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叔湘：書太多了

呂叔湘（1904-1998），江蘇丹陽人，中國近現代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中國語言學界的一代宗師，1926年畢業于國立東南大學外國語文系（現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1936年赴英國留學，先后在牛津大學人類學系、倫敦大學圖書館學科學習。1938年回國后任云南大學文史系副教授，后又任華西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兼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以及開明書店編輯等職。解放后，1952年起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院士）、語言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1998年4月9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四歲

今年春節期間，因為感冒，在床上躺了幾天，感覺無聊，隨手拿來幾本書消遣。其中有一本是《現代英國小品文選》(牛津大學出版社《世界名著叢書》第二八〇種)，共收文章四十七篇，其中有兩篇談的是書多為患，很有點意思。

一篇的題目就叫做《書太多了》，作者Gilbert Norwood(一八八〇——？)。大意是說千百年來出版了無數的書，現在每年還在大量增加，“我們被書壓倒了，憋死了，埋葬了。”(以下撮敘，免加引號。)請不要誤會。我不是指那些“博學”之書，也不是反對那些無聊的低級趣味的小說。我說的是那些好書，英國的和外國的種種名著。相傳有句話：薩福的詩少，但都是玫瑰花。可是如果每張桌子上都鋪滿玫瑰花，每棵行道樹上、每根路燈柱子上都掛滿了玫瑰花，走進電梯，鋪滿了玫瑰花，打開報紙，掉出來一堆玫瑰花，怎么辦？要不了幾天就得發起一個消滅玫瑰花運動。

書，好書，名著，多得不得了，怎么辦？對待這個問題，大致有四種辦法。一種人是干脆放棄。他說：“我沒有時間。”可是他一輩子內心慚愧，人怎么能不讀書呢？

第二種人是心里盤算，哪一類作品他讀得了，然后找個似乎說得過去的理由把其余的書全都給否了。如果有個青年向他求教：“您覺得吳爾芙夫人怎么樣？”他就回答：“親愛的先生，關于吳爾芙嘛，我的意見恐怕對您沒什么用。我怕我是落伍了。這些現代派在我看來是迷路了。我覺得菲爾丁和奧斯丁更合我的胃口。”那個青年想，吳爾芙大概不怎么樣。

第三種人面對這無法解決的問題，采取隨大溜的辦法。他把《泰晤士報文學副刊》里談到的作品全都拿來拚命讀；拚命讀，因為他怕有比他更拚命的人跟他討論他沒讀過的書。這第三種人在知識分子里占多數，到處都有。他們最壞事。文學有兩大用處：主要的用處是引起并滿足人們對生活更敏銳的感受；較膚淺的用處是在社交場所提供談助。這第三種人不但是對第一種用處全無認識，連第二種用處也讓他搞糟了。人們走到一起，談談彼此看過的書，目的是找個共同的題目交換彼此的樂趣。可是這第三種人往往與此相反。他挑選一個多產的作家，盤問他的俘虜，終于找著一本后者沒讀過的書，于是大發議論，說這本書怎么怎么的好，是這位作家首屈一指的杰作。我們崇拜商業，把讀書這個高貴的藝術也給毀了，因為雖然競爭是做生意的命根子，它可是破壞社交及其藝術的毒藥。生活中最好的東西的繁榮，有賴于共享而不是通過壟斷。

第四種人最可尊敬。他們的主張可以稱之為精華主義。他們說，“我們既然無法讀所有的好書，那就讓我們認識一下從古到今東西各國的最好的東西吧。”他們先飽嘗一頓英國文學，然后轉向但丁，歌德，托爾斯泰，拉辛，易卜生，塞萬提斯，維吉爾，荷馬。這些讀者令人尊敬，但不足效法。事實上他們是大大的誤會了。不能因為一位作家舉世尊崇，就斷定每一個讀者都能夠從他得益。一個十二歲的孩子，盡管聰明，無法領會彌爾頓或者薩克雷的奧妙。為什么？因為他還沒有為了領會他們的作品必不可少的生活經驗。這個道理適用于精華主義的信從者。把一位剛剛瀏覽過英國文學的讀者匆匆領到那些外國大作家面前去，他會絲毫不感興趣。熟讀莎士比亞戲劇的人會覺得拉辛傻頭傻腦；受過英國詩歌傳統薰陶的人會覺得維吉爾扭捏，荷馬幼稚，但丁根本不是詩人；在英國心理教條里泡大的人會認為易卜生是個老混蛋。他們苦悶，然而不敢不讀下去，因為這些人是偉大的作家。他們不知道要領會這些作家的作品，得先熟悉他們的文學傳統，熟悉他們的民族文化，而初次接觸的人是不具備這種條件的。任何作家都要求他的讀者有一定的裝備，越是大作家，對讀者的要求越大。這些大作家總結了他們的民族的政治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的豐厚經驗。精華主義是一種海市蜃樓。文學不能這樣來領會，生活也不能這樣來領會。比如阿爾卑斯山的少女峰，把六尺峰頂鋸下來，擱到您府上的后院里，邀請您的朋友們來鑒賞它的宏偉景色，能行嗎？這種方法用到旅游上，大家都知道是不行的。一個人熟悉倫敦、巴黎、紐約、羅馬，不等于認識了英國、法國、美國、意大利。還有，在文學里邊也象在生活里邊一樣，真正打動人的是細節。明白地獄里的地形是一回事，讓但丁成為你的精神財富的一部分是完全另一回事，得通過注意、理解、消化那些個恰好是你說“沒時間，顧不上”的細微情節。

