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江南春》事件不是個例，而是制度漏洞

1959年，龐萊臣后人無償捐出137件古書畫給南京博物院，白紙黑字，有據可查。66年后，曾孫女龐書令持法院文書入館核驗，竟發現包括仇英《江南春圖卷》在內的五件不翼而飛。

南博輕描淡寫回一句：“早鑒定為偽作，已劃撥調劑。”

當年鑒定無通知、無復核、無第三方參與。處置時無公示、無流向記錄、無告知捐贈人；而時至如今，拍賣行出現同名畫作，估價8800萬。

南京博物院因此事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就在南博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更多其他博物館存在類似的事件被網友挖出。

例如，早在30年前，陜西咸陽政協就干過類似的“神操作”。于右任122幅書法作品，當年政協收得歡，后來巡展一圈，文物就“失蹤”了。

調查組說“經費不足，保管員私藏了”，可私藏了20年，最后追回的畫作里，還夾著領導“拿去送人”的荒唐理由。

再看湖北浠水縣的騷操作。

聞一多親屬捐的150幅國畫，文化館領導一句“領導拿去送人了”，140幅畫就人間蒸發。更絕的是，追回的50多幅畫里，居然有51幅是從某位離任館長家里翻出來的。

合著文物成了領導的“傳家寶”？捐給國家的寶貝，最后成了私人收藏？

再往前推，1990年代，上海藏家徐森玉后人發現，家族捐贈給上博的一批明清信札，在館藏目錄中莫名消失，追問多年無果。

最離譜的是某省博物館，2003年接收一批民國瓷器捐贈，十年后家屬想拍張紀念照，館方竟稱“因庫房調整，部分藏品暫未歸位”——結果這批瓷器次年出現在香港拍賣會，成交價是當時估值的三十倍。

還有，在2014年，收藏家張伯駒之子張傳彩公開質疑：其父1956年捐給故宮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圖》，雖仍在館，但同期捐出的多件宋元手卷卻“查無下落”。

故宮未予正面回應，只稱“正在整理檔案”。

更有陜西省博物館捐贈事件。

抗戰前后幾年里，劉昌營（字軍山）先生及其后人向陜西省博物館捐贈數千冊的古籍善本圖書，2000多件珍貴碑帖及耗費幾十年心血撰寫的書稿，竟在幾十年的歲月變遷中，遺失大部分。

根據黃志杰老師披露：

在抗戰時期，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下，有一位從山東移居西安的金石收藏研究名家，劉昌營（字軍山）先生，冒著危險，四處搜求研究秦磚漢瓦。

1956年7月，劉軍山先生突發疾病去世。近一個月后的1956年8月1日，其子劉百訓將父親集畢生精力收藏的401種、4955冊古籍善本圖書和1260種、2333件珍貴的碑帖，以及潛心研究幾十年撰寫的22部書稿共50余卷，全部捐贈給陜西省圖書館收藏。

1957年3月27日，劉百訓又將父親生前所收藏的石刻、陶器、磚瓦、錢范等四大類共276件文物全部捐贈給陜西省博物館收藏。

18年前，劉家得到了一份非正式的《初步核對說明》：“經核實《陜西省圖書館接收劉昌營家屬捐贈碑帖清冊》，共計1260種，2333件，現存僅為496種，876件。鑒于我館目錄與清冊對碑帖命名有所出入，實際存藏量應不止于此。”

4955冊古籍善本，包括劉軍山的手稿，也有大的出入。當時只在口頭上說還有一千多冊。15年到現在，又十年過去了。陜西圖書館也再沒有給劉家人提供新的核查數字。捐往陜西省博物館的276件文物（石刻、陶器、磚瓦、錢范），則是情況不明。

暫且不說情況不明的部分，僅僅說碑帖，從2333件到如今的876件，是一個很刺激當事人的數字。

還有涉及到四川省圖書館的捐贈事件。

解放初期，四川嚴谷聲將家族中《黃園書庫》的所有藏書計三十一萬余卷全部捐贈給四川圖書館，當時西南軍政文化委員會指派蒙字通、楊嘯谷、嚴谷聲等組成接收小組進行鑒定和分類，最后鑒定結果：圖書共31萬余卷，其中珍本、善本及海內孤本共計五萬余卷。

嚴谷聲因此被特聘為川西省人民代表，后成為第一批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研究員。

但是最近這幾年，其后人在四川省圖書館連目錄都找不到了。

難怪南京博物院事件，在捐贈圈和文物圈里的人看來，是一點都不新鮮。

回看這些事兒，就明白南京博物院《江南春》事件絕不是個例、孤案，而是眾多捐贈事件的真實寫照。況且南京博物院，還發生過曾任館長自殺、保管員監守自盜、員工實名舉報等事件。

南京博物院事件相當于在文博領域撕開了一道口子，讓大眾一窺究竟。捐贈者本著為華夏文化傳承著想，將文物古籍捐贈國家，實際上在幾十年的漫長歲月里，捐贈的文物古籍丟失無跡，捐贈制度如同篩子，漏洞百出。

由南京博物院事件牽扯出來的類似事件，對政府公信力造成不可逆的損害。家中有寶不能外揚，更不能隨意捐贈，這套機制正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導致真正有情懷的藏家不敢捐了。

按照2001年國家文物局發布的《文物、博物館單位接受國外及港澳臺地區捐贈管理暫行規定》，就對國外和港澳臺地區捐贈者的權利有詳細規定：

“捐贈人有權選擇其捐贈款物的方式、品種、數量、金額、用途和受贈對象。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改變捐贈人的捐贈意向；不得擅自改變捐贈資金和設備的性質和用途”；“捐贈人有權對其捐贈款物的使用進行監督檢查，有權對捐贈款物、捐贈項目直接或委托有關單位或個人進行檢查、審計。對違反捐贈人意愿的行為，捐贈人有權提出質詢或向有關主管部門投訴，受贈單位的有關主管部門應當及時查明情況，予以說明、糾正和處理”；

這個暫行規定還明確了詳細的文物部門和受贈單位的義務，比如：受贈單位在收到受贈款物后，應當向捐贈人出具合法有效的證據，并對捐贈的款物造冊登記入賬；

受贈單位應當妥善管理捐贈款物，并按照捐贈的人意愿使用；

贈單位應建立捐贈款物使用管理責任制，加強監督檢查，管好用好捐贈資金和設備；

受贈單位不得將捐贈的物資出售；

受贈單位應當定期對捐贈款物的使用情況進行核查，對捐贈項目應當進行項目審計，核查和審計結果應及時報告上級行政主管部門，并向捐贈人通報等等。

上面是對接受國外及港澳臺地區捐贈，那對于國內的呢？有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呢？

現行的《文物保護法》（2017年修訂版）規定：“國有文物收藏單位應當尊重并按照捐贈人的意愿，對捐贈的文物妥善收藏、保管和展示”就這么簡單的一句。

看來還是內外有別啊。

兩千多年前，曹劌對不受監督的權力就早有論斷: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平民百姓一腔愛國熱情將自己的心血，珍貴的文物古籍無償捐獻給國家，但代表國家保管這些文物的人目光短淺，私欲熾盛，為名、為利、為權，不惜糟蹋國家的珍貴文物，不惜踐踏百姓的愛國熱情，實為民族之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