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叔湘：語言和文字

呂叔湘（1904—1998）

江蘇丹陽人，語言學家、語文教育家。1926年畢業于國立東南大學外國語文系，1936年至1937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1938年后，曾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學、中央大學等多所高校。1952年起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所長。1954年受教育部委托，與張志公一起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科教材漢語教材的編寫工作。曾任《中國語文》主編，中國語言學會會長。著有《中國文法要略》《文言虛字》《漢語語法分析問題》《語文常談》等，主編《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八百詞》，著作輯為《呂叔湘文集》6卷本和《呂叔湘全集》18卷本。

一

只有人類有真正的語言

語言，也就是說話，好像是極其稀松平常的事兒。可是仔細想想，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是因為說話跟吃飯、走路一樣的平常，人們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兒。其實這三件事兒都是極不平常的，都是使人類不同于別的動物的特征。別的動物都吃生的，只有人類會燒熟了吃。別的動物走路都是讓身體跟地面平行，有幾條腿使幾條腿，只有人類直起身子來用兩條腿走路，把另外兩條腿解放出來干別的、更重要的活兒。同樣，別的動物的嘴只會吃東西，人類的嘴除了吃東西還會說話。

記得在小學里讀書的時候，班上有一位“能文”的大師兄，在一篇作文的開頭寫下這么兩句：“鸚鵡能言，不離于禽；猩猩能言，不離于獸。”我們看了都非常佩服。后來知道這兩句是有來歷的，只是字句有些出入。又過了若干年，才知道這兩句話都有問題。鸚鵡能學人說話，可只是作為現成的公式來說，不會加以變化(所以我們管人云亦云的說話叫“鸚鵡學舌”)。只有人們的說話是從具體情況(包括外界情況和本人意圖)出發，情況一變，話也跟著一變。至于猩猩，根據西方學者拿黑猩猩做試驗的結果，它們能學會極其有限的一點符號語言，可是學不會把它變成有聲語言。

人類語言之所以能夠“隨機應變”，在于一方面能夠把語音分析成若干音素(當然是不自覺地 )，又把這些音素組合成音節，再把音節連綴起來，──音素數目有限，各種語言一般都只有幾十個音素，可是組成音節就可以成百上千，再組成雙音節、三音節，就能有幾十萬、幾百萬。另一方面，人們又能分析外界事物及其變化，形成無數的“意念”，一一配以語音，然后綜合運用，表達各種復雜的意思。一句話，人類語言的特點就在于能用變化無窮的語音，表達變化無窮的意義。這是任何其他動物辦不到的。

人類語言采用聲音作為手段，而不采用手勢或圖畫，也不是偶然。人類的視覺最發達，可是語言訴之于聽覺。這是因為一切倚賴視覺的手段，要發揮作用，離不開光線，夜里不成，黑暗的地方或者有障礙物的地方也不成，聲音則白天黑夜都可以發揮作用，也不容易受阻礙。手勢之類，距離大了看不清，聲音的有效距離大得多。打手勢或者畫畫兒要用手，手就不能同時做別的事，說話用嘴，可以一邊兒說話，一邊兒勞動。論快慢，打手勢趕不上說話，畫畫兒更不用說。聲音唯一不如形象的地方在于缺乏穩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原始社會的交際情況下，這方面的要求是次要的，是可以用圖形來補充的。總之，正是由于采用了嘴里的聲音作為手段，人類語言才得到前程萬里的發展。

二

文字不能超脫語言

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語言。世界上還沒有發現過任何一個民族或者部落是沒有語言的。至于文字，那就不同了。文字是在人類的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才出現的，一般是在具有國家的雛形的時候。直到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語言是沒有文字的，也可以說，沒有文字的語言比有文字的語言還要多些。最早的文字也只有幾千年的歷史，而且就是在有文字的地方，直到不久以前，使用文字的也還是限于少數人。

文字起源于圖畫。最初是整幅的畫，這種畫雖然可以有表意的作用，可是往往意思含糊不清，應該怎么理解取決于具體環境，例如畫在什么地方，是誰畫的，畫給誰看的，等等。這種圖畫一般都比較復雜，這里設想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比如畫一個井，里邊畫三只兔子。如果是一個獵人畫在一棵樹上的，就可能是表示附近的陷阱里有三只兔子，要后邊來的伙伴處理。如果是畫在居住的洞壁上的，就可能表示獵人們的愿望，這種畫有法術的作用，那里邊的三只兔子就不是確實數目而只是許多兔子的意思。