精華主義的最有代表性的表現是那些可怕的《世界最佳書目》。誰看見了這種書目都會頭痛。為什么？因為這種書目不近人情。沒有人能照單全收，雖然每個人都會喜歡其中的這幾種或那幾種。拼湊這樣的書口有點象在世界著名的雕像中這兒截取一個最美的腦袋，那兒截取一只最美的胳膊，拼成一座最好的雕像。這能行嗎？可就是有那樣的書目。結果呢？成千上萬的人在追求合成文化，正如有人買合成珠寶一樣，在他們的普普通通的西方腦筋里嵌上幾塊《梨俱吠陀》，象一個霍吞托人戴上一頂絲絨禮帽。正是由于有這些書目，才讓基本上讀不下去的書留在人們的手上。

這四種讀者都沒能解決書太多的問題。怎么辦？有人說，“能讀多少讀多少，讀不了的讓他去。”這也不成，因為那一大堆讀不了的書發揮壞作用。它叫老實人心里煩，悲觀；它讓不老實的人象煞有介事，生驕傲心。只有一個辦法：大批的銷毀。好書，燒掉它十分之九；壞書，不用咱們操心，有一種力量象地心吸力那樣把它往造紙廠拽。倒是會出現兩個問題：銷毀哪些書？用什么程序進行銷毀？Norwood說，他都有答案。

以下，他回答這兩個問題，一板三眼，把笑話當正經話來說，有點斯威夫特的味道，我就不介紹了。下面介紹第二篇文章，題目就叫做《毀書》，作者G.C.Squire(一八八四——？)。這篇文章不長，拋去頭上一段，譯抄如下。雖然加了引號，可也不是一字不落的翻譯。

“書這東西，毀起來也不是很容易，有一回差點兒把我帶到絞架的影子里。那時候我住在徹爾西的一家公寓的頂層小套間。不高明的詩集一本一本的聚集成堆，到后來我不得不在兩個辦法之中進行選擇：要么把這些書趕出去，要么把房子讓給它們，我自己另找住處。這些書賣不出去，沒人要。所以我只有把它們扔出去，或者把它們徹底消滅。可是用什么辦法消滅呢？我沒有廚房里的大爐灶，我不能把它們放在小煤氣圈上烤，或者把它們撕開，一片一片的放進我書房里的小火爐里燒，因為不把一本書拆開就想燒掉它，就跟要燒掉一塊花崗石一樣難。我沒有垃圾桶；我的垃圾倒在樓梯拐角的一個活門里，順著一條管道往下走。我的困難是有些書的開本大，會把管道堵住；事實上，房管處已經在門上寫好“只準倒臟土”。并且我也不想讓這些書囫圇著出去，讓哪位倒霉的清潔工家里人從這些書里對英國的詩壇得出錯誤的印象。所以最后我決定用許多人對付小貓的辦法來對付這些詩集：把它們捆起來送到河里去。我縫了一個大口袋，把那些書塞進去，往肩膀上一背，走下樓梯，走進黑夜。

“我到了街上，差不多已經是午夜。滿天星斗；黃里透綠的燈光在馬路上發亮。街上很少行人；拐角處的樹底下一個兵士接著一位姑娘告別；時而聽到要過白特西大橋回家的行人的腳步聲。我把大衣的領子豎起，把我的口袋在肩膀上安頓好，大步走向一個咖啡店有亮的窗戶，那是大橋這一頭的標記，橋上的鋼梁依稀可見。往前經過幾家門面，我跟一位民警對面走過，他正在用電筒檢查人家地下室窗戶上的釘铞。他回過臉來。我覺得他有點懷疑之色，不禁微微發抖。我想，他會不會懷疑我口袋里邊是贓物？我不害怕，我知道我禁得起檢查，沒有人會懷疑我這些書是偷來的，雖然它們全都是初印本。然而我免不了還是有點不自在，誰讓民警用懷疑的眼光看上一眼都會不自在，誰讓人發現在偷偷摸摸干什么，不管多么無害，都會有點不自在。那民警又往前走，顯然他認為我是清白的。我繼續前進，竭力抑制自己，不讓走快，一直走到堤岸。

