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旗袍捐贈人貝洽：母親的衣櫥跨越世紀風華

“摩登華影：海派旗袍與百年時尚”特展近日在上海博物館開幕。展出的部分核心展品精選自民國時期知名銀行家貝祖詒（建筑大師貝聿銘的父親）之女貝洽女士的捐贈。2021年，貝洽女士將其母親蔣士云（貝聿銘的繼母）274件/套旗袍服飾無償捐贈給上博。

“母親的衣櫥就像一座流動的博物館，每一件衣裳都訴說著她跨越世紀的風華。”從成長于蘇州和北京的閨秀到上海名媛，再到紐約名流，女兒貝洽口中講述的蔣士云與旗袍的故事，遠超時尚范疇本身，代表了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的縮影。

視頻：貝洽憶母親蔣士云與旗袍的故事。(03:32)

“這是一件她非常喜愛的旗袍，每逢重要的生日或是舞會，她都會穿著這件衣服。我記得她八十多歲穿著這條裙子跳舞的樣子，她那時身材依舊很好，腰線依然清晰。”

圖為蔣士云女士最喜歡的旗袍 黑喬其紗地閃片繡幾何花卉紋旗袍 20世紀60-70年代 上海博物館藏 2021年貝洽女士捐贈

“我還可以給你們看她九十歲生日時穿的旗袍，那也是一場生日舞會，她穿的是這件綠色的旗袍，當時舞會的主題是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她和朋友們都精心打扮……”

展覽現場 圖為蔣士云女士90歲生日時所穿旗袍

在上海博物館“摩登華影：海派旗袍與百年時尚”展廳內，上海博物館捐贈人、 “上海博物館美國之友”基金會主席貝洽女士在一套綠色的旗袍套裝前駐足，講述母親穿著旗袍時的場景仿佛歷歷在目，搭配什么樣款式的鞋和飾品，呈現何種身姿。

圖為貝洽女士在展廳講述母親與旗袍往事

眼前的貝洽女士也有著名門之后的優雅儀態與氣質，身著一款棕綠色旗袍風格上裝，由彼時的迪奧設計師約翰·加里亞諾（John Galliano）所設計，呼應展廳內以及同一時期設計師以東方美學為靈感所設計的多款帶有中國元素的旗袍風格服飾。

“這是唯一一個時期我買了中國旗袍風格的服飾。”貝洽坦言，母親對于旗袍的執著態度未能影響到她，“我在西方長大，覺得它過于束縛”，“連頸部的線條都要保持克制”。然而她明白母親一輩子穿著旗袍的堅持，“旗袍承載著一種文化傳承，即便她移居美國，仍然穿旗袍，把它視作中國的象征。”

貝洽1945年出生于美國紐約，父親貝祖詒（1893-1982）出身著名的蘇州貝氏家族，曾任中央銀行總裁，其母蔣士云（1912-2016）為20世紀20年代末中華民國駐羅馬與巴黎大使館代辦蔣履福之女。1930年代，蔣士云與貝祖詒成婚，隨貝祖詒在上海生活，40年代舉家移居美國。“母親一生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環境中成長和生活，對于中國傳統和世界設計有著將近百年的閱歷，具備了獨到的眼光和時尚品味。”貝洽說。

蔣士云（左）與貝洽

2021年，她將母親收藏的旗袍服飾無償捐贈給上博。2025年12月22日，在上海博物館開幕的“摩登華影：海派旗袍與百年時尚”特展，展出的部分核心展品即精選自貝洽女士的捐贈。展覽開幕當日，上海博物館為貝洽女士舉辦了捐贈儀式。

“即便年過百歲，她依然保持衣著得體、儀態端莊，始終追求精致與舒適的統一。我們將她的服飾等遺物無償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希望她對于百年時尚的獨到感悟與對中西融合服飾設計的深刻理解能隨藏品入藏博物館而得以長久地存世。”貝洽說。

對話｜上海博物館捐贈人貝洽

讓旗袍回歸發源的城市

澎湃新聞：為何選擇將你母親的這批旗袍服飾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貝洽：我認為旗袍起源于上海。當我發現母親留下了如此多的旗袍時，將它們歸還給這座旗袍發源的城市，顯得格外恰當。

展覽現場

她擁有數量驚人的旗袍——我一共捐贈了288件（274件/組）。她活到104歲，從不丟棄任何東西，所有旗袍都被她仔細地收存在一個個箱子里。她去世后，我整理她的衣櫥，看到了近些年定制的旗袍；隨后又到了她公寓的地下室，發現了更多裝滿旗袍的箱子，那些都是多年前的舊作，她只是將它們一件件打包，靜靜地放進行李箱中保存起來。

