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50軍第一任政委，46歲授開國少將，63歲被開除軍籍后過得怎樣

要把一支打敗仗的國民黨軍隊，硬生生給改造成了后來能在朝鮮戰場上跟美國人硬碰硬的王牌軍，這事兒放誰身上都是一輩子最大的榮耀。

可這榮耀的主人，開國少將徐文烈，到頭來卻背了個“叛徒”的名聲，這上哪兒說理去？

功勞簿上寫得明明白白，最后卻被自己人一腳踹進了泥潭里。

1948年的長春城外，東北的冷風刮得人臉生疼。

城里頭，是國民黨滇軍出身的第60軍，人心惶惶；城外頭，是我們的大軍，圍得水泄不通。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個叫徐文烈的人，成了撬動整個戰局的關鍵。

他代表我方，跟60軍軍長曾澤生反復溝通，把黨的政策、當前的形勢掰開了、揉碎了講給他們聽。

最終，曾澤生帶著手下人馬起義，長春兵不血刃就拿下了。

這一下，整個遼沈戰役的棋局都活了。

戰后，這支起義部隊被改編成解放軍第50軍，誰來當政委，把這支舊軍隊徹底改造過來？

重擔落在了徐文烈肩上。

他跟軍長曾澤生搭班子，一個抓軍事，一個抓思想。

這活兒可不好干，滇軍官兵自由散漫慣了，還有不少人抽大煙，對我們這套紀律規矩打心底里不適應。

徐文烈沒搞一刀切，他知道這幫人的脾氣，用的是春風化雨的法子。

他跟戰士們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訓練，誰家有困難，他親自想辦法解決；誰思想有疙瘩，他能跟你聊上一宿。

就這么著，人心一點點被焐熱了。

后來這支部隊上了朝鮮戰場，在漢江邊上死守了五十天，打出了國威，誰能想到他們的前身是國民黨的部隊？

這背后，徐文烈的功勞，大如天。

可命運這東西，就喜歡跟人開玩笑。

當徐文烈頭頂開國少將的光環，先后在南京軍事學院和總政治部擔任要職，為軍隊正規化建設忙得腳不沾地時，一場看不見的風暴正在悄悄醞釀。

這事兒還得從頭說起。

1909年，徐文烈生在云南宣威的一個窮山溝里，他爹媽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一輩子跟土地打交道，但老兩口心里有個執念：就算把家里鍋給賣了，也得讓兒子念書。

徐文烈也爭氣，從私塾一路讀到了曲靖第三師范。

那會兒的中國，正是亂哄哄的時候，各種新思想跟潮水一樣涌進學校。

徐文烈讀著那些進步書刊，心里那把火算是徹底點著了。

1928年，學校里的地下黨組織鬧罷考，他二話不說就站了出來，成了學生里的領頭羊，沒多久就入了黨。

他這個人，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

他跑到鄉下，教老百姓唱《工農十二杯酒》，用最土的大白話宣傳革命道理。

在學校里，他更是個“刺兒頭”。

1929年，校長謝顯琳貪污腐敗，搞得學校烏煙瘴氣。

徐文烈聯合了一百多個同學，寫了狀子要告他。

他們成立罷課委員會，徐文烈負責組織，寫標語、撒傳單，帶著同學跟校方硬頂。

為了把事兒鬧大，他還作為學生代表，跑到省城昆明去請愿。

在省委的暗中幫助下，他對著各路記者聲淚俱下地控訴校長的罪狀，報紙一登，全省的學校都跟著響應。

眼瞅著就要勝利了，沒想到地方上的土皇帝龍云插了一杠子。

校長在龍云面前一頓添油加醋，說徐文烈他們是“共黨分子鬧事”。

龍云哪管你什么正義不正義，大筆一揮，徐文烈等人的學籍直接被開除，還下了個“永不錄用”的死命令。

這一下，把徐文烈逼得徹底沒了退路，也讓他明白，跟這幫人講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拿起槍桿子干革命。

被學校開除后，徐文烈反倒甩開了膀子干。

他回到老家，秘密發展黨員，組織農會。

紅軍長征路過宣威，他一夜之間就動員了三百多個小伙子跟著隊伍走了。

可他這么一鬧，反動派就把氣撒在了他家人身上。

他爹和他弟弟被抓進大牢，家里傾家蕩產才把人贖出來，可他爹在牢里受了大罪，沒多久就去世了，他娘也跟著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家破人亡的痛，沒把他打倒，反而讓他革命的決心更堅定了。

1935年，中央紅軍打到云南，他告別剛結婚的媳婦，頭也不回地追上了部隊，正式成了一名紅軍戰士。

長征路上，他跟著紅九軍團一路走，后來部隊被編入了紅四方面軍的序列，跟著張國燾走過一段彎路。

這段經歷，在當時不算什么大事，可誰也沒想到，幾十年后，這竟成了他命運轉折的導火索。

建國后，一切都走上了正軌。

徐文烈作為戰功赫赫的將軍，生活和工作都順風順水。

可好日子沒過幾年，風向就變了。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有些人為了整人往上爬，開始翻箱倒柜地查他的老底。

他們死死抓住徐文烈當年在紅四方面軍待過的那段歷史，非說他跟張國燾有說不清的關系，逼他承認自己是“叛徒”，還讓他去誣陷別的老干部。

徐文烈一輩子都是個硬骨頭，戰場上的槍子兒都沒讓他低過頭，現在讓他出賣良心去害人，門兒都沒有。

他梗著脖子，一個字都不承認，一句假話都不說。

他的剛直，換來的是更瘋狂的折磨。

就這么著，“叛徒”這頂大帽子，死死地扣在了他頭上。

精神上、肉體上的摧殘，讓他一個鐵打的漢子都快扛不住了。

1972年，一紙冰冷的命令下來了：開除黨籍、軍籍，遣送回鄉。

那一年，他63歲，戎馬一生換來的所有榮譽，被一張紙剝得干干凈凈。

他回到了云南老家，每個月只有60塊錢的生活費。

戰爭年代留下的一身傷病，加上精神上的巨大打擊，他的身體很快就垮了。

那點錢，買完藥，剩下的連吃飯都緊巴巴。

更要命的是周圍人的眼光，昔日的將軍成了“叛徒”，走到哪兒都有人在背后戳脊梁骨。

即便是在這樣的絕境里，徐文烈也沒放棄。

他拖著病歪歪的身體，一遍又一遍地寫申訴材料，他相信組織總有一天會還他清白。

一些老戰友實在看不下去了，冒著風險把他接到北京的309醫院治病。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他躺在病床上，還在子女的幫助下寫材料申訴。

這是他這輩子打的最后一場仗，也是最艱難的一場。

可惜，他沒能等到那一天。

1976年，徐文烈因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至死都還背著“叛徒”的污名。

1979年3月，一份文件送到了徐文烈子女的手中，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推倒一切不實之詞，恢復名譽。

一個月后，他的骨灰被安放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