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碗里的肉,硬生生變成了老師口袋里的津貼?”12月下旬,河南周口淮陽人民中學食堂承包商馬蕤的一則實名舉報,在教育界掀起軒然大波。
舉報直指校方兩年內違規抽取學生餐費330余萬元,而校方一句“用于發放教師津貼”的回應,不僅沒平息爭議,反而讓輿論怒火更盛。隨著微信聊天記錄、銀行流水等關鍵證據的曝光,這起看似簡單的“管理費”糾紛,逐漸揭開了教育系統“微腐敗”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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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鏈全梳理:5次現金交接,細節觸目驚心
馬蕤的舉報并非空穴來風,她手中的銀行流水和微信聊天記錄,構成了一條完整的證據鏈,清晰還原了330余萬元現金的流轉軌跡。時間回溯到2021年9月,馬蕤的德馨餐飲公司與淮陽中學簽訂食堂承包合同,約定每年繳納營業額4.5%的管理費,承包期限為3年。起初雙方履約正常,但2022年9月開學后,校方突然變卦,強硬要求將管理費提升至15%,威脅“不愿意交,就走人”。
由于前期投入巨大,馬蕤只能被迫接受。據她提供的材料顯示,此后校方改變了繳費方式——由后勤主任石某先將核算后的全部餐費轉賬給她,再要求她取現返還15%的“管理費”。從聊天記錄和銀行流水可查實,2022年9月至2024年7月間,至少發生了5次大額現金交接:
第一次交接發生在2022年12月,地點位于淮陽人民中學后勤辦公室。馬蕤從銀行取現約48萬元,當面交給石某,石某未出具任何收據,僅在微信上回復“收到”;
第二次在2023年3月,同樣在后勤辦公室,馬蕤取現52萬元交付石某,此次石某提供了一份手寫的“費用核對單”,但無學校公章;
第三次是2023年5月,石某通過微信將一份打印的餐費核算單拍照發給馬蕤,明確要求“明天就取我用紅筆畫著的那個數”。
核算單顯示,當年4月七八年級2300余名學生24天餐費共計112萬余元,紅筆圈出的應返金額為673663.9元。此次交接地點選在了學校附近的一家工商銀行網點,石某帶了一名陌生男子,馬蕤取現后未直接經手,而是在柜臺將錢款轉入該男子個人賬戶;第四次和第五次分別在2023年10月和2024年6月,均采用“銀行柜臺直接轉陌生賬戶”的模式,金額分別為75萬元和88萬余元,兩次的收款人為同一人,石某僅告知馬蕤“這是領導安排的賬戶”。
馬蕤透露,之所以能精準統計金額,是因為每次取現后都會保留銀行回執,且與石某的微信聊天記錄從未刪除。“他們要求現金或轉私人賬戶,就是想避開監管,這筆錢到底是不是全發了津貼,誰也說不清楚。”
政策紅線與校方說辭的致命矛盾:“教師津貼”說法站不住腳
面對舉報,淮陽中學現任黨委書記徐良承認收取15%抽成屬于違規,但辯稱“這筆錢被用于發放老師津貼”。然而,這一說法與國家相關政策嚴重相悖,漏洞百出。
首先,教育部明確劃定紅線。2022年7月,財政部、教育部聯合印發的《中小學校財務制度》明確要求,中小學校食堂應當堅持公益性和非營利性原則;2024年11月教育部發布的《中小學校園食品安全和膳食經費管理工作指引》更是細化規定,嚴禁在食堂經費中列支教職工獎金福利、津補貼等非食堂經營服務支出,收取的伙食費應全部用于供餐成本開支,嚴禁截留、擠占、挪用。淮陽中學將學生餐費抽成用于教師津貼,本質上是侵占學生利益,直接觸碰政策高壓線。
其次,資金流向存在明顯疑點。按照校方說法,330余萬元用于發放教師津貼,但該校初中部教職工總數不足200人,按兩年24個月計算,人均每月可獲津貼約6875元,這一金額遠超當地教師正常津貼標準,且未納入學校公開的財務賬目。更關鍵的是,校方選擇“現金交付”“轉私人賬戶”的方式處理資金,完全不符合《中小學校財務制度》中“食堂財務管理需獨立核算、實行集中記賬”的要求,明顯是刻意規避審計監管。