“這個時候我才忽然明白我的行動意味著什么。我靠在堤岸的短墻上，朝下看那河里的淡淡的發亮的漩渦。忽然在我附近響起了腳步聲；我不由得一步跳離短墻，又開始向前走，裝出一副滿不在乎而若有所思的樣子。那過路人走過我身邊，一眼也沒看我。那是個流浪漢，他有他的思慮。我又站住，罵我自己沒出息。我想，‘該動手了。’可是正當我要把書扔進河里去的時候，又聽見腳步聲——慢而整齊。忽然一個念頭，象可怕的藍色的閃電，在我腦子里出現：‘掉進水里去的潑刺一聲怎么辦？一個人深夜靠在堤岸的短墻上；他的倆胳膊一揮；水里大大的一聲潑刺。任何看見或者聽見的人(好象總是有人在附近)一定，并且有充分理由，都會立刻沖過來抓住我。他們準會以為我扔下去的是一個嬰兒。我要是告訴一個倫敦警察，說我冒午夜嚴寒偷偷的走到河邊，為的是擺脫一口袋詩集，他能信嗎？我幾乎能聽見他的粗糙的嘲笑聲：‘你去說給水上警衛隊聽吧，你小子！’

“就這樣，我走過來，走過去，也不知過了多大工夫，越來越怕讓人瞧見，一會兒鼓起勇氣去干，又在最后一分鐘退卻。最后我還是干了。在徹爾西大橋的中段有幾個伸出去的帶座椅的半圓形。我憋足了氣離開堤岸一直走向第一個半圓形。到了那兒，我跪在了座椅上。朝下一看，我又遲疑了。可是我已經義無反顧。我咬牙對自己說：‘怎么？你一向在朋友面前充好漢，可實際是個縮手縮腳的膽小鬼？你這回干不成，以后再也抬不起頭來了！不管怎么樣，即使你為此而被絞死，那又怎么的？天哪，你這沒出息的東西！比你好的人上絞刑架的人有的是！使上絕望帶來的勇氣，我把肩膀上的東西朝下一扔。那口袋垂直往下掉。大大的潑刺一聲。過后恢復了靜悄悄的。沒有人來。我走回家；邊走邊想，那些書掉進冰冷的水溜，慢慢的沉下去，最后停留在河底淤泥里，無人理會，被人忘卻，無情的世界若無其事的朝前去。

“可怕的蹩腳的書，可憐的無辜的書，你們現在還躺在那兒；現在已經蓋上一層淤泥，也許；也許有那么一小塊麻布片兒從裝你們的麻袋里伸出來，在渾濁的河水里飄蕩。獻給達愛娜的頌歌，贈給愛賽爾的十四行詩，以蘭斯洛騎士的戀愛為題材的劇本，遠望威尼斯感賦，你們躺在那兒不生不死，你們也許不該遭遇這樣的命運。我待你們太狠了。我很抱歉。”

這兩篇文章都從書太多了說起，都歸結為要毀掉一些書。可是理由不同：前一篇是說書多了看不過來，后一篇是說書多了沒地方擱；前一篇是替眾人著急，后一篇是為自己辯解。兩篇文章的用意也不同：前一篇評論幾種讀者的不同讀書法，后一篇刻畫一個人事涉嫌疑時的心理狀態。兩篇文章都是寓莊于諧，這是英國小品文常用的手法，有悠久的傳統。

好書太多，讀不過來，怎么辦？照我看，這也跟游泳一樣，走進水里去再說。免不了要喝兩口水。多數人都是這樣學會游泳的。也有人學不會，那也沒辦法。

至于書多擱不下，我有切身的體會。并且我看《光明日報》的《東風》副刊上登的《我的書齋》系列文章，有不少是為不能把書全上書架訴苦。有人把書擱到衣柜頂上，有人把書塞到床底下。我深深感覺，空間、時間、金錢這三樣東西可以交換。空間大，書擺得開，要哪本書，手到拿來；沒有這個條件，就只能拼時間，從柜頂上、床底下一撂一摞取出來，一本一本找。你有錢，可以請人抄材料，省下自己的時間，也可以擴大居住面積，不但是不必跟老婆(或丈夫)兒女爭座位，還可以坐擁書城，“顧而樂之”。但愿在不久的將來這不再是癡人面前說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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