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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南京出身媒體人的職業軌跡
馬立誠這個人,1946年出生在南京,那時候中國剛從戰爭中緩過勁來。他小時候在南京長大,對那段歷史多少有點耳聞,但后來走上媒體路子。先在中國青年報干起,從普通編輯一步步做到評論部副主任,那時候他寫了不少評論文章,強調理性看問題。
九十年代轉到人民日報,當上評論部主任編輯,手里管著評論版塊,經常審稿發文,接觸各種社會話題。他還去過東京大學做客座研究員,接觸日本那邊的一些學術圈子。那個年代,他被視為體制內老資格,寫過幾本書,比如和人合著的《交鋒》,談中美關系啥的,挺有影響。
馬立誠自稱追求開放思維,總愛說要跳出狹隘民族主義看中日關系。但他的這些經歷,也為后來爭議埋下種子。畢竟,作為南京人,他對1937年那場慘案的看法,本該更貼近主流共識,可他后來的言論偏偏往另一個方向走。
這讓很多人覺得,他從本地人身份出發,卻站到對立面去了。他質疑遇難數字30萬的史料支撐,明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和多方檔案都確認了遇難規模,他卻說證據不足,引發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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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引發全國反彈的來龍去脈
2002年,馬立誠去日本訪問,回來后寫了《對日關系新思維》這篇文章。他主張,日本已經多次表達過戰爭反思,道歉問題算解決了,中國別老糾纏歷史包袱,得往前看建合作。
2004年他出版《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他特別提到,南京大屠殺的遇難數字30萬缺乏完整史料,說這可能是單方面敘述,需要更多考證。這話一出,輿論炸了鍋。很多人覺得這是在淡化日軍暴行。
南京大屠殺發生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日軍進城后殺了那么多平民和俘虜,國際目擊者報告和戰后審判都擺在那,他卻挑數字說事。很多人指責他媚日,尤其作為南京人,這等于背刺自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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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批評聲一片,有人說他被日本右翼影響了。還有傳聞,日本外務省有款待中國名人的名單,他名字在里頭,雖然沒確鑿證據,但這加劇了猜測。
他繼續在書里和訪談中重復這些觀點,說中國對日本右翼太敏感,得理性交流。結果,2004年他被免去人民日報職務,轉去鳳凰衛視做評論員,但沒多久合作也停了。高校和出版圈對他關門,南京大學等歷史系明確拒絕邀請。
這事鬧大后,他低調不少,但說自己只是提學術自由。公眾反應強烈,因為這觸碰了民族底線,30萬遇難者不是數字游戲,而是鐵證如山的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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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風波中走出的低調生活
2004年馬立誠被免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職務后,因爭議言論在國內難以立足,主要前往香港發展,在鳳凰衛視擔任時事評論員,期間還在香港街頭被愛國青年襲擊(“套麻袋暴揍” 事件)。網絡流傳他后來去了日本、新加坡。
每年12月13日,南京的防空警報依舊會準時響起,提醒著所有人銘記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這一事實不會因為任何言論而改變。
相比之下,日本那邊右翼還在淡化事件,把大屠殺叫“南京事件”,避談慰安婦和勞工慘案,這讓中日關系總有疙瘩。馬立誠的路走成這樣,很多人覺得是自找的,觸碰底線后,就得面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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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底線不容逾越的啟示
回顧馬立誠這事,不是單純個人故事,而是關乎怎么看待歷史。南京大屠殺有幸存者證詞、外國記者記錄、日軍口供,聯合國檔案都認了,他質疑數字時,沒拿出新證據,就被批為不尊重事實。日本戰后免了天皇罪責,甲級戰犯也沒全懲處,高層還去靖國神社,這加劇了鄰國不滿。
馬立誠的謬論,跟日本右翼的“史料不足論”有點呼應,公眾憤怒的核心,是覺得這在傷疤上撒鹽。30萬不是隨意數字,由戰后統計得來,包括埋尸記錄和國際安全區報告。現在,紀念館檔案還在更新,證據鏈越來越完整。
馬立誠如今湮沒無聞,說明人民記憶不會輕易被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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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馬立誠: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環球網.2015-11-26 [引用日期202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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