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鄭香怡來部門報到那天，穿一身淺藍色連衣裙。
她笑起來眼睛彎彎的，聲音輕柔：“陳老師好。”
我點頭接過她的簡歷，并未多想。部門每年都有實習生，三個月后大多再無交集。
可這個姑娘不一樣。
她太勤快了。勤快到讓我這個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職場人都覺得有些不自在。
早晨我桌上總會有一杯溫度剛好的手沖咖啡；我隨口提的資料，她下班前就能整理好送來；就連我咳嗽兩聲，第二天抽屜里就多了盒潤喉糖。
同事開玩笑：“老陳，你這實習生比親閨女還貼心。”
我只能笑笑，心里卻浮起一絲說不清的不安。
直到那個雨夜。
我回辦公室取文件，看見她還在加班。燈光下她側臉專注，手指在鍵盤上飛快跳動。
忽然她手機響了。
她走到樓梯間接聽，聲音壓得很低。我本想離開，卻聽見她哽咽著說：“爸，您再堅持堅持……快了，就快了。”
那聲音里的隱忍與堅決，讓我后背發涼。
幾天后，當我從退休老紀委于德全那里聽到那個名字時，咖啡杯從我手中滑落。
滾燙的液體濺了一身。
我卻只覺得冷。
程永富。
那個五年前被我親手送進監獄的前任領導。
他的女兒，現在正坐在我對面，微笑著問我：“陳老師，明天需要我早點來嗎？”
01
鄭香怡確實是個出色的實習生。
她來的第三天，就把部門近三年的項目檔案重新歸類整理了一遍。
那些堆積在柜子里、連我都懶得細看的陳舊資料，被她分門別類貼上標簽，還做了電子索引。
“陳老師，我覺得這樣查起來方便些。”她說話時總微微低頭，顯得謙遜有禮。
我翻開她做的索引表，條目清晰，關鍵詞標注得當。
“費了不少工夫吧？”
“應該的。”她抿嘴笑了笑，“我剛來，得多學習。”
這話說得滴水不漏。可我看得出來，她眼底有種超越年齡的沉穩。
部門里其他同事也很喜歡她。她幫王姐修過電腦，替小張的孩子輔導過作業，甚至連辦公室那幾盆半死不活的綠蘿，在她照料下都重新煥發生機。
馬向東有次來我們部門，特意在她工位前停了停。
“小鄭表現怎么樣？”他問這話時，眼睛卻看著我。
“很不錯。”我如實回答，“勤快，細心，學習能力強。”
馬向東點點頭，意味深長地說：“故人之后，果然不同凡響。”
我當時沒聽懂這話的意思，只是覺得他語氣有些奇怪。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刻鄭香怡正在復印機旁整理文件，背脊似乎僵了一下。
不過也只是一瞬間。
她轉過身時，臉上依舊是那種溫和得體的笑容：“馬總過獎了，我還要多向各位老師學習。”
馬向東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
鄭香怡繼續低頭整理文件，手指在紙頁間翻動，動作輕快而熟練。陽光從窗戶斜射進來，在她發梢鍍上一層淡金色。
我那時想，這姑娘將來在職場上，必定能走得遠。
如果她沒有別的目的的話。
第四天下午，我有個緊急材料要趕。本來打算加班，鄭香怡卻主動請纓：“陳老師，您晚上不是要參加孩子的家長會嗎？資料我來整理吧。”
我確實忘了家長會這回事。
“這怎么好意思……”
“沒關系的。”她眼神真誠，“我反正也住公司附近，晚點回去正好錯開晚高峰。”
我猶豫片刻，還是答應了。家長會不能缺席，妻子已經提醒過我兩次。
離開辦公室時，我看見鄭香怡坐在我的位置上，對著電腦屏幕認真核對數據。她坐姿筆直，側臉在顯示屏微光里顯得格外專注。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復雜的情緒。
有些感動，也有些莫名的愧疚——為了讓她加班而愧疚，雖然是她自愿的。
第二天早晨，那份材料整整齊齊擺在我桌上。
不僅數據準確無誤，她還根據內容做了簡要分析，用不同顏色標注了重點。
最后附了張便簽：“陳老師，我覺得第三部分的數據可能需要與財務部二次核對，已用黃色標出。”
我翻開材料，果然，第三部分的幾個數字與我記憶中有出入。
打電話問財務，對方查了半天，道歉說確實是他們錄入錯誤。
“老陳，你這實習生可以啊。”財務主管在電話里感嘆，“剛來就能發現這種問題。”
我放下電話，看向鄭香怡的工位。
她正在接聽一個客戶咨詢，語氣溫和耐心，一邊聽一邊在筆記本上記錄要點。陽光透過百葉窗，在她臉上投下明暗相間的條紋。
那么專注，那么專業。
可為什么，我總覺得她身上有種說不出的距離感？
那種距離感不是冷漠，而是一種刻意的、精心維持的得體。就像一層薄薄的玻璃，你能看見她，卻永遠觸不到真實的溫度。
中午在食堂，她端著餐盤坐到我旁邊。
“陳老師，上午那份材料沒問題吧？”
“沒問題，多虧你細心。”我頓了頓，“昨晚加班到幾點？”
“十點左右。”她夾起一片青菜，動作很輕，“公司晚上很安靜，工作效率反而高。”
“以后別熬太晚，女孩子一個人不安全。”
她抬起頭看我，眼睛里有什么東西閃了閃。
“謝謝陳老師關心。”她聲音很輕，“我習慣了。”
那句話里的“習慣了”三個字，聽起來有些沉重。我想問什么，卻不知從何問起。
最終只是說：“有什么需要幫忙的，盡管開口。”
“好。”她笑了笑，低下頭繼續吃飯。
那一刻我注意到，她握筷子的手指關節微微發白。
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氣，才維持住表面的平靜。
02
一周后，鄭香怡已經熟悉了部門的全部工作流程。
她甚至開始主動承擔一些原本不屬于實習生范疇的任務。比如，每周一的部門例會，她會提前準備好會議室，調試好投影設備，還會根據議題準備相關資料。
“小鄭，這些事讓行政部做就行。”我提醒她。
“反正我也要參加會議，順手的事。”她說得輕描淡寫。
但我知道沒那么簡單。行政部那幫人我清楚，能少做絕不多做。以前每次開會前，總要打電話催幾遍設備調試。現在鄭香怡主動攬過去，他們樂得清閑。
周五下午，部門要做一個季度匯報。
馬向東會親自參加，還帶了幾位集團領導。匯報材料我早就準備好了，但心里還是有些緊張。這個季度的業績不算理想，幾個重點項目推進緩慢。
開會前一小時，鄭香怡敲開我辦公室的門。
“陳老師，我看了匯報材料，有個地方想跟您商量一下。”
她手里拿著打印稿，上面用紅筆做了不少標記。
我有些意外：“你說。”
“第三頁關于項目延期的解釋，我覺得可以換個角度。”她翻開那一頁，“現在這種說法，聽起來像是我們在推卸責任。
不如主動承認問題，但重點放在已經采取的補救措施上。”
我仔細看她的修改建議。確實，經她一改，那段文字從辯解變成了擔當，從被動變成了主動。
“還有這里。”她翻到后面幾頁，“數據對比表格太復雜，領導們可能沒耐心細看。我做了幾個簡化的圖表，直觀一些。”
她遞過來幾張手繪的圖表草稿。條狀圖、餅圖、趨勢線，一目了然。
我看了她好一會兒。
“這些都是你自學的？”
“大學里選修過數據分析。”她頓了頓，“另外，我父親以前也常做匯報，我幫他整理過材料。”
她說這話時，眼神平靜，像是在陳述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事實。