圖畫發展成為文字，就必須具備這樣一些特點：（1）把整幅的畫拆散成個別的圖形，一個圖形跟語言里的一個詞相當。（2）這些圖形必得作線性排列，按照語言里的詞序。比如先畫一個井，再畫三個直道兒或橫道兒，再畫一個兔子，代表“阱三兔”這樣一句話。如果把三個道兒畫在井的前邊，就變成三個陷阱里都有兔子的意思了。（3）有些抽象的意思，語言里有字眼，不能直接畫出來，得用轉彎抹角的辦法來表示。比如畫一只右手代表“有”，把它畫在井的后邊，就成為“阱有三兔”。這種文字是基本上象形的文字，但是可以念，也就是說，已經跟語言掛上鉤，成為語言的視覺形式了。

到了這個階段以后，為了便于書寫，圖形可以大大簡化（圖案化、線條化、筆劃化），絲毫不損害原來的意思。從漢字形體變化的歷史來看，甲骨文最富于象形的味道，小篆已經不太象，隸書、楷書就更不用說了。從形狀上看，第二階段的零碎圖形和第一階段的整幅畫很相似，第三階段的筆劃化圖形和第二階段的象形圖形可以差別很大。但是從本質上看，象形文字和表意畫有原則上的區別，而象形文字和后來的筆劃化的文字則純粹是字形上的變化，實質完全相等。

圖畫一旦變成文字，就和語言結上不解之緣。一個字，甚至是最象形的字，也必然要跟一定的字音相聯系；表示抽象意思的字，筆劃化了的字，就更加離不開字音了。這樣，語言不同的人看不懂彼此的文字，哪怕是象形成分最多的文字。假如一個人的語言里“有”和“右”不同音，他就不懂一只手夾在一個井和三只兔子中間是什么意思。

文字發展到了這種“詞的文字”之后，仍然有可能進一步發展成純粹表音的文字，這將來再談。這里所要強調的是：盡管文字起源于圖畫，圖畫是與語言不相干的獨立的表意系統，只有在圖畫向語言靠攏，被語言吸收，成為語言的一種形式(用圖形或筆劃代替聲音)之后，才成為真正的文字。

對于文字和語言的關系沒有好好思考過的人，很容易產生一些不正確的理解。很常見的是把文字和語言割裂開來，認為文字和語言是并行的兩種表達意思的工具。這種意見在我國知識分子中間相當普通，因為我們用的是漢字，不是拼音字。有人說，文字用它自已的形體來表達人的思維活動、認識活動。當人們寫文字的時候，目的在寫它的思想而不僅為的是寫語言；當人們看文字的時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內容，不一定把它當作語言；只有把它讀出來的時候，才由文字轉化為語言。這個話顯然是不對的。文字必須通過語言才能表達意義；一個形體必須同一定的語音有聯系，能讀出來，才成為文字。如果一個形體能夠不通過語音的聯系，直接表達意義，那就還是圖畫，不是文字。代表語言，也就是能讀出來，這是文字的本質，至于寫的時候和看的時候讀出或者不讀出聲音來，那是不關乎文字的本質的。事實上，教兒童認字總是要首先教給他讀音；不通過語言而能夠學會文字的方法是沒有的。粗通文字的人看書的時候總是要“念念有詞”，那怕聲音很小，小到你聽不見，你仍然可以看見他的嘴唇在那兒一動一動。完全不念，只用眼睛看(所謂“默讀”)，是要受過相當訓練才能做到的。

有人拿阿拉伯數字和科學上各種符號作為文字可以超脫語言的例子。這也是只看見表面現現象，沒有進一步觀察。數字和符號也都是通過語言起作用的，不過這些符號是各種語言里通用，因此各人可以按照各自的語言去讀罷了。例如“ 1 ，2 ，3 ”可以讀成“一，二，三”，可以讀成“one，two，three”，可以讀成“Oдин，два，три”，等等，但是不把它讀成任何語言的字音是不可能的。而況在任何語言的語匯里這種符號都只是極少數呢？

