踝關節扭傷，老中醫用的兩味藥浸洗方，屢用屢效！

那是個有風的秋夜，梧桐葉在路燈的光暈里打著旋。我和老陳坐在街角小店靠窗的位置，玻璃上蒙著薄薄的水汽。

我們已經七年沒見了。

兩扎啤酒，一碟花生米，話從工作聊到家庭，最后不可避免地落到了那個問題上——那個每個人都在問，卻似乎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

“你說，為什么現在這么多人喊著找不到工作？”老陳忽然問。他的手指在杯壁上輕輕劃著，劃出一道很快消失的水痕。

我沒急著回答。窗外有個外賣員停下電瓶車，對著手機說了什么，然后又匆匆駛進夜色里。

“大概是工作真的少了吧。”我說。

老陳笑了，笑聲里帶著苦味。“不，工作從來都不少。少的是愿意俯下身去干的人。”

他給我講了個故事。去年他公司招倉庫管理員，月薪五千，包吃住。來了個面試的，三十二歲，簡歷上寫著曾在外企做項目經理，月薪三萬。“我問他為什么來，他說找了半年工作，房貸要斷供了。”老陳說，“可聊到最后，他問我：這崗位有升職空間嗎？年底有獎金嗎？能調去總部嗎？”

“然后呢？”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老陳喝了口酒，“人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想的不是怎么活下來，而是怎么活得體面。就像掉進水里的人，不先想著浮上來，卻擔心衣服會不會皺。”

我想起父親。他是建筑工人，在我小時候常說：“人有兩只手，就餓不死。怕的不是沒活干，是活來了，你卻嫌它臟、嫌它累、嫌它不風光。”那時我不懂，現在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我認識個開貨運站的老板，”老陳繼續說，“常年缺裝卸工。日結，一天三百，現錢。可來應聘的年輕人，干一天就走了一大半。問為什么，他們說這活‘看不到前途’。”他頓了頓，“可那些堅持下來的，三年后有的成了調度，有的學會了開叉車，最不濟的也攢夠了做小生意的本錢。”

風大了起來，卷著落葉拍在玻璃上。店里只剩下我們這一桌，老板在柜臺后打著盹。

“人最難的，”老陳的聲音很輕，像是說給自己聽，“不是從低處往上爬，而是從高處掉下來后，怎么面對那個不再光鮮的自己。月薪兩萬的時候，覺得整個世界都是自己的；等到要找工作了，卻不肯承認自己可能只值四千。”

他的話讓我想起爬山。年輕時要爬到最高的那座山峰，看不到沿途的風景。后來才知道，重要的不是站在哪座山上，而是始終站在土地上。

“我父親那代人不一樣。”老陳望著窗外，“他是知青，回城后在鍋爐房干了三十年。每天一身煤灰，可他說，看著千家萬戶的窗戶亮起燈，就覺得值。現在的人，鍋爐房是看不上的，他們要坐在亮堂的辦公室里，讓別人的窗戶為自己亮燈。”

夜更深了。我們走出小店，街上空蕩蕩的。老陳點起一支煙，火光在他臉上明滅。

“其實工作就像這秋天的葉子，”他說，呼出的白氣融入夜色，“有的落在人行道上，被人踩碎；有的落在泥地里，化作春泥；有的幸運些，被孩子撿去做書簽。可最先腐爛的，是那些懸在半空、不肯落下的——它們以為還有選擇，其實風一停，就枯死在枝頭了。”

我們在路口分別。他往東，我往西。走過兩個街口，我又看見那個外賣員——他坐在花壇邊，捧著盒飯，吃得很快。手機架在電瓶車上，屏幕亮著，可能是下一單的目的地。

我突然想，也許工作從來沒有好壞之分，只有做與不做之別。那些喊著找不到工作的人，也許真正找不到的，是一個能坦然接受現實的自己。就像我父親常說的：“路是人走出來的，可你得先肯把腳踩在地上。”

而此刻，我腳下這條被霓虹燈照得斑駁的路，正通向家的方向。明天太陽升起時，又會是新的、需要雙腳去丈量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