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大片《得閑謹制》的歷史背景,眾所周知是宜昌保衛戰,而鮮為人知的真相是,1940年宜昌最終淪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插曲:日寇第11軍襲占宜昌四天以后,為保持野戰主力的機動態勢,曾下令入城各師團,徹底破壞軍事設施,炸毀帶不走的物資,于6月16日夜里全部撤出宜昌,向漢水東岸地區“返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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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閑謹制劇照)
而之前負責防守宜昌的部隊,是從萬縣緊急東援而來的第十八軍,由于到達和布防的時間都比較倉促,接戰僅僅一天時間,即被日軍全面擊敗,不得不退往宜昌以西山區待機,痛失名城。
及至發現日軍撤出城后,第十八軍開始尾隨追擊,于6月17日凌晨收復宜昌,黃埔一期的軍長彭善當時挺高興,前幾天敗得實在太窩囊,如今重新控制宜昌,總算可以跟陳誠和委員長有所交代了。
否則鄂西重鎮失守,釀成川東門戶大開重慶震動,非得受到重罰不可,撤職查辦那都是輕的,然而彭軍長高興得太早了,屁股在城里還沒坐熱乎,中午剛過槍聲再起:鬼子居然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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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收到的命令直接來自東京軍部,日軍參謀本部經過研究,認為宜昌位置敏感,應以一個師團的兵力進行“長期確保”,以便今后對重慶實施軍事壓迫,遂緊急給第11軍下達命令,要求調頭重占宜昌。
已經離城100多里的內山英太郎第13師團,突然殺了個回馬槍!于是戰火又起,彭善率領的第十八軍,單獨對陣日軍一個師團,交手不過數個小時,又一次敗出城去,宜昌從此淪于敵手五年之久。
也就是說,短短五天之內,第十八軍已然兩敗于宜昌,仗打得那叫一個稀碎,要說十八軍好歹是“土木系”的起家部隊和頭號精銳,后來也位列所謂“五大主力”之一,咋就這么不禁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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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敗宜昌的幕后原因
陳誠軍事集團“土木系”,是以第11師起家的,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因力克濟南有功,旋即被擴編為第十八軍;不過當時只給了一個軍級番號而已,序列內仍只有一個第11師,上將軍長陳誠兼任師長。
有了委員長的支持,陳誠從此開啟了擴軍之路,吞并、繳械、新建什么招都用上了,第十八軍得以迅速膨脹,至紅軍長征前后,土木系的軍事實力,已經擴充到八個師,而且裝備和補充,也都是中央軍一流的。
全面抗戰爆發后,陳誠的職權不斷竄升,土木系的擴張也進入高峰期,很快形成了三大基本部隊的格局:第十八軍、第五十四軍、第七十九軍,當然了,作為派系的核心力量,第十八軍仍是重點經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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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陳誠)
為保存這支基本部隊的實力,自武漢會戰以后,第十八軍長期駐防重慶周邊,以整訓的名義作為二線預備隊,輕易不再投放戰場,人員裝備和糧餉也都非常充足,要不怎么叫“寵出來的十八軍”呢?
如此精銳的一支甲種軍,為什么在棗宜會戰中,竟然會兩敗宜昌呢?除了日軍戰斗力較強外,主要原因是陳誠有個特別不好的習慣,或者可以稱為“毛病”,進而嚴重影響了第十八軍的整體戰斗力。
這個習慣就是“折騰”,即頻繁調整第十八軍的序列和干部,所造成的后果是,自該軍成立之日起,居然有多達10個師的番號,先后隸屬過十八軍!唯有第11師沒有調離過,以抗戰前期的幾次重要會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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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淞滬會戰:第十八軍軍長羅卓英,下轄第11師、第14師、第67師、第98師;
1938年武漢會戰:第十八軍軍長黃維,下轄第11師、第16師、第60師;
1940年棗宜會戰:第十八軍軍長彭善,下轄第11師、第18師、第199師。
不難發現,在宜昌失守的棗宜會戰中,第十八軍序列里只有第11師還是老部隊,其余兩個師都換了,而且第18師和第199師調往四川整訓前,陳誠還親自下令,把大部分重武器都留給了第11師。
因此在這次會戰中,第十八軍打的非常不好,自萬縣出動的第18師和199師,乘船倉促趕到宜昌后,由于人員裝備都不給力,守城不到24小時就頂不住了,直到鬼子主動撤離,才壯著膽重回宜昌。
原來的城防工事全都被炸毀了,結果第十八軍立足未穩,又被日寇第13師團一個反擊就攆了出來,在兩敗宜昌的作戰中,全軍傷亡高達7300余人,損失可謂慘重,陳誠更是臉上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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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宜會戰中的彭善軍長)
二、反攻作戰再敗宜昌
宜昌淪陷后,為平息輿論以及何應欽系統的發難,陳誠不得不把軍長彭善撤職,連江防軍司令郭懺都受到株連,被解除職務軍銜從中將降為中校,整個土木系都因此十八軍的失敗,而鬧個灰頭土臉。
不久遴選四大“攻擊軍”換裝蘇械,第十八軍又因宜昌之敗,最終輸給了第74軍而被淘汰,可見序列和人事經常調整的害處;那陳誠為什么要在十八軍頻繁折騰呢?主要動機還是為了擴大派系勢力。
