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再到反清復明……

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

這一回歷史倒著走了

1905年8月20日，東京赤坂區一民宅內，中國革命同盟會正式宣告成立。

總理孫中山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綱領。

其中「驅除韃虜」一詞，在1894年《興中會章程》中就已經出現，是清末中國社會民族主義思潮的真實反映。

「韃虜」和「中華」

何為「韃虜」？

自然是以滿人為代表的北方少數民族。

19世紀，歐洲的「民族建國主義」思想流行。傳入中國后，與傳統的「華夷之辨」相結合，愈演愈烈。

「漢族」這一民族身份不斷被強調，和清廷的主體「滿人」區分開來。社會上「建立漢人之國家，恢復華夏正統」的呼聲越來越高。

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人共同擬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句，如此解釋：

「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后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

這里的「韃虜」和「中國」是對立的，「將滿族驅逐回東北」建立以「漢地十八省」為核心的新國度，是革命的首要目標。

何為「五族」

與「韃虜」之說對立的，是清乾隆時期產生的「五族」之說。

當時清廷對蒙古、青藏、新疆等 邊疆民族地區的統治逐漸深入。

于是清廷上層的滿人，國家主體民族漢人，加上蒙古、新疆、青藏的三大民族，構成的「滿、漢、蒙、回、藏」五族說法，為清廷所認可和推廣。

到了晚清時期，中國內外交困，面臨嚴重的邊疆危機。

騙走中國16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俄國并未滿足，實行「巴德瑪耶夫」計劃，策動藏、蒙、漢共同反清，意圖將其全部吞并。

英國入侵西藏，日本圖謀東北，廣發《告十八省豪杰書》，鼓動漢人反清 。

在此背景下，清末主政的立憲派提出「五族大同」的思想，試圖對抗分裂的離心力。

因此，對「驅除韃虜」的民族革命理念，立憲派提出尖銳批評。

學者楊度在《中國新報敘》中指出：「 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國家分裂，至少可能分裂為漢、蒙、回、藏四國，分裂則必然遭到列強瓜分，以至于亡國。」

轉向與矛盾

「驅除韃虜」的口號有著強烈號召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革命軍高舉象征 「華夏正統漢地十八省」的十八星聯九角旗，勢如破竹。

在這一綱領下，民族復仇論大行其道，引發各族民眾的相互絞殺。

在中原漢地，各地起義中多有屠滿城的行為，尤以西安、荊州兩地為最，僅西安一地死亡過萬。當代學者統計，經歷各地屠殺后，全國滿族人口減少1－2%。

與之對應的是，在蒙古、西藏等邊疆地區，當地民眾對漢人的仇視也急劇增加，驅逐、打壓和殘酷殺害都時有發生。

然而彼時的革命軍，畢竟不可能同時與滿、蒙、回、藏開戰。孫中山也清晰認識到了「民族建國主義」的局限，民族政策開始轉向。

轉向之下的思想矛盾極為有趣。

10月11日，革命軍占領武昌的第二天，軍政府門前同時出現兩種布告：一面是「雪二百六十年之恥」的排滿檄文，另一面卻是「滿人愿降者，一律保護」的安民告示。

漢口租界新貼的「殺盡滿奴」標語墨跡未干，就被「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傳單覆蓋。

轉向「五族共和」

在殘酷的地緣現實之下，孫中山做出了靈活務實的選擇。

1912年1月8日，孫中山緊急約見蒙古王公那彥圖，特意讓秘書馬君武取出珍藏的《朔方備乘》，提出了「各族共御外侮，方為立國之本」。

后又承諾「蒙人自治權利將十倍于清時」。

五色旗被定為中華民國國旗，五色即是「五族」的象征。

2月12日，隆裕太后頒布了退位詔書。詔書中明確指出：「滿、漢、蒙、回、藏五族之完全領土，合為一中華民國。」

這一結果，推翻了革命早期「漢地十八省」的國家構想，實質上確認了中華民國對蒙、疆、藏等區域主權的合法性。

次日，孫中山立即下令保護北京旗人聚居區，并派專員發放救濟糧。

2月15日的明孝陵謁陵儀式，孫中山沒有穿傳統的漢族衣冠，而是著西式禮服，身旁站著滿族代表唐浩鎮和蒙古代表貢桑諾爾布。

此時，「驅除韃虜」的民族政策已經完全被摒棄，轉而為「五族共和」的新理念取代，新編國文課本中也增加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一家」的內容。

這是孫中山平衡的藝術，更是危機形勢下的明智選擇。

此時沙俄駐庫倫領事呂巴正策動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外蒙「獨立」，英國駐印總督哈丁則秘密向倫敦報告「可在西藏復制蒙古模式」。

大敵當前，不再講究「華夷之辯」，只剩下「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誰知到了2025年，熟悉的情形再現，不過卻是從「五族共和」倒回了「驅除韃虜」。

就像一盤陳舊的錄像帶，指去灰塵，發現時光正在倒流。

當然，避免「分崩離析」的方法也顯而易見，找到一個更強大的外部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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