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主劉文彩的五姨太：比丈夫小26歲，2003年還在念叨“老頭子”

1947年深秋，崇州老街擺下的廟會把鄉紳、游商和挑夫一股腦兒地吸進狹窄巷道，吆喝聲里混雜著香火味。人群最外圍，25歲的王玉清站在一隊木偶戲班旁，雙手緊捏系帶，目光被迎面而來的灰呢長衫老者鎖住——那位正是劉文彩。兩人只隔了幾步，卻像隔著兩個時代：一個是川南呼風喚雨的“財主大老爺”，一個是遲遲嫁不出去的普通農家女。此刻沒人想到，這一次匆匆對視會把她卷入一條波濤洶涌的命運長河。

劉文彩那年已51歲。兵荒馬亂的年代讓他的腰包迅速鼓脹，鹽運、田賦、雜捐，無不在賬簿上滾著零頭。人說他家金庫開門時“冷熱風都要避讓”，夸張，卻傳神。四房太太已讓宅里人聲鼎沸，可他認定還缺一位知冷知熱的“解語花”，于是親自挑了王玉清。對于農村父母來說，女兒能被劉家看中就是一步登天，他們連夜備齊八抬禮，只等擇日成親。王玉清知大局難逆，仍小聲告訴表哥：“若真要嫁，我只求他別薄待。”一句話，像把未來簡單歸結為衣食溫飽。

娶親那天，川西小調響徹劉家院落，從成都趕來的樂工連吹三宿，彩轎四角掛滿銀珠。劉文彩特意為新媳婦修了獨立公館，又給王家劃撥七十多畝水田，“田契當嫁妝”在當地傳成笑談。不得不說，這一手闊綽，徹底穩住王玉清，也震懾了另外三房姨太。自此飯桌順序重新排位，王玉清盡管年紀最小，卻常被勸坐于劉文彩左側。外人議論“劉五奶奶命好”，她卻清楚，種種寵愛背后是老地主對家產的掌控欲。

有意思的是，王玉清的到來，讓劉文彩的行事風格悄悄拐彎。她念過兩年私塾，知道“識字才不當睜眼瞎”，幾次勸他辦學，給孩子們免費讀書。劉文彩本想敷衍，后來真掏出銀票，修了實驗小學，還給水利壩追加了工料。老伙計笑問怎么突然變得“大善人”，他擺擺手：“小姑娘講情理，聽聽無妨。”在那個軍閥剪票、匪患橫生的川西壩子，這點改善確實讓幾戶窮苦人得了喘氣空當。

1948年冬，劉文彩的舊疾——肺癆——全面發作。連續咳血把他逼回成都大宅，王玉清衣不解帶守在床旁。她沒子嗣，心里打鼓，為自己也為娘家，于是試探著遞上一張薄薄的紙：“老頭子，給我落個字罷，省得日后旁人說閑話。”劉文彩點頭，留下那份把成都大獨院劃給她、準許每年支取銀圓的遺囑。沒多久，人去燈滅，王玉清孤身抱著文契，還來不及哀哀哭訴，解放軍的隊伍已穿過府河口岸。

1950年前后，土地改革風起云涌。劉家賬房、米倉、金庫悉數查封，舊宅改作政府辦公點。遺囑成了廢紙，王玉清被安排進兩間不足二十平的平房，自謀生計。她手指纖長，會女紅，靠給國營百貨店縫補制服養活自己。有人感慨“昔日五夫人”驟成平民，她卻淡淡一句：“人活一口氣，縫縫補補也算正當。”

1965年，又一紙文件把她的戶口遷回崇州老家。那時公社實行“工分掛鉤”，她每天同社員下地薅草，午飯常是一把苞谷加幾口青菜湯。有人背后喊“地主婆”，她低頭不辯。一次生產隊分黃豆，她分得三斤，蹲在院角擇豆時故舊路過，問她當年嫁給劉文彩究竟值不值。王玉清抬眼，平靜說：“值不值，只有我心里算賬。”

80年代，政策調整，她被認定為無業老人，鎮里每月撥給生活補助。數額不高，卻足以讓她換雙棉鞋、添點臘肉。那段時間，她偶爾會翻出年輕時拍的黑白留影，照片里一排繡花紐扣在燈下泛白。她自言自語：“那會兒，老頭子說我愛笑。”身旁的小輩聽見，覺得既心酸又荒誕——世事翻覆，這位老太太仍用“老頭子”稱呼曾經的川南王。

2003年春，王玉清的氣色一日不如一日。農歷三月初，她在老宅昏睡了整整兩天。臨終前，村醫俯身問她有什么要交代，她緩緩挪動嘴唇：“柜子最底層的相片，替我燒了吧，免得惹人眼。”一句話后，她長呼一口氣，享年九十二歲。夭折的遺囑、拆散的公館、四分五裂的舊家產，全隨她合上雙眼塵埃落定。

若把王玉清一生寫成賬目，只有三欄：少女時對命運的遲疑、太太身份下的繁華、以及晚年灰撲撲的清貧。她本人沒有留下評注，卻在走到盡頭時仍喚“老頭子”二字。貨幣、田契、洋房都折舊得極快，唯獨這兩個字意外保值——它們提醒后人，大地主與五姨太并不只是階級符號，也曾是一場謀生與情感交織的復雜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