可我心里卻咯噔一下。
父親？我忽然意識到，我從未問過她的家庭情況。簡歷上只寫了教育背景和工作經歷，家庭信息一欄是空的。
“你父親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問得隨意，盡量不讓語氣顯得太刻意。
她收拾圖紙的動作停了半秒。
“以前在國企做管理，現在……”她抬起眼睛，目光落在我身后的書架上，“現在退休了。”
聲音很輕，輕得幾乎聽不清最后三個字。
我還想再問，外面傳來同事的說話聲。鄭香怡站起身：“陳老師，我去會議室準備一下投影。”
她離開時，腳步比平時快了一些。
背影顯得有些單薄。
匯報進行得很順利。我用了鄭香怡的建議和圖表，幾位領導頻頻點頭。馬向東甚至在會后特意表揚了一句：“陳濤這次準備得很充分。”
我看向坐在會議桌末端的鄭香怡。
她正低頭記錄會議紀要，側臉在燈光下顯得異常安靜。仿佛剛才那些功勞與她無關，她只是盡了一個實習生的本分。
散會后，我讓她留一下。
“今天多虧了你。”我真心實意地說。
“我只是提了點建議。”她收拾著筆記本電腦，“主要還是陳老師講得好。”
“你父親……”我斟酌著詞句，“他教了你不少東西吧？”
鄭香怡拉上電腦包拉鏈的動作停了下來。
“他教我最多的是，”她抬起眼睛，直視著我，“無論做什么事，都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雙眼睛里有什么東西一閃而過。
太快的、我來不及捕捉的情緒。
“你父親是個明白人。”我說。
“是啊。”她笑了笑，笑容卻未達眼底，“所以他栽了很大的跟頭。”
我還想問什么，她已經背起電腦包：“陳老師，沒什么事的話，我先去整理會議記錄了。”
“好，你去吧。”
她走到門口，忽然回頭。
“陳老師，”她聲音很輕，“您覺得，一個人如果做了自認為正確的事，但結果害了別人，他應該愧疚嗎？”
這個問題來得太突然。
我愣住了。
“這要看具體情況。”我謹慎地回答，“如果是無心之失……”
“如果是故意的呢？”她打斷我，目光緊緊鎖住我的眼睛，“如果他知道后果，還是選擇了那樣做？”
辦公室里的空氣忽然變得稀薄。
我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
“那就要看他有沒有承擔后果的勇氣。”我聽見自己說。
鄭香怡盯著我看了一會兒，然后慢慢點頭。
“您說得對。”她輕聲說，“勇氣。”
她轉身離開，腳步聲在走廊里漸行漸遠。
我站在原地，很久沒有動。
窗外天色漸暗，城市的燈光次第亮起。玻璃窗上倒映出我的臉，一張中年男人的、略帶疲憊的臉。
五年前，我也曾站在同樣的位置，看著同樣的夜景。
那時我手里握著一封舉報信。
信里裝著一個決定，一個會改變很多人命運的決定。
03
那是五年前的秋天。
程永富還是集團的副總經理，分管我們部門。他在位八年，根基深厚，說話做事雷厲風行。集團里人人都敬他三分，也怕他三分。
我當時是他手下的項目主管，負責幾個重點工程。
第一次發現問題，是在一個基建項目的賬目上。材料采購價格高出市場價百分之三十，供貨商是一家新成立的小公司。我查了工商信息，法人代表姓馬。
馬向東的遠房親戚。
我拿著材料去找程永富，他正在辦公室練書法。宣紙上寫著“海納百川”四個大字，筆力遒勁。
“程總，這個項目的采購有點問題。”我把文件放在他桌上。
他放下毛筆，擦擦手，慢慢翻看。
辦公室里很安靜，只有紙張翻動的聲音。窗外的銀杏樹黃了，葉子在秋風里簌簌作響。
看了大概十分鐘，他合上文件夾。
“這件事我知道了。”他聲音平靜，“你先回去吧。”
“可是程總，這明顯有問題……”
“我說我知道了。”他抬起眼睛看我。那雙眼睛里沒什么情緒，卻讓我把后面的話咽了回去。
走出他辦公室時，我聽見他繼續練字的聲音。
毛筆在宣紙上摩擦，沙沙作響。
之后一個月，類似的問題又出現了幾次。每次我去反映，程永富都是同樣的反應：我知道了，你先回去。
直到那個周五下午。
我加班整理資料，準備下周的集團審計。財務部的小劉悄悄找到我，遞給我一個U盤。
“陳哥，這里面的東西……我覺得你應該看看。”他神色緊張，額頭上都是汗。
U盤里是幾份加密的合同掃描件，還有銀行流水截圖。金額之大，讓我拿著鼠標的手都在發抖。
更讓我心驚的是，所有的簽字都是程永富。
以及馬向東。
那天晚上，我在辦公室坐到凌晨三點。
煙灰缸里塞滿了煙頭。窗戶開著，冷風一陣陣灌進來，我卻覺得渾身燥熱。
正義感、恐懼、憤怒、猶豫，各種情緒在我心里撕扯。
我知道一旦舉報，就意味著與程永富徹底決裂。他在集團經營多年，關系盤根錯節。而我，只是一個中層干部。
可那些數字在我眼前晃動。每一筆錢，都是國有資產，都是人民的血汗。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市紀委。
接待我的是一位姓于的老同志，鬢角斑白，眼神銳利。他聽完我的陳述，看完材料，沉默了很久。
“陳濤同志，”他終于開口，“你確定要實名舉報嗎？”
“確定。”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
“我知道。”
于同志看著我，緩緩點頭：“材料留下，我們會按規定處理。這段時間，你自己注意安全。”
走出紀委大門時，陽光刺眼。
我瞇起眼睛，看著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賣早餐的小販在吆喝，學生背著書包趕公交，一切都和往常一樣。
但我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一個月后，程永富被帶走調查。集團上下震動。馬向東在那次風波中安然無恙，只是被調離了重要崗位。
又過了三個月，判決下來：程永富因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宣判那天，我沒有去聽。
同事回來說，程永富站在被告席上，腰桿挺得筆直。法官問他還想說什么，他只說了三個字：“我認罪。”
然后深深鞠了一躬。
那一年，程永富四十七歲。他女兒鄭香怡，十七歲，剛上高三。
這些是我后來才知道的。
04
程永富落馬后，集團進行了一輪人事調整。
馬向東不但沒受影響，反而升了半級，成了我們部門的分管領導。而我，雖然因為舉報受到了表彰，但處境卻變得微妙。
同事看我的眼神復雜。有的人欽佩，有的人疏遠，還有的人在背后竊竊私語。
“陳濤這人太狠，連自己上司都敢捅。”
“誰知道是不是為了往上爬。”
“以后跟他打交道可得小心點。”
這些話偶爾會飄進我耳朵里。我不辯解，只是埋頭工作。那幾年，我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項目，用業績證明自己。
但有些東西，終究是變了。
馬向東上任后，對我態度客氣而疏離。該給的支持給，該批的經費批，但從不與我深談。部門開會時，他常常跳過我的匯報，直接問其他人意見。
我明白，他在防著我。
