China During WWII,”　China Daily, September 16, 2005,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international/142454.htm.

④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三），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1年，第779頁。

⑥“《東方主戰場》全球發行儀式在新德里舉行”，新華社，2016年1月12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12/c_1117752754.htm。

⑦“駐加爾各答領事人員為中國抗日遠征軍烈士清明掃墓”，中國僑網，2018年04月02日，https://www.chinaqw.com/hqhr/2018/04-02/184405.shtml。

⑧“‘去殖民化’，莫迪主持給‘國王大道’改名”，上觀新聞，2022-09-10，https://www.shobserver.com/wx/detail.do?id=526811。

⑨Press Trust of India, “PM Modi Pays Tributes To Subhas Chandra Bose On Parakram Diwas,” Jan 23, 2025,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subhas-chandra-bose-birth-anniversary-prime-minister-narendra-modi-pays-tributes-to-subhas-chandra-bose-on-parakram-diwas-7537989.

⑩? Nayanima Basu, “World must realise India’s contribution to WWII, rectify the past: Jaishankar at RIC meet,” 23 June, 2020, https://theprint.in/diplomacy/world-must-realise-indias-contribution-to-wwii-rectify-the-past-jaishankar-at-ric-meet/447245/.

?Shamsul Islam, “Revisiting The Back-Stabbing of Netaji Subhas Chandra Bose by Hindutva Gang on his 128th Birth Anniversary,” 24/01/2025, https://countercurrents.org/2025/01/revisiting-the-back-stabbing-of-netaji-subhas-chandra-bose-by-hindutva-gang-on-his-128th-birth-anniversary/.

?Shanker Arnimesh, “Expansionist monster’ China needs to be exposed like Nazis were during World War II: RSS,” 26 June, 2020, https://theprint.in/politics/expansionist-monster-china-needs-to-be-exposed-like-nazis-were-during-world-war-ii-rss/449187/.

?Rakesh Krishnan,” Not Gandhi but Japan Kicked out Britain from India,” 15-08-2015,https://indiafacts.org/not-gandhi-but-japan-kicked-out-britain-from-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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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宗義，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轉載自“中國評論通訊社”2025年12月7日文章，原標題為《 劉宗義：如何看待印度的二戰史觀？》， 全文刊載于《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11月號，總第335期。

本期編輯：宋可馨

本期審核：朱依林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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