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墨見春秋

（來源：光明日報）

轉自：光明日報

《張謇未刊手札》趙鵬 張裕偉 整理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

一

近世以降，名人手札的價值日益受到重視。這些手札，比正史記載更顯性情，較編纂的文集更能留存歷史本真。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張謇未刊手札》，三冊共一千三百余頁，搜羅宏富，史料價值頗高。

張謇（1853—1926）是中國近代實業(yè)家、教育家，任事繁，交際廣，畢生寫信數(shù)量驚人。以上海辭書出版社曾出版過的八冊本《張謇全集》為例，其中“函電”約三千通。有珠玉在前，《張謇未刊手札》所錄仍可稱數(shù)量可觀：它以上海圖書館藏品為主體，同時廣搜博采，納入國家圖書館、上海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天津博物館、黑龍江省博物館等多家公藏單位藏品，又多方聯(lián)系南通、合肥、深圳等地的私人藏家，形成了七百二十八通的規(guī)模。其中，正編五百九十三通，幾乎全是第一次披露，副編一百三十多通，雖多已見于《張謇全集》，但不僅刊出了原件圖片，文字整理與考訂之精審亦超以往。

這批手札最鮮明的特色，在于收受人集中——僅寫給周家祿、蔣書箴二人的就有三百三十七通，接近正編總數(shù)的六成。此二人，一為張謇“文字道義切劘”的早年摯友，另一為其創(chuàng)業(yè)早期的核心伙伴。故手札中于個人生活、事業(yè)擘畫、時事觀察等，皆能暢所欲言，不僅填補張謇研究之多處空白，更生動還原諸多歷史場景，價值彌足珍貴。如張謇青年時期東渡朝鮮之經歷，《張謇全集》所載寥寥，而此批手札則可據(jù)細節(jié)還原其全程并窺見當時時局。再如光緒二十年（1894年）九月張謇父親逝世，其后三個多月，其日記及函電付之闕如，本書所收致蔣書箴兩通手札，正可填補此段空白。

二

《張謇未刊手札》之史料價值，可自多方窺得，茲略舉數(shù)例以明之：

于近代史層面，可提供來自時人的一手觀察資料。如戊戌變法期間翁同龢被開缺回籍，其緣由學界聚訟不已。書中致周家祿第十九通云：“虞山此次頗有奮袂而起之意，上忤坤寧，下不諒于群口，忽然斥去。（去之故甚多，特此時忽發(fā)耳，主之者榮祿、剛毅）。”虞山即翁同龢。此札言其去職緣由多，主因在于上下失和。以張謇與翁同龢之交誼及其所處地位觀之，此說當屬可信。

于實業(yè)研究層面，可提供不一樣的視角。在張謇創(chuàng)業(yè)之初，通海墾牧公司頗為重要，歷來研究者多關注其開創(chuàng)的初衷是為大生紗廠供應原料，但張謇在致周家祿的函件中披露：“此利甚厚，五年后可收回成本，而得倍利……弟令家中婦女鬻首飾、停他務，合入五十股……”說明其成立也有商業(yè)獲利的考量，其中既可見實業(yè)家的敏銳，也讓研究者對彼時“實業(yè)救國”的宏大敘事多了不一樣的觀察視角。

于學術思想史層面，可觀張謇對志書編纂體例之深思。張謇在致周家祿第一通中，就《海門廳圖志》的編寫體例和框架發(fā)表了意見，論述了“詳圖略志”及篇目分類的方法，且多被采納，是研究近代書籍編纂方式的極佳史料。在致周家祿第一一七通中，張謇寫道“比欲博考中外鹽法，搜求各志，仍闕長蘆、山西兩《鹽法志》”，表明他在鹽業(yè)改革和實業(yè)創(chuàng)辦過程中，注重利用志書，可見典籍曾于近代實業(yè)有所增益。

于社會風貌層面，這批手札提供了了解近代社會實況的窗口。在致周家祿的多通手札中，“外間覓館，難于上天，槖筆者多，位置愈窘”“今之處館與古不同……止合比諸傭鬻求活”等描述，反映了當時讀書人的生存境況。

要之，《張謇未刊手札》不僅為讀者呈現(xiàn)了立體多維的張謇形象，也為研究者洞悉晚清民國社會之變遷，開啟了一扇重要窗口。

三

《張謇未刊手札》不僅是關于張謇史料整理的成果，也為手札類資料的深度整理提供了新的范例，可于三方面見其優(yōu)勝。

一曰體例精嚴。全書以是否見于《張謇全集》為標準，將信札分為正副二編，每一編以受信人出生年月為序，未詳者居后。凡附屬于原札的他人手札、題跋、文件等，均作為附件統(tǒng)一編號，置于原札之后。對個別自成系統(tǒng)之文獻，不因體例而強行拆散，如《南通保坍會文牘》。所附《受信人小傳》考訂精審，諸多聲名不顯、湮沒于史之人物，其生平梗概亦得鉤沉索隱，尤見編纂者之功力。另附《文獻來源表》，為后世追蹤文獻流傳蹤跡提供依據(jù)。全書于存真基礎上，兼顧科學性與實用性，系統(tǒng)展示了個人手札整理之范則。

二曰識讀精審。該書采用高清精印原札圖片與釋文同頁對照的方式刊出，只有極少數(shù)情況另作處理，可謂不辭辛勞。釋文以繁體方式刊出，盡量保留了原札中的異體字與當時通行的文字，展示了清末民初的文字使用細節(jié)。兩位整理者長期從事張謇研究，不僅懂研究對象，也通書法，擅長鑒別文字，精校細勘，保證了文獻整理的質量。

三曰考訂深入。原札之側，多有“整理者按”，小至用字規(guī)范，大至受信者身份、信函系年等，均盡可能給出準確說明。如一通張謇致南通縣知事盧鴻鈞的短札，僅“白手打官司，亦無此事。公既不可，減為五十如何？其二十則令助殘廢院如何”數(shù)語，整理者通過追溯1918年彭吳氏田產糾紛的前因后果，厘清了札中內容與三天前另一通手札的銜接關系，確定了手札的年份。又如一通關于石柱刻字的便條，受信人“厚之”身份難以落實，整理者考證出實為“垕滋”的別寫，確定為湖南平江鐫刻名手方貞吉。而對張謇贈吳湖帆相關詩文的系年考訂，更是針對詩稿中“萬年裁二十一耳”可能導致的誤解，結合張謇行蹤及媒體報道等，確定其作于1920年。此類按語，考據(jù)扎實，推理嚴密，雖片言只語，背后往往蘊涵數(shù)千字考證之功夫，彌足珍貴。

該書整理者之一趙鵬從事張謇研究已近半世紀，是2012年版《張謇全集》編纂工作的參與者，其中“日記”部分即出自其手。另一位整理者張裕偉則是從事張謇研究的新秀。二人戮力同心，耗時四載有余，孜孜矻矻，終使此批珍貴史料得以及早公之于世。我曾親見他們?yōu)橐煌ㄊ衷哪攴萆逃憯?shù)日，翻檢多種文獻佐證；為一個疑難字的辨識，廢寢忘食，反復辨析。面對這批手札，我既嘆服張謇“強毅力行”的精神力量，也感佩史料整理者的細致與執(zhí)著。愿學界能善用這批“驪珠”，推動張謇研究乃至近代史研究在扎實史料的基礎上取得更多成果。

（作者：嚴曉星，系蘇州城市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