五年過去，這件事漸漸被淡忘。新來的員工甚至不知道集團曾經有過一個叫程永富的副總。
直到鄭香怡出現。
直到馬向東那句“故人之后”。
現在回想起來，馬向東從一開始就知道鄭香怡的身份。他把她安排到我們部門，安排在我手下，絕不是偶然。
他想做什么？
試探？監視？還是別的什么？
這些問題在我腦子里盤旋，攪得我心神不寧。周二下午，我借口外出辦事，提前離開了辦公室。
其實我是去了集團退休干部活動中心。
于德全退休后，常在這里下棋。他是當年處理程永富案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也是少數知道我實名舉報的人。
我到的時候，他正和另一個老頭對弈。棋盤上殺得難解難分。
“于叔。”我在旁邊坐下。
于德全抬頭看我，有些意外：“小陳？怎么有空過來？”
“有點事想請教您。”
他看了我一眼，對棋友說：“老張，這局算我輸，改天再戰。”
老張嘟嘟囔囔地走了。于德全收拾棋子，動作慢條斯理。
“什么事，說吧。”
我斟酌著詞句：“我們部門新來了個實習生，叫鄭香怡。”
于德全的手停在半空。
“姓鄭？”
“嗯。二十二歲，很能干。”我觀察著他的表情，“馬總把她安排在我手下，還說她是‘故人之后’。”
棋子啪嗒一聲掉在棋盤上。
于德全彎腰撿起來，手指有些抖。
“老于，”我壓低聲音，“您是不是知道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活動室里很安靜，只能聽見遠處傳來的麻將聲和電視機的聲音。
“她父親，”于德全終于開口，聲音沙啞，“是不是叫程永富？”
盡管有心理準備，我的心還是狠狠一沉。
“是。”
于德全長長嘆了口氣。他站起身，走到窗邊。窗外是個小花園，幾個退休老人正在打太極拳。
“那孩子……都這么大了。”他背對著我，“當年她父親出事時，她才上高三。”
“馬向東知道她的身份？”
“知道。”于德全轉過身，臉色凝重，“小陳，這件事不簡單。”
“怎么說？”
“程永富的案子，當年有些疑點。”他走回桌邊坐下，“受賄金額對不上，關鍵證人翻供，有些證據來得太容易……但這些話，我當時不能說。”
“為什么？”
“因為上面要求盡快結案。”于德全盯著我的眼睛，“程永富認罪太快了，快得不正常。他一個人扛下了所有事，把其他線索都掐斷了。”
我感覺后背發涼。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于德全一字一句地說，“程永富可能不是主犯。至少，不是唯一的主犯。”
活動室的掛鐘滴答作響。
每一秒都敲在我心上。
“那鄭香怡接近我，是為了報復？”我聽見自己問。
“不一定。”于德全搖頭，“那孩子我見過一次，在程永富宣判那天。她站在法院外面，沒哭沒鬧，就是一直盯著大門看。那眼神……不是仇恨。”
“那是什么？”
“是倔強。”老紀委緩緩說，“一種要把事情弄清楚的倔強。”
離開活動中心時，天色已近黃昏。
我站在路邊，看著車流來來往往。五年前那個秋天的早晨，我也是這樣站在紀委門口，心里充滿決絕的正義感。
我以為我在捍衛原則。
我以為我在做正確的事。
可現在，于德全的話像一根刺，扎進我心里最深處。
如果程永富不是主犯……
如果我只是被利用了……
如果鄭香怡接近我，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尋找真相……
手機響了。是鄭香怡發來的微信：“陳老師，您要的資料我已經整理好發您郵箱了。另外，明晚部門團建，您參加嗎？”
我看著那條信息，很久沒有回復。
最后打了三個字：“我參加。”
發送。
05
部門團建選在一家火鍋店。
大家圍坐兩桌，熱氣騰騰，笑聲不斷。鄭香怡被安排在我們這桌，坐在我對面。
她今晚穿了件米色毛衣，頭發松松地扎在腦后，看起來比平時柔和許多。同事讓她喝酒，她笑著推辭：“我真不會喝，以茶代酒吧。”
“小鄭太不給面子了。”有人起哄。
馬向東坐在主位，端著酒杯打圓場：“女孩子不喝酒好，喝茶健康。來，我們一起敬新同事一杯。”
大家舉杯。鄭香怡端起茶杯，目光掃過全場，最后落在我身上。
很短暫的對視。
她先移開了視線。
酒過三巡，氣氛更加熱鬧。有人開始講笑話，有人聊起家里的瑣事。鄭香怡安靜地聽著，偶爾微笑，但很少插話。
我注意到，她幾乎沒怎么動筷子。
“不合胃口？”我問。
“不是。”她搖頭，“下午吃了點心，不太餓。”
可她的表情不是不餓的樣子。而是一種刻意的、維持距離的克制。
馬向東忽然開口：“小鄭，你父親身體還好吧？”
桌上安靜了一瞬。
鄭香怡握著茶杯的手指收緊，指節泛白。
“還好，謝謝馬總關心。”她聲音平靜。
“那就好。”馬向東點點頭，轉向我，“陳濤，你還記得程永富程總吧？小鄭的父親，以前是我們的老領導。”
這句話像一塊石頭砸進水里。
桌上所有人都看向鄭香怡，眼神里有驚訝，有探究，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憐憫。
鄭香怡垂著眼簾，睫毛在燈光下投出淺淺的陰影。
“原來小鄭是程總的女兒。”有人小聲說。
“怪不得這么能干，虎父無犬女啊。”
氣氛變得微妙起來。大家都不知道該說什么，只能低頭吃菜，或者假裝喝酒。
我看向馬向東。他正慢悠悠地涮著一片毛肚，表情自然得像剛才只是問了一句天氣。
他是故意的。
他在公開場合點破鄭香怡的身份，是想看她什么反應？還是想看我什么反應？
“我父親，”鄭香怡忽然開口，聲音清晰而平穩，“他確實教了我很多東西。包括做人要誠實，做事要有底線。”
她抬起眼睛，直視馬向東。
“雖然他犯了錯，受到了懲罰，但這些道理我會一直記得。”
桌上鴉雀無聲。
馬向東涮毛肚的動作停住了。幾秒鐘后，他笑起來：“說得好！來，為這句話，我們再喝一杯！”
大家稀稀拉拉地舉杯。
我注意到，鄭香怡握著茶杯的手在微微發抖。
團建快結束時，我去洗手間。出來時，看見鄭香怡站在走廊盡頭的窗戶邊。
她在打電話。
聲音壓得很低，但我還是聽見了幾個字。
“……我知道……我會小心……爸您別擔心……”
我本想悄悄離開，她卻已經看見了我。
電話掛斷了。
她轉過身，臉上沒有什么表情。走廊的燈光從側面打過來，在她臉上投下深深的陰影。
“陳老師。”她打招呼，聲音有些啞。
“沒事吧？”我問。
“沒事。”她笑了笑，笑容很淡，“就是家里有點事。”
我們沉默地站了一會兒。窗外是城市的夜景，霓虹閃爍，車燈如流。
“馬總剛才的話，”我斟酌著開口，“你別往心里去。”
“我不在意。”她看著窗外，“這些年，比這難聽的話我都聽過。”
她說這話時語氣平靜，可我卻聽出了一絲疲憊。
那種深藏在骨子里的、經年累月的疲憊。
“你父親……”我不知該問什么。
“他上個月出獄了。”鄭香怡忽然說，“因為表現好，減了刑。”
“他現在身體不太好，需要靜養。”她轉過頭看我，眼睛在昏暗的光線里亮得驚人，“但他讓我轉告您一句話。”
我的喉嚨發緊。
“什么話？”
鄭香怡一字一句地說：“他說，他不怪您。您只是做了您認為正確的事。”
這句話像一記重拳，砸在我胸口。
五年來，我設想過無數次與程永富有關的場景。憤怒、指責、詛咒，甚至報復。但我從未想過，會是這句話。
