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7年5月8日,徐湖平在《江南春》撥交單上簽下名字,二十年后他卻對媒體稱“從未經手”。
那張泛黃的檔案記錄與如今的矢口否認直接撞車,這幅當年被賣6800元的畫作,今春拍估價竟高達8800萬元。
簽字的責任該由誰承擔?天價背后的真相如何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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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
簽字記錄無法抵賴
時間回撥到1959年,收藏家龐增和懷著滿腔熱忱,將137件古畫無償捐給了南京博物院,其中就包括這幅傳為仇英真跡的《江南春》,可誰能想到,這份沉甸甸的文化饋贈,幾十年后竟然成了一筆糊涂賬。
就在1997年5月8日,一份撥交單上赫然寫著“徐湖平”三個字,當時的畫作被標注為“仿仇英”,正式被撥交到了江蘇省文物總店。
這本來只是一次正常的內部流轉,但事情在去年年底起了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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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退休多年的前院長徐湖平在接受采訪時,不僅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信誓旦旦地說這事兒“完全沒有參與處理”,還順帶給自己立了個“退休二十年不問世事”的貞節牌坊。
這話要是放在別處聽聽也就算了,偏偏新華社在同一天就公布了那張有著他親筆簽名的原始文件,日期、名字、事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這就尷尬了,一邊是白紙黑字的鐵證,一邊是當事人“沒經手”的堅決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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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事兒顯然沒他想得那么簡單,檔案室的記錄不會撒謊,那個簽字就像一顆釘子,死死地把他釘在了責任鏈條上。
他說自己不是鑒定家,所以沒參與鑒定,這話聽起來有點道理,但在行政管理中,簽字往往代表流程的合規性、處置的嚴肅性,都得由你來兜底。
公眾不關心你是不是鑒定家,公眾只關心,在這個涉及巨額國有資產和珍貴文物的處置過程中,你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又該承擔什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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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責任無法切割
徐湖平的辯解邏輯其實很有代表性——“我是院長,但我不是鑒定家”,這句話的潛臺詞很明顯:鑒定是技術活兒,我不懂,所以這鍋我不背。
在博物館的日常運作中,鑒定和審批確實是兩個環節,但這并不意味著兩者可以徹底割裂,專家負責辨真偽,定性質;院長負責審流程,把關口。
鑒定錯了是學術水平問題,但流程錯了就是管理責任問題,1997年的這次撥交,依據的是1986年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白紙黑字寫著,對于不夠館藏標準的藏品,可以調劑,但審批環節、公示環節以及優先告知捐贈人,是必須嚴格遵守的程序硬杠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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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恰恰出在這里,徐湖平簽了字,說明流程走完了,但那個神秘買家“顧客”是誰?為什么定價只有區區6800元?
更耐人尋味的是法律層面的界定,根據《民法典》,如果贈與行為嚴重違背了贈與目的,贈與人是有權撤銷的,龐家后人把畫捐給博物館,目的是保存和研究,絕不是讓你賤賣給私人藏家。
現在這幅畫流落市場,還被標出了天價,這不僅是對龐家信任的透支,更是對公益性質的公然踐踏,這時候再強調“鑒定為假”,聽起來更像是一種蒼白的掩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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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徐湖平的否認,本質上是在挑戰公眾的常識和制度的底線,他把“經手”理解成了“親手鑒定”,這是一種偷換概念。
在公共管理中,“經手”意味著在這個環節上你擁有裁量權,同時也必須承擔相應的后果,你不能既享受權力的光環,又拒絕責任的陰影,這種權力的傲慢,比畫作的真假更讓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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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反差無法忽視
如果說簽字是第一重炸彈,那么價格就是第二重沖擊波,2001年4月16日,江蘇省文物總店開出了一張發票,品名是“仿仇英山水卷”,金額6800元,買家只寫了一個模糊的“顧客”。
這個數字在當時看來或許不算太少,但把它放到今天的拍賣預展上,簡直就是個笑話。2025年5月,這幅畫出現在北京嘉德的春拍預展上,估價飆升到了8800萬元。
哪怕是對藝術品市場一竅不通的人,也能看出這里面的問題,從6800元到8800萬,這中間的一萬多倍漲幅,是通貨膨脹能解釋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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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江南春》在南博的檔案里被蓋上“仿品”的戳記時,它的命運就被注定了——它不再是國寶,而是一件可以隨意處置的庫存積壓品。
這種定性權的濫用,比單純的貪污更可怕,因為它披著“專業”的外衣,讓人難以反駁,直到二十多年后,市場用真金白銀給出了最響亮的耳光,人們才驚覺,原來當年的“鑒定”可能是如此兒戲。
這種反差帶來的刺痛感是巨大的,捐贈人龐叔令在查驗館藏發現畫作失蹤時,那種震驚和憤怒可想而知,他起訴南博,要求返還畫作,這不僅僅是為了追回一幅畫,更是在討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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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無法透支
事情鬧到這個地步,已經不是徐湖平一個人能不能“退休安好”的問題了,它已經演變成了一場對文博體系公信力的全面體檢。
目前,江蘇省文旅廳已經成立了專班進行調查,法院也開庭審理了龐家的起訴,甚至龐叔令已經申請了強制執行,要求查看流轉材料。
這些動作雖然遲了一些,但至少說明,制度的糾錯機制正在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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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博方面在情況說明里強調,當年的處置是“按規定”辦的,但也承諾會深入核查去向,如果發現違規會嚴肅處理,這話說得還算得體,但公眾要的不是一句空泛的承諾,而是實實在在的結果。
那個6800元的買家到底是誰?中間經過了哪些手?現在的持有人又是誰?這個完整的鏈條,必須一環扣一環地展示在陽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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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徐湖平個人來說,這次事件可能是他職業生涯最大的污點,哪怕他曾經在文物保護上做出過貢獻,也無法掩蓋這次“撒謊”帶來的負面影響。
一個管理者,在退休多年后,依然試圖用謊言來掩蓋過去的行為,這不僅是對歷史的不敬,更是對自己人格的貶低。他說“以調查結果為準”,這句話說得漂亮,但前提是,調查必須基于事實,而不是基于某些人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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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檔案比記憶更誠實,簽字的分量從不因時間的流逝而減輕,責任不容推卸。
調查專班必須還原完整鏈條,法院的強制執行將倒逼信息公開,真相必將浮現。
當程序正義在檔案室里沉睡,誰該為捐贈人的信任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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