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巡視杭州，羅光祿“表揚”主席，主席：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1961年2月初，錢塘江面寒風猶勁，杭州市委大院里卻因為一個消息徹夜燈火——主席要來視察。臨時安排不免倉促：招待所的炭火多添了一盆，西湖醋魚提早腌好，就連電話值班都從兩人增加到四人。羅光祿站在門口，風吹得棉帽呼啦作響，他心里明白，自己更重要的任務不是迎接，而是守好那一包“親啟”文件。

主席的專列在午后抵達杭州東站。檢閱工廠、察看蓄水渠，一連幾處，身邊工作人員都勸他早點回招待所歇息。傍晚時分，主席仍堅持到市區兩個菜市場看糧價。人群散去后，他捂了捂額頭，燒已上來。羅光祿領著醫療組趕到房間，體溫計讀到三十八度五。醫生建議靜養，羅光祿索性把夜間文件全部鎖進公文箱，打算天亮再說。

夜半，走廊燈影斑駁。屋里傳出主席的咳嗽聲，他喊了一句：“羅秘書，你怎么不送材料？”羅光祿硬著頭皮回答：“主席得休息。”屋里靜了幾秒，只聽主席低聲笑道：“沒到三十九度，燒不壞腦子，材料拿來。”羅光祿把文件遞過去，眼眶突然發酸：“主席，這精神我們都學不來。”主席抬頭，語速緩慢卻堅定：“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去告訴大家，就這八個字。”

第二天清晨，羅光祿把昨夜情形向葉子龍、王敬先做了簡短說明，三人決定召開小范圍碰頭會，把這句話原原本本轉述給司機、炊事員、警衛員。沒有口號，沒有標語，值勤表卻因此被填得更滿——誰也不愿落后于主席的那股勁頭。

杭州之行只是羅光祿十五年秘書生涯中的一個片段，但分量不輕。主席常說，他“只管兩個半人”，高智、羅光祿算兩個，“另外半個是江青”。能進這份“名單”，絕不是巧合。早在1948年秋，葉劍英找羅光祿談話：“中央決定你去毛主席處任機要秘書。”羅光祿脫口而出：“怕擔不起！”葉帥一揮手：“不懂就問主席。”就這樣，他帶著忐忑踏進西柏坡的小院。

羅光祿其人，生于1917年蒼溪山村。十四歲參軍，紅四方面軍西路折戟，他與戰友困在甘肅風沙口，餓得啃干駱駝草，才撿回一條命。1938年到延安插隊中央黨校，畢業后任軍委作戰參謀。一路摸爬滾打，把“謹慎”二字刻進骨子里，這也是主席后來最看重的素質。

機要秘書的日常，比外界想象單調得多。文件拆閱、密級篩選、標題圈改，一天少則百余件，多時通宵。最高等級的“親啟件”，只有高智和羅光祿能先看。碰到“特急”，哪怕半夜三點，也得踹門把主席叫醒。有人問他累不累，他回答：“主席起，我們就起；主席睡，我們未必能睡。”

1959年冬，北京肉類供應緊張，每戶月配一斤，有時干脆斷檔。一次在釣魚臺吃“早飯”，桌上忽然多出一大碗紅燒肉。主席盯了幾秒，轉頭問羅光祿：“這肉哪來的？來路不明就別吃。”羅光祿解釋，那是昨天接待外賓剩下的，同桌大家都分了。主席這才拿起筷子。對照那個年代城市配給的艱難，這一細節在值班人員中口口相傳。

調查研究是主席交給秘書的另一件大事。1955年底，羅光祿第三次受派回蒼溪。主席交代：“看看父老鄉親對合作社到底咋想。”蒼溪縣到他老家近百里，公路沒通，他騎馬進山。座談農戶二十多場，記滿三大本筆記——誰家犁頭缺鐵，誰家孩子輟學，細到社員分紅的分角數。回京后，他連夜整理呈送。主席看完說：“多數人的意見，能辦就辦。”

1963年春，中央再度精簡機構。主席第一個簽字同意裁減自己辦公室編制，把羅光祿調回核工業部。送別那天沒有儀式，主席只是握手：“有空常來坐坐。”羅光祿從豐澤園大門走出去，只覺院墻低矮，天空卻忽然高遠。

后來他在多個場合談到那夜杭州的事。“主席發著燒還批文件，我一時沖動把他‘表揚’了。”在場者哈哈大笑，他卻補上一句：“但那八個字，他讓我們終身受用。”每當回憶至此，羅光祿習慣摸一摸上衣內袋，那里總放著早年記錄本，扉頁只有一句話——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