我不怪您。
您只是做了您認為正確的事。
“他還說了什么？”我的聲音有些抖。
“他說，”鄭香怡頓了頓，“希望您以后做決定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因為有時候，眼睛看見的，不一定是真相。”
走廊里有同事的談笑聲傳來。
鄭香怡最后看了我一眼，轉身離開了。
窗戶玻璃上倒映出我的臉，一張困惑的、不安的、開始懷疑自己的臉。
如果程永富不是主犯。
如果真相另有隱情。
那我這五年來的堅持算什么？
我當年的舉報又算什么？
06
那一夜我幾乎沒睡。
鄭香怡的話在我腦子里反復回響。程永富不怪我，他說我只是做了自認為正確的事。
可如果那件事本身是錯誤的呢？
如果我的舉報，非但沒有伸張正義，反而掩蓋了更大的罪惡？
天亮時，我做出了決定。
我要查清楚。不管真相是什么，我必須知道。
周一上班，我比平時早到半小時。辦公室空無一人，只有保潔阿姨在拖地。我打開電腦，調出五年前的項目檔案。
那些塵封的數據，現在看來有了不同的意味。
當年我發現問題的幾個項目，合同簽署時間都在程永富上任后的第三年。而在此之前，集團的工程管理一直很規范。
是什么讓他突然變了？
或者說，是什么讓他不得不變？
我仔細核對供貨商信息。那些價格虛高的材料，供貨商都是新注冊的小公司，但背后都有復雜的股權關系。
其中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姓馬。
馬向東的遠房侄子。
而這家公司最大的客戶，除了我們集團，還有另外幾家國企。那些國企的負責人，都和程永富、馬向東有交集。
一個隱約的網絡開始浮現。
但我還需要更多證據。
中午，我約于德全吃飯。選在離集團很遠的一家小館子，私密性很好。
“于叔，我想看看程永富案的卷宗。”我開門見山。
于德全夾菜的手停在半空。
“小陳，你知道那不合規矩。”
“我只要看我能看的部分。”我壓低聲音，“當年那些證據，那些證詞，我想重新看看。”
老紀委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嘆了口氣。
“你是不是發現了什么？”
“我發現程永富可能不是一個人。”我說，“他背后應該還有人，而且那個人現在還在集團，甚至可能身居高位。”
于德全沉默了很久。
“明天下午三點，來我家。”他終于說，“有些東西，我退休時復制了一份。”
“為什么？”我問，“您為什么留備份？”
老紀委摘下眼鏡，慢慢擦拭。
“因為我不甘心。”他聲音很輕，“辦了一輩子案子，那是唯一一個讓我覺得憋屈的。程永富認罪太快了，快得像在保護什么人。”
“您懷疑是誰？”
于德全重新戴上眼鏡，看著我的眼睛。
“你心里已經有答案了，不是嗎？”
是的。
我有答案了。
馬向東。
從鄭香怡出現，從他刻意點破她的身份，從他這些年來對我的態度。所有的線索，都指向同一個人。
但懷疑只是懷疑。
我需要證據。
第二天下午，我如約來到于德全家。他住在老城區的一個院子里，種滿了花花草草。
書房里，他遞給我一個厚厚的文件袋。
“這是復印件，你只能在這里看，不能帶走。”他說，“看完之后，你要自己做決定。”
我打開文件袋。
里面是程永富案的全部卷宗復印件。從舉報材料到審訊記錄，從證據清單到判決書，一應俱全。
我花了三個小時，一頁頁仔細翻看。
越看，心里越涼。
舉報材料中，關于馬向東的部分全部被模糊處理，只用了“相關責任人”這樣的字眼。審訊記錄里，程永富多次提到“上面有人指示”，但每次都被打斷。
最關鍵的一份銀行流水顯示，一筆兩百萬的款項從項目賬戶轉出，經過三次中轉，最終流入一個海外賬戶。
而那個海外賬戶的開戶人，姓馬。
不是程永富。
“這份流水為什么沒作為主要證據？”我問于德全。
“因為程永富承認那筆錢是他授意轉出的。”老紀委苦笑，“他說是他讓馬向東幫忙操作，馬向東只是執行。”
“您信嗎？”
“我不信。”于德全搖頭，“但程永富咬死不改口，上面又要求盡快結案，我們沒辦法深挖。”
我合上卷宗，閉上眼睛。
五年前的那個我，懷著一腔熱血走進紀委。我以為我在揭發腐敗，我以為我在維護正義。
可實際上，我只是一個棋子。
一個被人利用，用來鏟除異己、掩蓋真相的棋子。
“鄭香怡知道這些嗎？”我問。
“應該知道一部分。”于德全說，“她父親出獄后，應該跟她談過。不然她不會費盡心思進集團，更不會特意接近你。”
“接近我……是為了報復？”
“可能最初是。”于德全看著我，“但現在，我覺得她更想弄清楚真相。為她父親，也為你。”
為我？
這句話讓我愣住了。
“小陳，”于德全拍拍我的肩膀，“那孩子看你的眼神，不是仇恨。是困惑，是探究，是想知道當年那個舉報她父親的人，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
離開于德全家時，天已經黑了。
我走在老城區的巷子里，路燈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長。五年來，我第一次感到如此疲憊。
不是身體的累。
是心里的累。
走到巷口，我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
鄭香怡站在那里，背對著我，看著遠處閃爍的霓虹燈。聽見腳步聲，她轉過身。
我們隔著十幾米的距離對視。
誰也沒說話。
最后是她先走過來。路燈下，她的臉色有些蒼白，但眼神很平靜。
“于叔給我打電話了。”她說，“他說您來看了卷宗。”
我點點頭。
“現在您相信了嗎？”她問，“相信我爸可能不是主犯？”
“我相信事情沒那么簡單。”我謹慎地說，“但我還需要更多證據。”
鄭香怡從包里拿出一個信封。
“這是我父親出獄后給我的。”她遞過來，“他說，如果有一天您開始懷疑了，就把這個交給您。”
我接過信封，很薄。
里面是一張照片。
照片上是年輕時的程永富和馬向東，勾肩搭背，笑容燦爛。背面寫著一行字：“2009年夏，與向東兄于三亞。他說：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可最終，是一個人的八年牢獄。
“我父親說，他當年太相信友情。”鄭香怡的聲音很輕，“以為真的可以同甘共苦。直到出事那天，他才明白，有些人的‘同當’，只是說說而已。”
我把照片翻過來，看著那兩個曾經親密無間的人。
一個毀了前程，鋃鐺入獄。
一個步步高升，風生水起。
“你接近我，是為了什么？”我終于問出這個問題，“為父報仇？還是為了查清真相？”
鄭香怡看著我，眼睛在路燈下亮得像星星。
“最開始，我想看看您是什么樣的人。”她誠實地說，“我想知道，那個毀了我家庭的人，夜里能不能睡得安穩。”
“后來呢？”
“后來我發現，您不是我想象中那種人。”她頓了頓，“您會關心實習生有沒有吃早飯，會為了一個數據加班到深夜，會因為項目延期而自責。
您不像一個壞人。”
“所以？”
“所以我開始懷疑。”鄭香怡直視我的眼睛，“懷疑當年的真相，是不是我爸說的那樣。懷疑您，是不是也被利用了。”
夜風吹過，卷起地上的落葉。
沙沙作響。
