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發奎回憶淞滬與南京抗戰：各種因素導致我們屢戰屢敗

在1938年3月舉行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何應欽承認在淞滬會戰中犯錯，但他不敢批評最高統帥部，他只是承認撤退時過于混亂。【何應欽在臺灣不敢說真話。除了此刻正在北京的張治中，沒有人敢泄露真相。】

何應欽

相對來講，在淞滬會戰中，成功地保衛浦東是我最滿意的經歷。首先，在三個月的戰斗中，敵人從來沒有能夠在浦東上岸；其次，我妥善運用了炮兵部隊。我從未造訪上海的外國租界，雖然去那兒很方便。我也沒有讓我太太去過南市。

在淞滬會戰中，我從一開始打到結尾，同時張治中、陳誠、薛岳順利地指揮著左翼軍。此外，我一身擔任右翼軍、中央軍、第八第九集團軍等四個總司令的職務。然而，我甚至沒有見到我的名字出現在何應欽所著《八年抗戰之中國》一書的淞滬會戰章節中。

我在杭州停留幾天后，蔣先生要我去南京。我把杭州交給劉建緒，可是我的司令部留在那個城市。到南京后，我碰到汪精衛。他邀我出席他的家宴，還有其他賓客。他沒有表現出悲觀情緒，也沒有把書籍用品搬到戶外。

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充滿了信心，他認為他能守住南京，我也是這樣看法。我們中國軍人信奉以下教諭：“不成功，便成仁。”唐生智要我做他的副司令長官，我說：“好！”為什么？因為擔任副司令長官所負的責任比較輕。

我覲見蔣先生，告訴他我同唐生智的談話內容。他說：“不，回到前線去。我已經決定任命羅卓英為南京衛戍副司令長官。我希望你去指揮幾支桂系部隊，你指揮他們比較合適。”蔣先生考慮到我過去跟桂系的淵源。他要我去江蘇宜興指揮桂系第八十四軍夏威與第七軍廖磊的部隊。

第八集團軍總部遷到宜興。最高統帥部命令我占領敵軍沿著京滬鐵路向南京進攻部隊的側翼陣地，其他敵軍則沿著京杭公路依傍長江向南京進發。

我到達宜興時，敵軍已逼近廣德與常州。12月2日，江陰陷落。我已無能為力。

那時是否有蘇聯飛機與飛行員協助中國空軍我不清楚，我沒見過蘇聯飛機。

南京是由上海的潰軍防守的。想一想，它要耗多少天才能從上海跑到南京呀！我部下的勇士們認為：為什么跑這么快？敵軍來犯，我們應該隨時抵抗！別人跑得更快。我軍剛到南京，敵軍已踏上我們的門檻。潰兵既混亂又無組織，沒有時間去重新組織與整頓，所以南京是沒法防守的。設若我們有一支勁旅駐扎在南京，敵軍不會這么快就攻占南京，這座龍盤虎踞的城市至少可以守一個月。

敵軍逼近時，城門緊閉，唐生智悄悄溜到長江對岸的浦口去了。為此他受到懲罰——以后他就一直走下坡路了。羅卓英跟著唐偷跑，但他未受處分，因為他只是副司令長官。12月12 日至13日，南京棄守。

鄧龍光剛到南京，他沒有時間重新整理粵軍，只好帶了幾名親隨突圍。如果我奉命防守南京，我也會試圖突圍。

然而，我的部下，多數不能突破敵人重圍，轉移傷兵更是不可能的了。我接到撤往浙江于潛的命令。在途中，我遇見一家難民，帶著小孩，我問他們往哪兒逃。他們告訴我，他們是松江人氏，他們不知道往哪里跑，只是緊跟著部隊。我說，你們是平民，可以留下的，未必有什么危險。他們回答：“我們不愿做亡國奴！”面對人民的愛國情懷，我深受感動。

1939年12月20日，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到達浙江金華后，召集會議考查戰績。與會者有駐防浙皖邊界的高級軍官。會議決定撤銷第八集團軍編制，著我將部隊移交給黃紹竑。

我認為這是一種懲罰，雖然沒有明文提及。這是我首次遭遇這類的事，我猜忖他們不想要我，也許有人認為我已不適宜擔任總司令。也可能是基于以下事實：白崇禧到了金華，而我指揮的部隊竟是桂軍。黃紹竑原是廣西人。因此，我移交了軍級單位，便同總部參謀人員及集團軍一起退往后方的江山。

