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譚啟龍書記的警衛秘書去世前，拉著首長的手：我夠本了

1946年冬天的宿北平原，北風裹著積雪橫掃麥地。魯南戰役剛結束，譚啟龍靠在枯樹干上，臉色灰白，嘴角鮮血尚未凝固。警衛員江祥康抱起他，腳下泥水四濺。兩人一句話沒說，卻都明白：任務還在前面，倒下不是選擇。

吐血并沒換來休息。傷口結痂未干，部隊又踏上追擊線。夜里行軍路窄，星光像是磨破的棉絮，稀稀拉拉。江祥康一直跟在譚啟龍身側，手電不開，憑腳步聲辨方向。那一晚，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與首長的命運捆在了一起。

往前推十三年，1933年的瑞金貧農團代表大會上，譚啟龍還是個十四歲的放牛娃。毛澤東坐在小凳子上問：“放過多少頭牛？”一句玩笑，譚啟龍卻聽出認可。貧瘠童年的艱難，在那天被剝開，留下的只有一種簡單念頭：跟著走，活多久算多久。

革命把人拋向戰火，也替他篩選伙伴。江祥康1945年新四軍編入魯中縱隊，在一次接敵突圍時救下負傷的譚啟龍，從此成了貼身警衛。打仗講究迅捷，他倆配合得像慣用的一副臂膀，不需口令就能互通意圖。戰時的默契，往往勝過千言。

新中國成立后，槍聲漸遠，行政公文取代攻堅命令。1952年，譚啟龍奉調浙江，分田、修堤、開山，忙得腳不沾地。江祥康第一次聽到“工農速成中學”這幾個字，是首長遞給他的調令。膠皮包角的信封里只有一句批示：去讀書，莫掉隊。他愣了片刻，最后還是帶著行李去了課堂。黑板上寫的是“代數”“俄語”，對一個連姓名都只會寫半截的人來說，像天書，但他硬是咬牙拿下畢業證。

1960年山東連遭旱澇，地里麥穗空空。中央電報批示：主要負責同志馬上到災區。譚啟龍暈倒在指揮帳篷的那天，江祥康正背著干糧，準備跟他去濰北查墑。省醫院的病床緊俏，他們卻只占用兩小時。輸完液，又鉆進吉普車。山東農民后來才知道，那個青灰臉色、總磨破鞋底的人，就是省委書記。

辦公室的玻璃燈泡昏暗，江祥康常把文件壓在暖水瓶下防潮。來訪干群一批接一批，他只在傍晚把上級文件和民情表冊分門別類，放譚啟龍桌角。一次深夜對表，首長略一抬頭：“回去睡？”江祥康搖頭：“您不歇，我也不歇?！币痪湓?，像螺絲釘擰緊機床，動都不動。

1978年以后，包干到戶、企業改制、沿海開放，譚啟龍幾度改任，福建、青海、四川皆有履歷。江祥康卻始終隨行，不管山地航班還是內陸客車，總能找到仆仆風塵的那位老戰友。有人打趣：“這兒換了三任書記，你們警衛秘書怎么還是他？”江祥康笑一聲：“首長打仗總在前邊，我得看著別讓他再吐血?！?/p>

時間滑到1992年，首鋼醫院的病床旁，多數探視者認不出瘦成皮包骨的江祥康。肝腎同時衰竭，醫生讓家屬準備后事。病房門開，譚啟龍蹣跚進來，衣領扣錯一顆，眼眶紅得嚇人。江祥康費力抬手，拇指和食指勾住首長的衣袖，聲音飄忽：“首長，我……夠本了。”八個字，薄如紙，卻像重錘砸在墻上。那一刻，旁人都屏住呼吸。

江祥康去世后，譚啟龍為他挑了安放地點——浙東抗日根據地烈士墓園。有人問緣由，答案簡單：那里埋著他們共同的歲月。葬禮那天無哀樂，只有雨聲敲松枝。親友看見老書記把江祥康的軍帽放入骨灰盒，再輕輕蓋上。沒有多余動作，手卻隱約顫抖。

日歷很快翻到1999年春。譚啟龍在成都醫院彌留，子女守在床邊。老人神志尚清，開口第一句竟是：“江祥康那塊地，打理得怎樣？”家屬點頭。他閉眼，呼吸綿長，像是確認任務收尾，隨即心率緩緩降下。骨灰同樣送往浙東，兩座低矮灰碑并排，間距不到半米，名字靜靜相望。

譚啟龍留下的文件柜，最底層是一枚裂紋搪瓷缸。缸內夾著一張粗糙照片：1947年魯南，半截土墻前，兩位青年并肩站立，胳膊上各挎一桿老套筒。底色已黃，但眉眼仍銳。后來整理檔案的學者評價，這張照片沒有背景說明，只有一行潦草字跡——“打完仗，活一天賺一天”。

有人好奇，何為“夠本”?；蛟S是炸點里撿回命的第一個黎明；或許是災區田壟里抹平的第一寸龜裂；也可能僅僅是一口熱氣騰騰的蘿卜湯。對譚啟龍和江祥康，“夠本”不是知足常樂，而是完成職責后才肯承認的價值。與此同時，它還是簡單的生死觀：能參與、能奉獻，就值了。

近代史翻開許多英雄敘事，宏大與悲壯交織，卻容易忽略在側影里默默站崗的人。江祥康這種“無品級的小字輩”在檔案中往往只是一行姓名，一串編號。但若沒有他們，很多決策根本落不了地。山東救災時負責分糧的民政干部曾感嘆：江秘書守在現場，誰敢私自增減一袋麩皮？

從黃塘村的放牛少年到省級一把手，從新四軍通訊員到終身警衛秘書，兩條軌跡緊緊纏繞。戰火洗禮、行政事務、經濟建設，每一段都血肉豐厚，毫無空洞口號。今天讀來，那句“我夠本了”仍帶著硝煙味，也帶著泥土味。它將個人命運壓進國家脈搏，讓生死尺度變得清晰：不是活多久，而是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