“陳老師，”她說，“我想和您合作。”
“合作什么？”
“查清當年的真相。”她一字一句地說，“為我父親正名，也為您解開心結。”
我看著這個二十二歲的姑娘。她比我女兒大不了幾歲，卻已經背負了太多沉重的東西。
父親入獄，家庭破碎，青春蒙塵。
可她眼睛里沒有怨恨，只有一種堅定的、要把事情弄清楚的執著。
“如果查到最后，”我緩緩問，“發現你父親確實罪有應得呢？”
鄭香怡沉默了幾秒。
“那我認。”她說，“但如果不是，我也要一個公道。”
公道。
這個詞太沉重了。
但我點了點頭。
“好。”
07
合作從那天晚上正式開始。
我們沒有簽協議，沒有立誓言，只是在路燈下達成了一種默契。一種基于共同困惑和共同目標的默契。
接下來的一周，我們像什么都沒發生一樣。
鄭香怡依舊每天早晨給我泡咖啡，依舊幫我整理資料，依舊在部門會議上認真記錄。只是偶爾，我們會交換一個眼神。
那種“我懂你”的眼神。
周三下午，馬向東召集部門開會，布置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他說話時，眼睛時不時瞟向鄭香怡。
“……尤其是新同事，要多學習，多實踐。”他說，“小鄭表現不錯，陳濤你要多帶帶她。”
“應該的。”我回答。
散會后，馬向東讓我留下。
“陳濤，小鄭在你手下也快一個月了。”他靠在椅背上，手指敲著桌面，“你覺得她怎么樣？”
“很好。”我說，“勤奮，聰明，進步很快。”
“那就好。”馬向東笑了笑，“程總的女兒，果然不一般。不過……”
他頓了頓，觀察我的表情。
“不過什么？”
“不過你也要注意分寸。”他意味深長地說，“畢竟她身份特殊，走得太近，容易惹閑話。”
“馬總多慮了。”我平靜地說，“我對所有同事都一視同仁。”
“那就好。”馬向東站起身，拍拍我的肩膀，“你是老同志了，我相信你有分寸。”
他離開后，我在會議室坐了很久。
馬向東在敲打我。他在提醒我，鄭香怡是程永富的女兒，而我，是舉報程永富的人。
我們不應該走得太近。
可越是如此，我越是確定，他在害怕。
害怕我們走得太近，會發現什么。
周五晚上，鄭香怡約我在一家咖啡館見面。位置很偏，客人很少。
她到的時候，背著一個鼓鼓囊囊的背包。
“陳老師。”她坐下，要了杯檸檬水。
“東西帶來了？”我問。
她點點頭，從背包里拿出一個筆記本。很舊的皮質封面，邊角已經磨損。
“這是我父親的日記。”她輕聲說，“從他被調查開始，到入獄前。出獄后，他交給了我。”
我接過筆記本，翻開第一頁。
日期是五年前的九月十二日。正是我遞交舉報材料后的第三天。
“今天紀委找我談話。我知道，時候到了。”
“向東說他會想辦法，讓我別擔心。我相信他。”
“但心里還是不安。”
往后翻，字跡越來越潦草。
“賬目問題比我想象的嚴重。有些事不是我做的，但證據都指向我。”
“向東讓我先扛下來，說他會在外面活動。我相信他，我們是二十年的兄弟。”
“希望這一切快點結束。”
再往后，是審判期間。
“律師說情況不樂觀。但向東說他在找關系，讓我堅持住。”
“今天見到香怡了，她瘦了。孩子要高考了，我對不起她。”
“如果這就是結局，我認。但有些事，我不甘心。”
最后一篇日記，寫在宣判前一天。
“明天就要開庭了。向東今天來看我，說一切都安排好了。讓我什么都別說，認罪就行。”
“他說，只要我認罪，他保證香怡以后的生活，保證她上大學，找工作。”
“我問他，那些事到底是誰做的。他不說話，只是看著我。”
“那一刻我明白了。但我沒有選擇。”
日記在這里結束。
我合上筆記本，手心全是汗。
“你父親……”我聲音發干，“他知道是馬向東？”
“他一直都知道。”鄭香怡握著水杯，指節發白，“但他不能說。因為馬向東威脅他，如果他不扛下來，就讓我上不了大學，找不到工作。”
“你相信？”
“我父親相信。”她抬起眼睛，眼眶發紅，“他不敢賭。他已經毀了，不能再毀了我。”
咖啡館里很安靜，只有輕柔的音樂聲。
我看著對面的姑娘。她努力維持著平靜，但顫抖的嘴唇暴露了內心的波瀾。
“這些日記，你為什么給我看？”我問。
“因為我想讓您知道真相。”她說，“也想讓您知道，我父親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他只是一個……太相信朋友，最后被朋友出賣的傻瓜。”
我沉默了很久。
“你現在想怎么做？”
“我要證據。”鄭香怡擦擦眼睛，“能證明馬向東才是主謀的證據。日記只是我父親的一面之詞，法律需要更扎實的東西。”
“比如？”
“比如真正的賬目。”她說，“我父親說，當年做賬的時候，他留了一手。真正的賬本，他藏起來了。”
我的心臟猛地一跳。
“在哪里？”
“他說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鄭香怡壓低聲音，“只有我和他知道。但他不讓我現在去取，說太危險。”
“為什么現在告訴我？”
“因為我覺得可以信任您了。”她看著我，“也因為，馬向東最近動作很多。他在查我，也在查您。我們時間不多了。”
確實。
馬向東最近頻繁來我們部門，找各種借口和鄭香怡說話。他也在調閱我負責的項目資料，美其名曰“了解情況”。
他在試探，在防備。
“賬本在哪里？”我問。
鄭香怡從包里拿出一張紙條，推到我面前。
上面寫著一個地址：城西老圖書館，三樓工具書區，《辭海》1979年版，第三冊。
“我父親說，東西在書里。”她聲音很輕，“但他警告我，取的時候一定要小心，可能有人在盯著。”
“我去。”我說。
“不，我去。”鄭香怡搖頭，“這是我父親的事，應該我去。”
“可你……”
“陳老師。”她打斷我，“您已經為我父親的事付出了代價。不能再讓您冒險。”
她說得認真，眼神堅定。
那一刻，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程永富的影子。那種倔強，那種擔當，那種寧可自己扛也不連累別人的性格。
“我們一起去。”我說，“互相有個照應。”
鄭香怡還想說什么，但我擺擺手。
“就這么定了。周日，圖書館開門就去。”
她看了我一會兒，終于點頭。
離開咖啡館時，天已經全黑了。鄭香怡走在我旁邊，影子被路燈拉得很長。
“陳老師，”她忽然說，“謝謝您。”
“謝什么？”
“謝謝您愿意相信我。”她頓了頓，“也謝謝您，愿意給我父親一個機會。”
我停下腳步，看著她。
“該說謝謝的是我。”我認真地說，“謝謝你讓我知道，當年的我，可能做錯了。”
鄭香怡搖搖頭。
“您沒錯。您只是被利用了。”她說，“錯的是那些利用您的人。”
夜風吹過，帶來秋天的涼意。
我們并肩走在街上，各自想著心事。但心里都清楚，從這一刻起，我們不再是簡單的上下級，也不是仇人。
而是同盟。
為了同一個真相而戰的同盟。
08
周日早晨，我比約定時間早半小時到了圖書館。
城西老圖書館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建筑，紅磚墻，爬山虎，看起來很有年代感。因為是周末，門口已經有不少人在排隊。
我在對面的早餐店坐下，要了碗豆漿，慢慢喝。
眼睛盯著圖書館大門。
八點半，門開了。人群陸續進去。我在人群中尋找鄭香怡的身影，但沒有看到。
