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營口起義，師長率領警衛(wèi)沖入會議現場，當場俘獲敵軍政要員

1947年10月的一個黃昏，遼南山區(qū)陰雨綿綿，王家善翻閱著一沓剛從鞍山帶回的報紙，東野夏季攻勢的捷報密密麻麻鋪滿版面。雨聲密集，他忽而抬頭，低聲問警衛(wèi)：“若真有一條新路，你敢不敢跟？”警衛(wèi)愣了一下，只吐出兩個字：“敢跟。”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對話，在半年后竟演化成震動東北的營口起義。

時間拉回到1945年。蘇聯紅軍剛進東北時，王家善就公開反正，卻仍被蘇軍拘押。短短兩個月，他坐穿了幾條木凳，對“正統軍人”四個字徹底失望。獲釋后去沈陽報到，何應欽禮貌地遞上少將高參的任命電，卻一句“日偽出身的人要慢慢觀察”，把他打回現實。那一刻，王家善認清了自己在南京眼中的位置：可用，卻不可靠。

營口成了他最后的舞臺。1946年底，國民黨倉促收縮防線，把防務甩給獨立第九師，并臨時掛牌暫編五十八師。誰都明白，這支雜牌部隊是填壕用的。新六軍副師長許穎到任的第一天，就在師部院子擺滿電話線，把王家善的辦公桌孤零零地擠到角落。外人看來，這不過是嫡系與雜牌的齟齬；可在王家善心里，尊嚴已被抽空。

營口這座港口，地勢低洼卻扼遼河入海口，誰掌握它，誰就在遼沈戰(zhàn)場多一條補給線。王家善很清楚這一點。于是他修輕軌、整航道，甚至向關內商團兜售“戰(zhàn)后復興”的藍圖，沒想到市府官員伸手如常，修防線的款項很快蒸發(fā)。桂永清一句“你算什么東西”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子丟盡，心氣也泄了。

情報管道比想象中通暢得多。營口公安局的高文浩，既向市長匯報，也把電文抄一份往郊外送。郊外那頭是遼南軍區(qū)情工部。張海濤、戴逢源、石迪，這些名字在王家善筆記本里被劃過又涂掉，卻越涂越清晰。起初他只想多了解對手，慢慢地疑問疊加——為什么東野官兵吃穿都緊，還能屢戰(zhàn)屢勝；為什么老同學曾澤生守長春，竟公開說“很羨慕對面”。答案似乎只有一個：換旗子。

1947年冬，遼南軍區(qū)策動第一次營口起義，因密電走漏被迫中止。王家善非但沒暴露，還設法把幾名地下黨員送出城。鄭明新卻抓住機會，把他邊緣化，前進指揮所搬進師部樓上，王家善連調兵令都要蓋章請示。對舊軍人來說，這種羞辱比撤職更刺骨。

1948年1月末，鞍山炮聲震天。營口守軍日日驚弓之鳥。遼南情報站趁勢遞話：只要起義，番號、官階、編制都保得住。王家善最在乎的是“體面”二字，他猶豫再三，提出“起義后保留一軍”，上級只同意“一師”，談判僵持。營口外圍兩座高地隨后被東野攻下，炮火近得像敲門。槍聲敲碎了他最后的算盤。

1948年2月24日深夜，磷火般的雪花飄在遼河灘。石迪帶來最終方案：明日下午會議時行動，黃昏三顆信號彈，全城接應。協議簽完，王家善只說一句：“成與不成，就看明天?！笔衔帐謺r能感覺到對方手心發(fā)涼，也能聽見對方牙關咬得咯咯作響。

2月25日午后兩點，師部會議室燈火通明。鄭明新翻著城防草圖，豪言“營口就是第二個大沽口”。王家善借口“巡視火炮”離座，外間正好奏起留聲機，他聽見《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腔調，覺得荒誕。警衛(wèi)排已在走廊列隊，卡賓槍上刺刀映出燈影。門“吱呀”一聲推開，王家善點頭，隊伍瞬間沖入。短暫驚呼后，三十余名軍政要員被按在椅背上，槍口頂著胸口，誰也不敢動。鄭明新怒吼：“你反了！”王家善冷回一句：“是你們先不要我活路?！?/p>

黃昏七點，三發(fā)綠色信號彈劃過營口上空。城防工事接連失火，交警總隊還想頑抗，被押來的鄭明新喊話：“不要再送命！”槍聲零星，燈火熄滅，城市歸于沉寂。不到四小時，營口局勢定格——暫編五十八師全建制加入東北民主聯軍，繳獲槍炮七千余。至此，遼河口岸完全被我軍掌握，遼沈戰(zhàn)役的棋盤開始出現新的缺口。

編制上，五十八師被改為東北軍區(qū)獨立第五師，不久又定名一六七師。11月，長春和平解放后，該師劃歸五十軍序列，同年底進行換裝訓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部隊跨過鴨綠江，參加清川江阻擊，老兵們自嘲“營口人先到清川江”，也算采訪筆記里鮮見的幽默。1953年停戰(zhàn)，統計犧牲名單，一六七師付出了兩千余人。烈士墻前，仍能看到當年營口警衛(wèi)連的名字。

1955年授銜大會，王家善被授予中將。他走上臺，敬禮，退后，頷首，無多余表情。有記者問他起義當晚最大的感受，他思索片刻，只答四字：“求得生路?！边@四字不算豪言，卻與東北許多舊軍人心緒相通。從被利用的“雜牌”到獨立師，再到跨國作戰(zhàn)部隊，營口起義遠不只是一次城防嘩變，更是遼沈戰(zhàn)局里一條折向的河流。它改變了王家善，也改變了遼河下游那段炮火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