澎湃新聞：您母親與旗袍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這些旗袍是否與母親人生中的重要節點有關？

貝洽：她18歲時與我父親結婚，隨后來到上海生活。那時候，中西合璧的社交聚會十分頻繁，她在上海家中有一位住家的裁縫楊師傅，幾乎每天都會為她量身制作一件新衣，好讓她穿著出席各類晚宴和活動。

蔣士云與貝祖詒

而后她移居美國，卻幾乎沒有把這些旗袍帶走——即便帶了，也只是極少數，因為她始終以為自己還會回到中國，然而這一走，終究未能成行。

從20世紀50年代起，她定居紐約，往返香港。期間意外重逢了當年住在家中的那位裁縫。楊師傅已從上海移居香港，專為當地女士制作旗袍。于是，他們重新建立起合作關系，繼續為她量身定制旗袍。

黑白渦旋紋提花絨旗袍套裝 20世紀60年代 上海博物館藏 2021年貝洽女士捐贈

她在紐約從未請過裁縫。通常的做法是托朋友把面料帶到香港制成旗袍，或者在夏天我們回香港時，楊師傅會上門重新量體，再為她制作旗袍。因此，如今展出的許多20世紀50、60年代的旗袍，正是出自這位最早在家中為她制衣的上海裁縫之手，延續了最初的工藝與風格。

“不要讓衣服穿你，而是你要駕馭衣服”

澎湃新聞：印象中你的母親會在什么場合穿著旗袍，給你留下什么印象？母親對旗袍的態度有否影響到你？

貝洽：我從小看到的母親，始終穿著旗袍，她從不穿西式服裝，一直如此。在我看來，這也是她們能夠保持身材苗條的原因之一——如果吃得多了，就穿不進旗袍了。西方服裝則不同，吃多了穿件寬松的運動衫也無妨；而旗袍貼身合體，只要稍微放縱飲食，身形的變化立刻就會顯現出來。

圖為蔣士云女士身穿旗袍并佩戴首飾的留影

她總會為婚禮或重要宴會定制做工格外精致、華美的旗袍。她對穿衣有一種近乎執著的態度，也有自己鐘愛的款式。她常說的一句話是：“不要讓衣服穿你，而是你要駕馭衣服。”這正是她始終堅持的一種穿衣哲學。

澎湃新聞：她遺留的這批旗袍在款式或風格上有哪些鮮明特征？這些旗袍是否反映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審美取向？

貝洽：我看到其中一些面料時，立刻想起特定的時期，大約是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時的面料經過特殊處理，花紋看起來像被水洗過一樣，花朵的輪廓略顯模糊，卻非常柔和。我可以在展覽中指給你們看。

黑白縱條紅玫瑰紋印經緞旗袍 20世紀50年代晚期 上海博物館藏 2021年貝洽女士捐贈

那正是我們在香港生活和往返的年代，我們會在香港選購面料，然后用同樣的布料制作配套的鞋子和手袋。雖然這些配飾如今大多已經不在了，但當時旗袍常常配有同款鞋子和包袋，是完整的一整套造型。

有少數較早的旗袍可能來自上海。正如我之前提到的，1949年她離開時以為自己還會回來，因此只帶走了幾件。你可以看到那些旗袍的腰身非常纖細。

20 世紀70 年代 上海博物館藏 2021年貝洽女士捐贈

到了20世紀70、80年代，她有時會用同樣的面料搭配制作外套；也曾一度受到越南服飾的影響，做過開衩較高、內搭長褲、類似越南傳統服裝的款式。這樣的嘗試并不算多，大多數時候她仍然堅持傳統的旗袍形式，但會通過面料的選擇來體現個人風格。因此，她總是熱衷于選購布料，尤其是在我們去歐洲旅行時，她一定會拉著我逛各類布料店，尋找新的靈感。

在她104歲的人生，直到她最后十年或者十五年左右，她逐漸更注重穿著的舒適性，有時她只穿旗袍式的上裝，而不再穿完整的長款旗袍。因為一旦穿旗袍，意味著那是一種極其自律的生活方式，連頸部的線條都需要保持克制。也正因如此，我一直不太喜歡穿旗袍——我是在西方長大的，覺得它過于束縛；但如今我逐漸明白，她們當初為何會如此堅持。