難道她不來了？
我心里一緊，正準備打電話，手機震動了。
是鄭香怡發來的信息：“陳老師，我在圖書館后面的小巷等您。”
我匆匆付了錢，繞到圖書館后面。那是條很窄的巷子，堆著一些廢棄的桌椅。鄭香怡站在陰影里，戴著帽子和口罩。
“怎么了？”我問。
“剛才在門口看見兩個人。”她壓低聲音，“像是馬向東的手下。我認識其中一個，以前來找過我爸。”
“他們看見你了？”
“應該沒有。”她搖頭，“但我怕他們守在圖書館里。”
我們交換了一個眼神。
如果馬向東已經派人盯梢，說明他起了疑心。也許他從程永富出獄的那一刻起，就在防備這一天。
“那怎么辦？”我問。
鄭香怡想了想：“我們分開進去。您從前門，我從側門。三樓工具書區見面。”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從前門進入圖書館。大廳里人不多，有學生在自習，有老人在看報。我掃了一眼，沒發現可疑的人。
上到三樓，工具書區在最里面。高高的書架排列整齊，散發著舊紙和灰塵的味道。
鄭香怡已經到了。她站在《辭海》的書架前，假裝在找書。
我走過去，站在她旁邊。
“有人嗎？”我低聲問。
她搖搖頭：“暫時沒有。”
我們開始找1979年版的《辭海》。工具書區很大，光是《辭海》就有十幾個版本。從1979年到最新版，按年份排列。
終于，在書架最底層，我們找到了1979年版。
第三冊。
鄭香怡蹲下身，小心地抽出那本書。很厚，封面是深藍色的，邊角已經破損。
她翻開書頁。
里面是空心的。
一個牛皮紙信封躺在書頁挖空的凹槽里。
她的手有些抖。我環顧四周，確認沒人注意我們，才點點頭：“快。”
鄭香怡拿出信封，塞進自己包里。然后把書放回原處。
整個過程不到一分鐘。
但我覺得像過了一個世紀。
“走。”我說。
我們分開下樓。我在前，她在后，相隔十幾米。這是事先說好的，萬一有人跟蹤，至少能跑掉一個。
樓梯間很安靜，只有我們的腳步聲。
下到二樓時，我聽見下面傳來說話聲。是圖書館管理員在和一個男人交談。
“……三樓工具書區？剛才好像有人上去……”
我心里一緊，加快腳步。
一樓大廳，那個和鄭香怡描述相似的男人正站在借閱臺前。他三十多歲，平頭，穿著黑色夾克。
他看見我，眼神銳利地掃過來。
我裝作若無其事，徑直走向大門。
“先生。”他突然開口。
我停住腳步，回頭。
“什么事？”
“您剛才在三樓嗎？”他走過來，臉上掛著笑，但眼神很冷。
“是啊，查點資料。”我平靜地說，“怎么了？”
“沒什么。”他上下打量我，“就是問問。三樓工具書區最近在整理，怕打擾到讀者。”
“哦，我沒注意。”我說完，轉身繼續走。
我能感覺到他的目光釘在我背上。
走出圖書館大門，陽光刺眼。我沒有回頭，直接走向地鐵站。
手機震動了。
鄭香怡發來信息：“我出來了，安全。老地方見。”
老地方是上次那家咖啡館。
我到的時候，她已經在了。包放在桌上，鼓鼓囊囊的。
“那個人，”她臉色發白，“他跟蹤您了嗎？”
“沒有。”我坐下，“但他起疑心了。我們得快點。”
鄭香怡從包里拿出那個牛皮紙信封。很厚，摸起來硬硬的。
她拆開信封，倒出里面的東西。
是一本巴掌大小的筆記本，黑色封皮。還有幾張照片，一些票據復印件。
我們交換了一個眼神，同時翻開筆記本。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數字和代號。日期，金額，項目名稱，還有代號字母。
M，C，L，Z……
“M是馬向東。”鄭香怡指著第一個字母，“C是我父親。L是劉，財務部的劉副總，去年退休了。Z是趙，已經調走了。”
她翻到后面，聲音越來越低。
“這些數字……是分贓記錄。每一筆，誰拿了多少，什么時候拿的，清清楚楚。”
我拿起一張照片。是幾個人的合影，在某個會所里。馬向東，程永富，還有另外幾個熟悉的面孔。
他們舉著酒杯，笑容滿面。
背后是豪華的包廂，桌上擺著名酒和美食。
另一張票據復印件，是海外賬戶的轉賬記錄。金額巨大，收款人是一個英文名字。
“這是我父親偷偷復印的。”鄭香怡說，“他說，當時馬向東讓他簽字，他留了個心眼，多印了一份。”
證據。
確鑿的證據。
足以證明程永富不是單獨作案，馬向東才是真正的策劃者和最大受益者。
“這些……”我聲音發干，“應該交給紀委。”
“但現在不行。”鄭香怡搖頭，“馬向東在集團經營這么多年，關系很深。我們不知道紀委里有沒有他的人。”
她說得對。
五年前，程永富案辦得那么快，那么草率，本身就說明問題。如果當時有人故意掩蓋，現在貿然舉報，很可能打草驚蛇。
“那怎么辦？”
鄭香怡想了想：“于叔。找于叔。”
“他退休了，還能做什么？”
“他退休了，但他的人脈還在。”鄭香怡說，“而且，他是當年唯一對案子有疑問的人。他值得信任。”
我想了想，點頭。
“好，聯系于叔。”
我們約于德全晚上見面。還是那家小館子，但這次要了個包間。
老紀委看完所有材料，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摘下眼鏡，揉了揉眼睛。
“我就知道。”他聲音沙啞，“我就知道事情沒這么簡單。”
“于叔，這些證據夠嗎？”我問。
“夠立案了。”他說，“但不夠穩妥。馬向東很狡猾，他肯定會辯解，說這些是程永富偽造的，是為了報復他。”
“我們需要更多。”于德全重新戴上眼鏡，“需要人證。當年經手這些事的人，不可能只有程永富和馬向東。還有財務，還有具體辦事的人。”
我想起財務部的小劉。
當年給我U盤的那個年輕人。程永富出事后，他就辭職了，聽說回了老家。
“小劉。”我說，“他可能知道什么。”
“找到他。”于德全說，“但一定要小心。馬向東肯定也在找他，想封他的口。”
鄭香怡忽然開口：“我去找。”
“你？”我和于德全同時看向她。
“我知道他在哪里。”她說，“我父親出獄后，跟我說過。小劉回老家后改了名字，在縣城開了家小超市。”
“你父親為什么告訴你這個？”我問。
“他說，如果有一天我要翻案，小劉是關鍵證人。”鄭香怡眼神堅定，“但他讓我保證，除非萬不得已，不要打擾小劉的生活。”
“現在就是萬不得已。”于德全緩緩說。
包間里安靜下來。
窗外夜色漸濃，街燈一盞盞亮起。這個城市看似平靜，但暗流洶涌。
我們三個人，坐在這里，手里握著一個可能掀起驚濤駭浪的秘密。
“我去找他。”鄭香怡重復，“明天就去。”
“我陪你。”我說。
她搖搖頭：“您不能去。馬向東已經在盯著您了。您離開公司，他會懷疑。”
“可是你一個人……”
“我一個人反而安全。”她說，“馬向東的目標是您，不是我。至少現在還不是。”
馬向東現在最防著的是我。因為我是當年的舉報人，現在又是鄭香怡的上司。如果他發現我和鄭香怡聯手，一定會采取行動。
而鄭香怡，在他眼里可能只是個想為父翻案的小姑娘。
不足為懼。
“那你要小心。”我叮囑，“隨時保持聯系。”
于德全看看我，又看看鄭香怡。
“孩子們，”他輕聲說，“這條路不好走。你們想清楚了嗎？”
我和鄭香怡對視一眼。
然后同時點頭。
“想清楚了。”
09
鄭香怡周一請假，說家里有事。