值得注意的是,校方的說法還存在自相矛盾。徐良曾稱,2022年9月后因教育部文件要求,學校已取消“管理費”,不再收取任何費用,但事實上卻以更高比例的“返點”形式變相收費,這種“明停暗收”的操作,進一步印證了其違規行為的主觀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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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專家解讀:現金交易背后的多重財務風險
對于此次事件中頻繁出現的“現金交接”“私人賬戶收款”等行為,資深審計師王建軍(化名)給出了專業解讀。他表示,這類操作存在三大致命風險,本質上是為“小金庫”運作鋪路。
“第一是資金監管失控風險。”王建軍指出,現金交易脫離了學校對公賬戶的監管體系,無法通過銀行流水、財務憑證追溯資金最終流向,所謂“用于教師津貼”完全是校方單方面說辭,缺乏第三方憑證佐證,不排除部分資金被個別領導截留、挪用的可能。
第二是稅務與合規風險。企業大額取現需向銀行說明用途,馬蕤的餐飲公司為配合校方需求,可能存在虛假申報取現用途的情況,涉嫌違反《現金管理暫行條例》;而學校將違規資金用于津貼發放,未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還涉嫌稅務違規。
第三是廉政風險。私人賬戶收款模式為權力尋租提供了便利,陌生男子的身份、與校方領導的關系、資金到賬后的具體用途,都需要聯合調查組深入核查,不排除存在利益輸送的可能。
王建軍強調,教育部之所以反復強調食堂財務要“公開透明、獨立核算”,就是因為校園食堂資金是廉政風險高發區。“正常的管理費收取應通過對公賬戶轉賬,出具正規票據,納入學校財務統一監管。淮陽中學的操作完全是‘暗箱操作’,這也是教育系統食堂審計的重點核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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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亂象反思:承包制下的監管漏洞何時補?
淮陽中學的案例并非個例,而是校園食堂承包制下諸多亂象的縮影。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全國多地均曝光過學校違規抽取食堂返點的案例:有的學校以“場地占用費”名義抽成,有的要求承包商“贊助”學校活動,本質上都是變相侵占學生餐費。
封閉式學校的監管缺失問題尤為突出。淮陽人民中學采用全封閉式管理,在校生約3000人,家長無法實時了解孩子的就餐情況,學校在餐費定價、成本核算上擁有絕對話語權。馬蕤透露,該校按每人每天20元收取餐費,卻要求承包商嚴格控制成本,“抽成15%后,食材成本被壓縮,只能在菜品質量上妥協,我們也是敢怒不敢言”。
為何這類亂象屢禁不止?核心原因在于三重監管缺位。一是校內監管失效,學校黨組織領導的校長負責制未落到實處,食堂財務管理崗位權責不清,缺乏內部稽核機制;二是校外監管滯后,教育、市場監管等部門的日常檢查多流于形式,對承包合同執行情況、資金流向的核查不夠深入;三是社會監督渠道不暢,家長和學生缺乏有效的反饋途徑,承包商因擔心失去承包權而選擇沉默,直到矛盾激化才“魚死網破”式舉報。
目前,淮陽區委區政府已責成區紀委監委、區教體局組成聯合調查組介入調查,承諾盡快查清事實并依規處理。但公眾更關心的是,此次事件能否成為整治校園食堂亂象的契機。正如網友所言:“孩子的飯碗是底線,教育的凈土容不得半點腐敗。”
330萬學生餐費的最終流向,還有待聯合調查組給出明確答案。我們期待真相水落石出,相關責任人得到嚴肅追責,更希望各地學校能以此為戒,徹底堵塞監管漏洞,讓學生餐費真正用在學生身上,守護好校園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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