一方面,將第十八軍的師級基干部隊調出去,用來組建和掌握新的軍級單位,也算是用心良苦;另一方面,將有條件吞并的雜牌師調入第十八軍,逐漸消化改造成為嫡系部隊;當然第三個原因:
土木系內部嫡系將領扎堆,但凡有機會,誰都想執掌基本部隊第11師或第十八軍,陳誠為了平衡內部矛盾,只能經常性“換崗”,而這樣的操作,加劇了第十八軍人事上的內耗,相應帶來更大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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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卓英)
作戰序列一調整,高級干部也得跟著調整,使整個十八軍在人事上,始終處于不穩定狀態,如前文所述,三次重大戰役三任軍長,軍事主官的水平和性格完全不同,高級干部之間缺少磨合,弊端十分明顯。
再加上序列經常變化,軍部對新調來的師級單位不夠熟悉,怎么可能打好仗?在這一點上,陳誠無疑是有相當責任的,然而這個毛病始終沒改過來,直到1941年9月第二次長沙會戰爆發。
只因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判斷失誤,湖南戰局漸有不可收拾之虞,為策應第九戰區的作戰,陳誠決定動用重兵反攻宜昌,以收圍魏救趙之效,第六戰區為達成本次作戰,一口氣出動了八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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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維)
當然包括第十八軍,陳誠特別指定第199師為反擊主攻部隊,而駐宜昌的日寇第13師團,已調出一個旅團組成“早淵支隊”,南調投入長沙戰場,框算戰力減少三分之一,克復宜昌應該沒有懸念吧?
1941年9月28日炮聲隆隆,第六戰區反攻之戰打響,包括199師在內的八個師,開始猛攻宜昌,可整整打了二周時間,盡管各部紛紛突入市區,甚至有部隊已接近了日軍師團部,卻硬是拿不下來!
第十八軍尤其是第199師,總體上依然是攻擊乏力,沒有起到核心部隊的關鍵作用!大雨滂沱中,日寇第39師團和早淵支隊,到10月10日終于突破了外圍阻擊線靠近宜昌,陳誠不得不下令全線撤退。
宜昌反擊戰功敗垂成,算上之前的棗宜會戰,第十八軍先后三次在宜昌折戟,如果陳誠下手快點,如果第十八軍表現給力點,宜昌很有可能成為抗戰期間,中國軍隊用武力收復的第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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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天)
三、鄂西會戰也有問題
到了1943年的鄂西會戰期間,陳誠的老毛病還是堅決不改,第十八軍的序列再次發生變化:軍長換成了方天中將,下轄第11師、第18師、暫編第34師,原來的第199師又調了出去,主打一個折騰。
石牌保衛戰中,雖是整個第十八軍在石牌前線布防,卻只有第11師和第18師能頂到第一線,暫34師完全不堪大用,世人皆知胡璉第11師打得不賴,而另外兩個師干脆沒人有印象,一個甲種軍全靠一個師撐場子?
從淞滬會戰的羅卓英算起,其后是黃維、彭善、方天、羅廣文、胡璉,第十八軍在全面抗戰的八年中,攏共換了六任軍長,主官剛剛熟悉干部和部隊,沒多久就被調離,直接影響了作戰指揮和作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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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看看抗日鐵軍第74軍,自1939年施中誠第57師調入后,該軍始終保持第51師、第57師、第58師這樣的序列,因此才號稱“三五部隊”,軍部非常了解各師的情況和風格,指揮起來就比較順手。
而且第74軍的軍長,更換的也不頻繁,王耀武從1939年接掌軍長職務后,一直實際任職到1944年初,即便晉升第29集團軍副總司令后,仍然兼任著軍長之職,從而保持了軍部指揮的穩定性。
再后來王耀武升任第24集團軍總司令,以及晉升第四方面軍司令官,第74軍仍屬集總、方面軍的直轄部隊,哪怕軍長短期更換為施中誠,影響也不大,跟74軍比起來,第十八軍的主官簡直是“走馬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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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中誠)
第十八軍這種瞎折騰的情況,直到抗戰后期才有所好轉,估計陳誠也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因此1944年8月胡璉接任軍長后,第十八軍的戰斗序列,長期保持為第11師、第18師、第118師的狀態,不再變化。
1946年第十八軍改制為整編第11師,期間盡管整編第18旅(原第18師)被調出,作為基干重建了被消滅的整編第3師,但這三個基干師(整編旅),還是在整編第十八軍軍長胡璉的統一指揮下。
土木系這支基本部隊,抗戰時期整體戰斗力真心一般,主要是陳誠瞎折騰導致的,解放戰爭時期,由于主官和序列保持穩定,戰力反而有所增強,成為華野和中野的大敵,覆滅于雙堆集之前,確實難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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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懺羅卓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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