馬向東特意來問我：“小鄭怎么請假了？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她說家里有點事，具體沒說。”我回答得很自然。
“哦。”馬向東盯著我看了一會兒，“陳濤，你最近和小鄭走得很近啊。”
“她是我的實習生，我多帶帶她，很正常。”
“是嗎？”馬向東笑了笑，“可我聽說，你們周末還一起去了圖書館。”
我心里一緊，但臉上不動聲色。
“馬總消息真靈通。”我說，“是去了圖書館，查點項目資料。”
“什么資料非要去圖書館查？”
“一些歷史數據。”我迎上他的目光，“五年前那個項目的原始資料，集團檔案室不全，圖書館地方志里有記載。”
這是我和鄭香怡事先對好的說辭。
馬向東眼神閃爍：“五年前的項目？你還查那個做什么？”
“最近有個類似的項目，想參考一下。”我平靜地說，“馬總，有問題嗎？”
我們就這樣對視著。
辦公室里很安靜，能聽見墻上鐘表的滴答聲。
幾秒鐘后，馬向東先移開視線。
“沒什么。”他說，“就是提醒你，注意影響。畢竟小鄭身份特殊，你又是舉報她父親的人。走得太近，別人會說閑話。”
“清者自清。”我說。
馬向東點點頭，走了。
但我知道，他起了疑心。
接下來兩天，我故意表現得一切如常。按時上班，按時下班，認真工作。只是在無人注意時，偷偷查看手機，等待鄭香怡的消息。
她去了鄰省的一個小縣城。
按照程永富給的地址，找到了那家小超市。
周三下午，她發來信息：“見到人了，晚上詳談。”
我盯著那條信息，心里七上八下。
見到人了，是好事。
但詳談的結果是什么？小劉愿意作證嗎？還是害怕報復，選擇沉默？
下班后，我直接回了家。妻子看出我心不在焉，問：“怎么了？工作不順心？”
“沒事。”我勉強笑笑，“就是有點累。”
“你最近總是很累。”妻子擔憂地看著我，“是不是那個實習生讓你太操心了？”
“不是，她很好。”
“那就好。”妻子頓了頓，“對了，我今天聽說一件事。”
“什么？”
“你們部門那個馬總，好像在打聽小鄭的家庭情況。”妻子說，“人事部的小王告訴我的，說馬總調了小鄭的檔案。”
我的心沉了下去。
馬向東在查鄭香怡。
看來圖書館的事，真的引起了他的警覺。
“他還問了什么？”我盡量讓聲音平靜。
“好像還問了小鄭父親的事。”妻子看著我，“陳濤，小鄭的父親……是不是就是當年那個人？”
我沉默了幾秒，點頭。
妻子倒抽一口涼氣。
“你怎么不早說？這……這多尷尬啊。”
“她知道。”我說，“從一開始就知道。”
“那她還……”
“她是來找真相的。”我輕聲說，“為她父親，也為我。”
妻子愣住了。她是個聰明人，立刻明白了其中的深意。
“你是說，當年的事……”
“可能另有隱情。”我握住她的手，“但現在還不能確定。你要幫我保密，對誰都別說。”
妻子看著我，眼神復雜。有擔憂，有不解，但最后還是點點頭。
“你要小心。”她說，“馬向東那個人，城府很深。”
晚上九點，鄭香怡打來電話。
她的聲音很疲憊，但透著興奮。
“陳老師，小劉愿意作證。”
我懸著的心落下一半。
“他怎么說？”
“他說，當年所有的事，都是馬向東策劃的。”鄭香怡語速很快，“馬向東負責找項目，找關系，我父親負責簽字，小劉負責做賬。
錢到手后，馬向東拿大頭，我父親拿小頭。”
“有證據嗎？”
“有。”鄭香怡說，“小劉留了錄音。當年馬向東找他談話，讓他做假賬，他偷偷錄了音。還有每次分錢的記錄，他也留了復印件。”
太好了。
人證物證俱全。
“他為什么愿意現在站出來？”我問。
“因為愧疚。”鄭香怡聲音低了下去，“他說，這五年他過得不好。每天晚上做噩夢，夢見我父親在監獄里的樣子。他說他對不起我父親，也對不起您。”
我沉默了一會兒。
“他還說了什么？”
“他說，馬向東最近找過他。”鄭香怡的聲音嚴肅起來，“就在上周，馬向東派人去縣城找他，問他當年那些資料還在不在。他騙他們說早就銷毀了。”
馬向東的動作真快。
他在清理痕跡。
“小劉現在安全嗎？”我問。
“我讓他搬走了。”鄭香怡說，“找了個安全的地方，等需要的時候，他會回來作證。”
“你做得很好。”我真心實意地說。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
“陳老師，”鄭香怡輕聲說，“謝謝您。”
“謝謝您給我父親一個機會。”她說，“也謝謝您，讓我相信這世上還有公道。”
我鼻子一酸。
“應該是我謝謝你。”我說，“謝謝你讓我知道，當年的我，沒有完全錯。”
掛了電話，我站在窗前。
夜色深沉，萬家燈火。
五年了。五年的困惑，五年的自責，五年的隱隱不安，終于要有一個答案了。
但這個答案帶來的，可能是更大的風暴。
馬向東不會坐以待斃。
他一定會反擊。
10
鄭香怡周四下午回來了。
她直接來辦公室找我，臉色疲憊但眼神明亮。我們什么都沒說，只是交換了一個眼神。
一切盡在不言中。
周五，集團召開中層干部會議。馬向東主持，主要討論明年工作計劃。會議進行到一半，他忽然話鋒一轉。
“最近集團有些傳聞，我覺得有必要在這里澄清一下。”
所有人都抬起頭。
馬向東環視全場，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
“關于五年前程永富的案子，最近有人又在翻舊賬。”他聲音平穩，但帶著壓迫感，“我想說的是，案子已經結了，法院判了，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有些人不要別有用心，試圖翻案。”
會議室里鴉雀無聲。
大家都看向我。誰都知道，當年舉報程永富的人是我。
“馬總，”我平靜地開口，“您說的‘有些人’，是指誰？”
馬向東盯著我：“誰心里有鬼，就是指誰。”
“我心里沒鬼。”我說，“我只是覺得，如果案子真的清楚，就不怕別人翻。”
“陳濤！”馬向東提高了聲音，“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慢慢站起身，“真相不怕檢驗。如果當年有什么疏漏，現在查清楚，對所有人都是好事。”
“疏漏？”馬向東冷笑，“法院的判決書白紙黑字，你說有疏漏？”
“判決書是基于當時的證據。”我看著他的眼睛，“如果現在有新的證據呢？”
會議室里響起竊竊私語。
馬向東的臉色變了。
“什么新證據？”他盯著我，“陳濤，我警告你，不要在這里散布謠言。”
“是不是謠言，查了就知道了。”我說完，坐下。
會議不歡而散。
散會后，馬向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
門一關，他的面具就撕下來了。
“陳濤，你想干什么？”他壓低聲音，眼神兇狠。
“我想知道真相。”我說。
“真相就是程永富罪有應得！”馬向東逼近我，“你別以為你舉報有功，就可以為所欲為。我告訴你，我能讓你坐上現在的位置，也能讓你滾蛋！”
“馬總這是在威脅我？”
“我是在提醒你。”馬向東冷笑，“別忘了，當年那些舉報材料，是你提供的。如果案子翻了，第一個受影響的就是你。你會被懷疑是誣告，是打擊報復！”
“我不怕。”我說，“只要真相大白，我接受任何結果。”
馬向東盯著我看了很久，忽然笑了。
“好，好，你有種。”他點點頭，“那我們就走著瞧。”
那天下午，集團紀委找我談話。
