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書都把“二桃殺三士”歸為古代四大陽謀之一,但只要理清陽謀和陰謀的區別,就會發現這玩意兒不僅算不上陽謀,壓根就是個失敗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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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謀和陰謀的表面區別是能否提前公之于眾,核心差異卻在于:陽謀要么靠實力碾壓,要么精準抓住主要矛盾,能把對方逼進博弈絕境,甚至巴不得對方看穿。就說兩個經典陽謀案例。
第一個是漢武帝的《推恩令》。
這項政令要求諸侯的封地從僅長子繼承,改為長子、次子、三子共同繼承,表面上是“不歧視子嗣”,實則明著要把諸侯封地化整為零。
這招既占了道德高地,又讓諸侯毫無破解之法:聽話照做,封地被拆分后就無力對抗中央;不拆分,兒子們及背后的勢力會先鬧內訌;想靠“只生一個”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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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醫療落后,獨子隨時可能夭折,封地最后還是會被收回;想起兵反叛?漢武帝的“武”字可不是白叫的,軍權在握,諸侯根本沒勝算。這就是靠實力碾壓支撐的陽謀,無解且光明正大。
另一個更精巧的陽謀是教員的《論持久戰》。
當時我們的紙面實力遠遜于日本,但精準抓住了四大主要矛盾,把對方的死穴擺得明明白白。
第一,日本國土小、人口少,根本無法快速全面吞并中國;想以打促談也不可能,因為蔣介石聽命于英美同盟國,不會答應。
第二,無法速勝就會導致內外條件逆轉:日本除了德國幾乎沒有強盟友,中國堅持越久,內部越團結,外部反法西斯援助也會越多;隨著日本擴張,原本暗中提供物資的英美,最終會因東南亞殖民地問題與其翻臉。
第三,日本的軍國狂熱和“下克上”,本質是少數人掌握利益,下層吃不飽,只能靠對外侵略轉移內部矛盾,即便想收縮也做不到。
第四,日本侵略農業國中國,能掠奪的資源有限,管理成本卻極高,國力和兵力不足只能占據關鍵據點,這就給了敵后戰場生存空間;而敵后戰場又會反過來加劇其資源消耗,形成“越打越弱、占領越多失血越快”的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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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些謀劃和實施方法公之于眾,日本也只有一條“破解之路”:國內立刻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除皇權特權,停止侵略戰爭。
可真這么做,日本就徹底改變了性質,相當于“變成了我們”,根本算不上破解。
也正因如此,天皇的弟弟三笠宮崇仁親王研究透《論持久戰》后,甚至制定了刺殺東條英機的計劃,想親自擔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與中國談判停戰。
他清楚,再打下去只會完全按照教員的預判走,遲早覆滅。
至于“圍魏救趙”,雖也是抓住龐涓與魏王的矛盾的陽謀,但格局遠小于《論持久戰》,這里就不細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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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懂了頂級陽謀,再回頭看“二桃殺三士”,就能發現它根本不在一個檔次。
齊景公和晏子之所以搞這出,核心是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三人背后的家族勢力太強,隱隱威脅到國君權威,怕他們三家合流尾大不掉。
于是晏子用兩個桃子挑事,讓三人按“勇武程度”分桃,暗示沒拿到桃子的家族會被削弱,本質是憑空制造零和博弈、挑撥離間,想讓三家勢力內斗,自己坐收漁利,活像那些靠畫餅挑撥下屬內耗的老板。
但這計策的目標根本不是逼三人自殺,而是制造矛盾、牽制各方勢力。這種低級陰謀,只有在對方看不清形勢時才可能奏效。
一開始公孫接和田開疆搶桃,確實是沒識破計謀;可等古冶子憤而發聲后,兩人瞬間醒悟——中了離間計!陰謀被看穿,本身就已經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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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離譜的是,三人非但沒內斗,反而當場約定“同年同月同日死”,結成了血盟。
這一下,全天下都知道齊景公和晏子饞殺功臣、為人不厚道,原本互相制衡的三家,反而因為共同的敵人緊密團結在一起,齊景公最害怕的“三家合流”徹底成真。
甚至有說法認為,這一事件間接為后來的“田氏代齊”埋下了伏筆,而田氏正是田開疆的家族。
所以說,“二桃殺三士”何止不是陽謀,簡直是個半吊子陰謀被識破后,還被對手完美反打的反面教材。
實在搞不懂,為什么很多文章不僅吹它是“無解陽謀”,還建議老板們學這種畫餅挑撥內耗的套路——在這些人眼里,職場的核心難道是搞陰謀嗎?
綜上,在我心中,真正無解的四大陽謀只能是:《論持久戰》《推恩令》《圍魏救趙》,以及“九轉大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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