戰地服務隊在江山重新建立。我們撤出上海后，錢亦石去世了，他的隊員們把他秘密下葬后，一個個逃出敵占的上海，許多人打扮成難民或苦力。

我任命余海湛為戰地服務隊隊長，他是陳公博的親信、陳的北大同學。是否我故意遴選非中共黨員負責該隊呢？是的。自從我的集團軍司令部被解散后，我將部隊移交給其他人。

1938年1月6日，我們抵達江西貴溪執行解散我的司令部之工作。在貴溪后方軍醫院發生了傷兵事件。在那里傷兵確實給當地民眾制造了麻煩，那時軍紀松弛了。我有權處決五名肇事傷兵。在那個地區，我是最高長官，不需要向上級請示；如果需要，我可以下令處決嚴重違犯軍法者。

1月9日，我去武漢路過南昌。我向薛岳羅卓英推薦我的第八集團軍司令部被編遣的參謀們。誠然，那些參謀都希望我舉薦，但并非每個人都愿意侍候薛岳與羅卓英，當時我國的人事制度未踏上正軌。薛岳說：“好！讓他們來吧！”我計劃把集團軍移交給薛岳。

我從南昌去長沙，然后赴武漢。1月11日，我到達武漢就拜訪陳誠，向他報告撤銷第八集團軍司令部的事項。當夜，我見到了汪精衛。我告訴他有關我在淞滬會戰期間的見聞以及隨后發生的事，他沒講任何悲觀的話。

我每天都見到陳公博，他住在黃獻臣的家里，這段時期我每天都去那兒。

到了武漢，才了解陶德曼的調停意圖，他的使命成了人們的話題，變成公開的秘密。由于我反對和談，我擔憂政府可能接受和談條款，許多民眾不愿意對日妥協。由于南京慘敗的陰影，許多高級將領動搖不定，但我相信蔣先生是堅定不移的。早在廬山談話會上，我就發現他對抗戰前途持堅定、樂觀態度。

1月19日，我覲見蔣先生。他要我再度統率第八集團軍。我說我不想重為馮婦，但最后不得不服從命令，但蔣批準我請假兩周。我下令，在返回故鄉彩嶺村時，我要求司令部成員與集團軍官兵在貴溪聽候命令。自1923年以來我沒有回過家鄉，這是我探望親屬的一個好機會。

2月5日，在接到蔣先生急電催我馬上接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后，我離開彩嶺村去武漢。政府要我去打日本鬼子，我很高興，這種心情同打內戰時截然不同。我感到樂觀。這是一種奇特的現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們中華民族擁有一股無形的力量。我敢斷言，在軍人中間，不存在沮喪情緒，人人都很樂觀，人人都希望繼續抵抗，大家都確實感到樂觀。考慮到淞滬會戰與南京保衛戰的失利，我們的戰略目標是以空間換取時間。一旦敵軍泥足深陷，它們會投降或逃走的。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感受，我的觀點代表了絕大多數軍人的觀點。從小我們便受到愛國教育——投降是可恥的。我們必須繼續戰斗。

倘若沒有樂觀精神，就沒法繼續戰斗。正如常言所說，世上有兩種軍人，一種是屢戰屢敗，另一種屢敗屢戰。我們屬于后者。這是專指軍官而言，士兵的平均教育程度是那么低，我們不能指望他們具備遠見卓識。

2月14日，我在武漢謁見蔣先生，討論有關第八集團軍事務。3月3日，我去長沙重新組建第八集團軍總司令部。我下令司令部與集團軍移駐江西萍鄉進行重組與訓練工作。

3月29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會議在武昌揭幕，我25日抵達武漢。在臨全會之前我會晤了汪精衛，國民黨左派人士情緒低落。我們都已知道蔣先生將會在臨全會上當選國民黨總裁。【我們都知道CC系掌控了黨的選舉，二陳兄弟擁有極大權力。】

我們所期待的事終于成為現實，蔣先生當選中國國民黨總裁后，他陪同汪精衛走上講臺說，設立副總裁職位是個好主意，而汪先生是此職位的最佳人選。如果副總裁由黨代表選舉產生，汪精衛可能選不上。【誰會當選？陳果夫。蔣先生知道CC系的實力，這才指定汪出任副總裁。】