是兩位我不認識的同志，態度客氣但公事公辦。
“陳濤同志，我們接到舉報，說你近期行為異常，與有前科人員家屬過從甚密，還在公開場合質疑組織決定。”其中一位說，“請你解釋一下。”
我早有準備。
“我和鄭香怡是正常的上下級關系。”我說，“她工作認真，我作為上級，有責任指導她。至于質疑組織決定，我只是在會議上提出了合理疑問。”
“什么疑問？”
“關于五年前程永富案的疑問。”我看著他們，“我懷疑當年的案子有隱情，真正的罪犯可能逍遙法外。”
兩位同志對視一眼。
“你有證據嗎？”
“有。”我從包里拿出復印好的材料，“這是部分證據。如果需要，我還有證人。”
他們接過材料，仔細翻看。
臉色越來越嚴肅。
“這些材料哪里來的？”
“程永富的女兒鄭香怡提供的。”我說，“她父親出獄后，交給了她。”
“你什么時候知道的？”
“最近。”我如實回答，“一開始我也很震驚。但看過證據后，我認為有必要重新調查。”
兩位同志沉默了很久。
“陳濤同志，這件事很嚴重。”其中一位緩緩說，“我們需要向上級匯報。在這期間，請你不要對任何人提起，包括鄭香怡同志。”
“我明白。”
“另外，”另一位補充，“為了調查順利進行，也為了你的安全，我們建議你暫時休假。”
離開紀委辦公室，我直接回了家。
休假通知下午就發到了部門群里。理由是“個人原因，暫時休假”。
鄭香怡發來信息：“陳老師，您沒事吧？”
“沒事，正常程序。”我回復，“你也要小心。”
接下來的三天，我待在家里，哪里也沒去。
妻子很擔心，但我沒法跟她細說，只能安慰她沒事。
第四天下午，于德全來了。
他神色凝重，但眼睛里有一絲光亮。
“小陳，上面很重視。”他說，“成立了專案組，重新調查程永富案。馬向東已經被控制起來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
“這么快？”
“證據太充分了。”于德全說，“賬本，錄音，證人證言，還有你們從圖書館找到的材料。鐵證如山。”
“那程永富……”
“案子還在查，但初步判斷，他確實不是主犯。”于德全看著我，“小陳，你做好準備，你可能要接受問詢。關于當年舉報的事。”
“我準備好了。”
專案組的問詢在第二天進行。
還是紀委的那間辦公室，但換了人。三位同志，態度嚴肅但公正。
他們問了我當年舉報的全過程。每一個細節，每一份材料，每一個時間點。
我如實回答。
“當時有沒有人暗示你，或者引導你？”一位同志問。
我想了想。
“馬向東當時是我的分管領導。”我說，“他多次在我面前暗示程永富有問題。但具體的舉報材料，是我自己收集的。”
“你當時懷疑過馬向東嗎？”
“沒有。”我誠實地說，“我當時太年輕，太沖動，一心想揭發腐敗。沒想過背后可能有人利用我。”
問詢持續了兩個小時。
結束時，那位年長的同志對我說：“陳濤同志，你的情況我們了解了。雖然當年你可能被利用了，但你的初衷是好的。組織會綜合考慮。”
“我只有一個要求。”我說，“如果程永富確實不是主犯，請還他一個公道。”
“我們會依法辦理。”
走出紀委大樓，陽光正好。
鄭香怡等在門口。她看見我，快步走過來。
“陳老師……”
“叫陳叔吧。”我笑了笑，“以后別叫老師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陳叔。”她輕聲叫了一聲，眼圈有點紅。
“你父親那邊……”
“專案組已經找過他了。”鄭香怡說，“他說，他等了五年，終于等到這一天。”
我們并肩走著，誰也沒說話。
但那種壓在心口五年的石頭，終于搬開了。
一個月后，調查結果公布。
馬向東因貪污受賄、濫用職權、誣陷他人等多項罪名，被正式逮捕。同時被帶走的，還有當年涉案的另外幾個人。
程永富的案子啟動再審程序。
雖然他還需要為實際參與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但刑期會大幅減少。更重要的是，他的名字不再和“主犯”聯系在一起。
公告發布那天，鄭香怡來辦公室收拾東西。
她的實習期結束了。
“接下來有什么打算？”我問。
“我想繼續讀書。”她說，“學法律。經歷了這些事，我覺得法律很重要。它既能懲罰壞人，也能保護好人。”
“好想法。”
她收拾好最后一件東西，站在我面前。
“陳叔，”她認真地說，“謝謝您。”
“該說謝謝的是我。”我站起來，“謝謝你讓我知道，堅持真相永遠是對的。即使過程很艱難。”
我們握了握手。
她的手很涼，但很堅定。
“以后常聯系。”她說。
“常聯系。”
她轉身離開，走到門口時，又回過頭。
“陳叔，”她頓了頓，“我父親想見您。如果您愿意的話。”
周末，我去了程永富現在住的地方。
一個很普通的小區，很普通的單元房。開門的是鄭香怡，她父親坐在客廳的輪椅上。
五年牢獄，他老了太多。頭發花白，背也駝了，但眼睛還很亮。
看見我，他點點頭。
“陳濤，來了。”
“程總。”我有些不自在。
“別叫程總了。”他擺擺手，“叫老程吧。坐。”
我在他對面坐下。鄭香怡倒了茶，然后退到陽臺上，把空間留給我們。
沉默了一會兒，程永富先開口。
“香怡都跟我說了。”他看著我，“謝謝你。”
“該說謝謝的是我。”我輕聲說，“如果當年我能更謹慎一些……”
“不怪你。”他打斷我，“你也是被人利用了。要怪，只能怪我自己，太相信所謂的朋友。”
“您當時為什么不解釋？”
“解釋了有用嗎？”程永富苦笑，“馬向東把一切都設計好了。證據，證人，所有的矛頭都指向我。我說什么，都會被認為是狡辯。”
他頓了頓，看向窗外。
“而且，他拿香怡威脅我。說如果我不認罪，就讓香怡上不了大學，找不到工作。我……我不敢賭。”
我鼻子發酸。
“對不起。”
“都過去了。”程永富轉過頭，看著我，“陳濤，我只有一個請求。”
“您說。”
“以后，多幫幫香怡。”他聲音很輕，“她是個好孩子，但命不好，攤上我這樣的父親。以后的路，可能會很難走。”
“我會的。”我鄭重地說。
我們又聊了一會兒。關于過去，關于現在，關于未來。
離開時，程永富握著我的手。
他的手很瘦，但很有力。
“陳濤，”他說，“你是好人。這個世道，好人不容易。但請你一定要堅持下去。”
“我會的。”
走出單元門，陽光灑在臉上。
鄭香怡送我到小區門口。
“陳叔，您跟我父親……”
“都說明白了。”我說，“以后，我們都不是一個人了。你有事，隨時找我。”
她點點頭，眼睛亮晶晶的。
“對了，”她忽然想起什么，“集團那邊，您什么時候回去？”
“下周一。”我說，“馬向東倒了，部門需要人負責。集團讓我先頂著。”
“那太好了。”
我們道別。我走出很遠，回頭看去，她還站在小區門口，朝我揮手。
陽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
單薄，但挺拔。
我轉身繼續走。
路還很長，但方向已經清晰。
堅持真相，堅持正義，即使過程艱難，即使代價沉重。
但這就是我們該走的路。
也是我們必須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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