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羅榮桓病逝，訃告被播音員念錯成“羅瑞卿”，事后怎樣處置？

1963年12月17日清晨八點，中央廣播電臺的值班室里還彌漫著冷冽的霧氣，一盞黃色臺燈下，22歲的播音員方明正來回翻看厚厚的訃告稿。淮海路上車輛稀少，電臺走廊也格外安靜，只有秒針滴答作響。方明知道，十點整，他就要向全國播報一條意義重大的消息。

廣播稿封面印著“羅榮桓同志治喪委員會告全黨全軍全體人民書”，落款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方明用鉛筆在稿件邊角圈出生僻字，又在名字處畫下粗黑線。他暗暗提醒自己：絕不能錯一個音。

不久前，也就是16日下午五點五十分，羅榮桓元帥在北京醫(yī)院病房里停止了呼吸，年僅61歲。消息通過電話線直接送到了中南海，毛澤東在頤年堂得知噩耗，當即中斷會議，沉聲宣布：“羅榮桓同志逝世。”隨后常委全體起立默哀三分鐘。就在那一晚，中央決定次日清晨由廣播電臺向全國發(fā)布訃告。

羅榮桓生前淡泊，去世卻震動了整個共和國。他從湘南貧苦書生一步步走上革命舞臺，1928年井岡山入黨，后任紅一軍政治部主任，以嚴謹穩(wěn)健著稱。抗戰(zhàn)時期，他率八路軍一一五師北上山東，建立了堅固的根據地。1945年濟南戰(zhàn)役，他一句“打下濟南城，活捉王耀武”，三軍士氣陡增。建國后，他出任總政治部主任，為確立現代軍隊政治工作制度傾注心血。

說起“雙羅”，老干部們總是津津樂道。羅榮桓年長，被稱“大羅”；羅瑞卿稍遜八歲，便是“小羅”。1929年紅四軍第八次黨代會爭論激烈，羅榮桓一句“請毛委員回來”擊破沉悶。羅瑞卿當場附和，痛陳戰(zhàn)敗教訓。毛澤東后來打趣：“當年要不是兩個姓羅的，怕是沒人替我說話。”這份惺惺相惜延續(xù)了三十余年。

抗戰(zhàn)第二次反“圍剿”時，羅瑞卿胸部中彈，命懸一線。羅榮桓得到報告，冷峻的湖南人罕見失控，砸桌怒吼：“狠狠打，給小羅報仇！”前線官兵見此，拼死反擊。等到羅瑞卿醒來，羅榮桓卻只是淡淡一句：“多活一天，多干一天。”這種兄弟情誼，被后輩津津樂道。

有人好奇，為何羅瑞卿沒被誤認為報喪對象以外的普通將領？原因簡單：1954年公安部換帥，毛澤東原本屬意羅榮桓。羅榮桓固辭，自薦羅瑞卿，稱“公安業(yè)務他比我熟”。此后十年，羅瑞卿鐵腕整治治安，知名度迅速攀升。因此，兩位姓羅的名字常被公眾并提，播音員記憶稍有混淆就可能釀成禍端。

回到電臺。九點五十五分，導播推門喊道：“小方，你來頂班。”短短一句話讓方明血脈賁張。他深吸一口氣，站到話筒前。指示燈亮起，電臺大鐘敲了十下，直播開始。前四千余字一氣呵成，聲音沉穩(wěn)。可到了“羅榮桓的骨灰將安放于八寶山”一句，他的舌頭竟鬼使神差蹦出“羅瑞——”兩個音。方明猛然收口，用一個吞音佯裝咳嗽，改讀“羅榮桓”。七秒鐘的停頓，卻已讓許多聽眾心生疑竇。

線路另一端，監(jiān)審科電話瞬間被撥爆。“到底是誰走了？”“廣播是不是出錯？”一陣質問撲面而來。節(jié)目結束，方明仍僵立原地，背心冷汗浸透。臺長當即召開事故分析會，科長、值班領導、導播乃至稿件審校全部列席。按照當時規(guī)章，發(fā)生重大播音差錯，輕則通報批評，重則停職檢討。

更大的壓力來自外部。新華社已收到各地記者電詢，若不能在半小時內澄清，將造成信息混亂。臺里立即補播簡訊，確認逝者為羅榮桓元帥，并向聽眾致歉。與此同時，錯誤錄音被剪掉封存，事后編入內部教材。

有人擔心羅瑞卿會因此震怒。沒想到，下午三點，公安部送來口信，羅瑞卿輕描淡寫一句：“年輕人難免犯錯，下不為例。”這番寬容態(tài)度，讓原本劍拔弩張的追責氛圍迅速緩和。臺里最終認定：方明寫深刻檢查，罰停三天，再無進一步處分；相關領導因審核疏漏，同樣書面檢討。

風波平息后，方明把那份檢討貼在宿舍桌前，每天臨睡必讀兩遍。他開始自訂“十條播音戒律”：任何稿件朗讀三遍以上、不在口中存疑字、不夾帶個人情緒。三年后，他接連主持國慶實況、全國兩會直播，全程零差錯，成為臺里重點培養(yǎng)的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這起事故讓電臺修訂兩項新規(guī)：直播前由兩名編輯交叉校對專名異姓；主持人不得在開播兩小時內離崗，以防換人匆忙。此后多年，再未出現同類錯讀國是大員訃告的嚴重事件。

1969年，方明晉升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首席播音員。每逢業(yè)務培訓，他都會講起那段七秒鐘的尷尬。“犯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忘了教訓。”如今，這句話仍被不少青年主播寫進隨身筆記，提醒自己在話筒前尊重每一個字、每一位人物，以及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