【汪精衛熱淚盈眶。】國民黨左派很不高興。【他們流淚，我也哭了。我感到，站在國民黨的立場，汪精衛應該當選總裁，而不是蔣先生。依據國民黨的歷史，汪精衛比蔣先生資格老得多。蔣先生無權獨攬黨政軍大權。他在政治上否定了汪精衛，沒有提及軍權，同樣不賦予汪精衛黨權，太過分了！】

【臨全會決議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目的是加強蔣先生對國民黨的控制，抵消陳氏兄弟——他倆已掌握了黨權。所有這些都引起了黨爭。】

黃琪翔、郭沫若、葉挺、陳銘樞和我并肩拍了張照。1927年，郭沫若任過我統率的第二方面軍黨代表，其余人都是第四軍的。周恩來稱我們為“五虎將”。那天他到場了，但沒有同我們合影。

1938年3月秒攝于漢口的“五虎將”。左起：黃琪翔、陳銘樞、郭沫若、張發奎、葉挺。

4月12日，我回到萍鄉。5月13日，我的司令部進駐河南鄭州準備作戰。在去鄭州途中，我到了漢口。5月17日，我一到漢口，蔣先生就命令我暫時停留武漢候命。那時歐震的第四軍與其他單位歸我指揮。離開第四軍時，我曾決心擺脫它。可是，第四軍官兵仍然尊敬我。第四軍駐武漢的后方辦事處人員同我商量有關李朗如是否需要出售第四軍在香港的房產，將所得款項匯來武漢協助傷兵治療的事。第四軍在淞滬會戰時隸屬于薛岳的第十九集團軍，傷亡慘重。我想，這么做是正確的，于是派馮次淇持薛岳與我簽署的信件告訴李朗如出售該屋。李朗如拒絕了，說買房的錢是唐生智的。

6月6日，接到蔣先生命令，保衛大武漢的計劃已經擬就，我被任命為第二兵團總司令兼第八集團軍總司令，薛岳任第一兵團總司令，孫連仲率第三兵團。我們都隸屬于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副總司令是羅卓英。第九集團軍與第七十軍隸屬于我，前者由吳奇偉統率，其基本隊伍由第四軍軍長歐震指揮。我在第八集團軍總部實施指揮。

那時官兵們的素質比起淞滬會戰時要差一些，士兵未受過良好的訓練。士氣有所低落，但一切都還正常。就如我常常說的，軍隊的士氣與人民的支持是戰爭的兩個最重要的因素，是不可分離的。

在武漢時期的軍隊裝備，總的說來，數量與質量方面同淞滬會戰時期相似，醫藥與通訊供應就不大充足了。我們的裝備遠遠比不上敵軍，雖然我軍人數眾多，但我們無法取勝。我知道，打敗仗是不可避免的。

我要求陳誠介紹合適人選接替朱暉日擔任我的參謀長。我希望我的參謀長在中央人脈良好且能上達天聽。陳誠推薦他的保定軍校同學、河北籍的陳寶倉，他侍奉陳誠多年，陳誠對他十分器重。我想既然是陳誠的親信，陳寶倉對我可以有所幫助。朱暉日便調任粵漢鐵路衛戍司令。

在軍委會設立陳誠主掌的政治部后，第二兵團也設立了政治處。周恩來出任陳誠的副手，郭沫若掌握政治部第三處。在這一時期，陳誠與郭沫若成了好朋友，他倆常常來我的司令部。

第二兵團政治處的功能是武裝軍隊的頭腦，負責軍隊內部的政訓以及促進軍民合作。政治處的經費由軍委會政治部提供。政治處的人事由軍委會政治部任命。我推薦福建人鄭震宇任政治處主任。我認識他時，他還在倫敦大學念書。他從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后，由陳氏兄弟保送去英國留學，但他對陳氏兄弟心懷不滿。由于我同陳誠的交情，中樞接受了我的推薦，任命他為政治處主任。中央還派遣黃埔畢業生吳呂熙擔任政治處副主任，政治處的人員包括文官與軍官兩種。文官人數較多。政治處絕大多數軍官是黃埔畢業生。

戰地服務隊劃歸政治處管理，其工作性質與人事沒有改變。唯一的變化是，服務隊不再直接由我指揮。軍需物資的運輸由第二兵團經理部主任蕭文負責，其執行官是周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