三

語言和文字也不完全一致

文字(書寫符號)和字音不可分割，因而文字(書面語)和語言(口語)也就不可能不相符合。但是事實上文字和語言只是基本上一致，不是完全一致。這是因為文字和語言的使用情況不同。說話是隨想隨說，甚至是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寫東西的時候可以從容點兒，琢磨琢磨。說話的時候，除了一個一個字音之外，還有整句話的高低快慢的變化，各種特殊語調，以及臉上的表情，甚至渾身的姿態，用來表示是肯定還是疑問，是勸告還是命令，是心平氣和還是憤憤不平，是興高采烈還是悲傷抑郁，是衷心贊許還是嘲諷譏刺，等等不一；寫東西的時候沒有這一切便利，標點符號的幫助也極其有限。因此，說話總是語匯不大，句子比較短，結構比較簡單甚至不完整，有重復、有脫節、有補充、有插說、有填空的“呃、呃”、“這個、這個”；而寫文章就不然，語匯常常廣泛得多，句子常常比較復雜，前后比較連貫，層次比較清楚，廢話比較少。這都是由不同的使用條件決定的。

另一方面，語言和文字又互相作用，互相接近。語言里出現一個新字眼或者新說法，慢慢地會見于文字，例如“棒”、“搞”、“注點兒意”；文字里出現一個新字眼或者新說法，慢慢地也會見于語言，例如“問題”、“精簡”、“特別是”、“在什么什么情況下”。劇作家和小說作者得盡可能把人物對話寫得流利自然，生動活潑，雖然不能完全象實際說話。而一個講故事或者作報告的人，卻又決不能象日常說話那樣支離破碎，即使不寫稿子，也會更象一篇文章。所以一個受過文字訓練的人，說起話來應該能夠更細致、更有條理，如果有這種需要。一個原來善于說話也就是有“口才”的人，也應該更容易學會寫文章。

一般說來，文字比語言更加保守。這是因為人們只聽到同時代的人說話，聽不到早一時期的人說話，可是不僅能看到同時代的文字，也能看到早一時期的文字，能摹仿早一時期的文字，因而已經從口語里消失了的詞語和句法卻往往留存在書面語里。再還有一些特殊的著作，例如宗教經典、法律條文，它們的權威性叫人們輕易不敢改動其中的古老的字句；優秀的文學作品也起著類似的作用。在文字的保守力量特別強烈的場合，往往會形成文字和語言脫節的現象。中國、印度、阿拉伯國家、古代羅馬，都曾經出現過這種情況。這時候，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就不僅是風格或者文體的差別，而是語言的差別了。但是只有在文字的使用限于少數人，也就是多數人是文盲的條件下，這種情況才能維持。一旦要普及文化，這種情況就必定要被打破，與口語相適應的新書面語就必定要取古老的書面語而代之。

四

語言文字要兩條腿走路

在人們的生活中，語言和文字都有很大的用處，也各有使用的范圍。面對面的時候，當然說話最方便；除非方言不通，才不得不“筆談”。如果對方不在面前，就非寫信不可；如果要把話說給廣大地區的人聽，甚至說給未來的人聽，更非寫成文章不可。(有了錄音技術之后，情況稍有不同，也還沒有根本改變。)人們既不得不學會說話，也不得不學會寫文章，也就是說，在語言文字問題上，不得不用兩條腿走路。

可是自從有了文字，一直就有重文輕語的傾向。為了學習寫文章，人們不吝惜十年窗下的工夫，而說話則除了小時候自然學會的以外，就很少人再有意去講究。這也難怪。在古時候，語言只用來料理衣、食、住、行，也就是只派低級用場；一切高級任務都得讓文字來擔任。可是時代變了。三天兩天要開會，開會就得發言。工業農業的生產技術以及其他行業的業務活動都越來越復雜，交流經驗、互相聯系的范圍越來越大，以前三言兩語可了的事情，現在非長篇大論不成。語言不提高行嗎？再還有傳播語言的技術。有了擴音器，一個人說話能讓幾千人聽見；有了無線電廣播，一個人說話能讓幾千里外面的人聽見。很多從前非用文字不可的場合，現在都能用語言來代替，省錢、省事，更重要的是快，比文字不知快多少倍。

語言文字兩條腿走路的道理應該更受到重視了。可是人們的認識常常落后于客觀形勢。學校的“語文”課實際上仍然是只教“文”，不教“語”。是應該有所改變的時候了，不是嗎？

來源｜“木鐸語文”，原選自呂叔湘《語文常談》（三聯書店2008年版），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如侵權請聯系我們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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