旗袍承載著文化傳承

澎湃新聞：那么在你看來，她當初為何會如此堅持，近乎一生都穿著旗袍？

貝洽：我認為旗袍是她表達創造力的一種出口，因為她不是畫家，也沒有從事職業工作。于是，旗袍成了她進行創作的方式——把創意直接穿在自己身上。某種意義上，這幾乎就像做一名設計師，只不過模特始終是她自己。款式和廓形大體相同，但可以通過面料的選擇、或搭配一件略有變化的外套，來實現個性化。

在當年的紐約，她身邊有一群華人朋友，大家都穿旗袍，彼此之間多少會有些“較勁”，希望穿得更特別、更出眾。在這樣的氛圍中，她顯得尤為富有創造力。

展覽現場

我記得在20世紀50年代，她一到美國就學會了開車。她在那個年代非常前衛，甚至會根據汽車的顏色來搭配自己的旗袍——她會特意挑選某種顏色的車，再讓旗袍與之呼應。比如50年代她買過兩輛凱迪拉克的車，先是一輛金色的車，于是她會搭配金色的連衣裙來開那輛車。兩年之后，她又買了一輛淡紫色的車，于是她又會穿淡紫色的衣服來搭配。你們在展覽中看到的那些淡紫色旗袍，正是她最鐘愛的顏色。

嫩綠色地珠帶繡花卉紋網紗旗袍 20世紀40-50年代 上海博物館藏 2021年貝洽女士捐贈

我認為旗袍承載著一種文化傳承。展覽可能會讓觀眾看到它的延續性：即便她移居美國，她仍然穿旗袍，把它作為中國的象征。在20世紀50、60年代的紐約，華人女性非常少，所以她必須穿旗袍以突出自己的身份。她非常自豪，希望展示給別人看：“這是一件美麗的衣服，而我正穿著它。”

始于30年前的上海博物館之友

澎湃新聞：你如何看待母親的旗袍在上博展廳的展示？

貝洽：上海博物館的團隊非常專業，展示的效果令人贊嘆。他們告訴我，為了更好地展示和保護這些旗袍，特意根據不同時期的身形制作了三種人體模型：年輕時、中年時以及年長時的身形。因此，在旗袍的陳列與保護上，他們做得非常細致、周到。

白地淺紫色玫瑰紋提花印花絨旗袍套裝 20 世紀70 年代 上海博物館藏 2021年貝洽女士捐贈

澎湃新聞：您本人也學藝術出身，是長期支持上海博物館的文化推動者。30年前，您創辦“上海博物館美國之友”基金會，當時出于何種想法？您如何看待海外華人參與中國博物館建設的意義？

貝洽：我第一次回到上海是在1994年，當時我被介紹認識了上海博物館的馬承源館長和汪慶正館長。那時他們還戴著安全帽，因為博物館的人民廣場新館正在建設中。他們帶我參觀了一圈，但那時博物館還未完工。

我回到紐約，隨后一周就接到了汪館長的長途電話。他說，他們希望上海博物館在美國獲得更多關注，需要有人來協助籌建相關的支持組織。兩位館長甚至親自飛到紐約，我在公寓里為他們舉辦歡迎宴會。因為我曾從事藝術工作，也認識許多美國博物館的朋友，知道有盧浮宮的美國之友、大英博物館的美國之友。我建議說，不如成立一個“上海博物館美國之友”吧。他們同意了，于是就開始著手籌建。

我們請律師處理相關手續，非常幸運，當時正值美中關系逐漸密切的時期，我后來才知道以前有人嘗試過成立類似機構，但都沒能成功，因為無法獲得501(c)(3)的免稅資格。（編者按：501c3是美國稅法的一個條款。該條款是給宗教、慈善、教育等組織以免稅待遇，有兩種：一是組織不需交所得稅；第二，捐贈者將錢捐贈給C3機構，捐贈的錢數將從個人所得稅中減掉。這是鼓勵個人和企業給C3組織捐贈。）幸運的是，我們成功了，時機非常合適，很快就獲得了批準。

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組建董事會。我考慮到中國藝術并非我的專業領域，于是向周圍的朋友請教。他們推薦了幾位合適的人選，包括范季融（George Fan），他是一位青銅器收藏家；李雪曼（Sherman Lee），他是美國博物館界重要的中國藝術史專家與策展人等。然后我又邀請了一些學術界的專家作為顧問。于是我們有了一個非常穩固的開端。說實話，我沒想到這個組織能持續這么久。回憶過往，無論如何，那都是一段美好而難忘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