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仲夏,香港的雨下得密集。張國燾站在銅鑼灣一處舊公寓的窗前,望著街角新貼出的《人民日報》號外——志愿軍凱旋、全國經濟恢復——沉默良久。這是他第一次動念要回到大陸。
他寫信給新華社香港分社,口吻懇切,主動承認漂泊異鄉的窘迫,也表達“鞠躬盡瘁”的愿望。電文輾轉送到北京,中南海燈火通明的那夜,毛主席審閱后留下一行批示:必須提交書面檢討,系統說明當年路線錯誤。
條件并不苛刻,只求說明來龍去脈。張國燾卻在旅館燈光下反復思量,最終把草擬的檢討原稿撕成碎片。理由很簡單——認錯就意味著永久地失去那點自尊,他咽不下。機會第一次溜走。
五年以后,1958年金秋,他再度向中央發來訊息。這回語氣低了一層,直言經濟拮據,“愿為祖國效力,請給以適當補助”。毛主席得到報告,沒有直接拒絕,只在邊角寫下第二個條件:與美國方面切割往來,先做到這一點再談別的。
看似平常的一句囑托,卻戳在張國燾心口。他已把手伸向美方亞洲研究中心的津貼,割不斷。于是第二封信也被他自行擱淺。兩個條件,兩次沉默,回歸大門隨之關閉。
事情遠不只是個人際遇。要理解兩封信的分量,得把鏡頭拉回二十年前的雪山草地。1935年長征會師后,紅軍十幾萬里奔走,政治、軍事主導權的分歧集中爆發。張國燾堅持南下,毛澤東力主北上。爭執不決,他私令部隊掉頭,甚至另立“中央”。
沙窩會議那夜油燈閃爍,張聞天舉手表決。帳篷里多數人選了北上,只剩張國燾一人反對。尷尬凝滯,他悶聲一句:“我軍單獨南進!”隨后拂袖而去。此舉埋下后來的徹底決裂。
1938年春,他借祭黃帝陵外出,半路轉投國民黨特務機關。周恩來追到漢口,當面勸他:“回去吧,還來得及。”張國燾搖頭,低聲回一句:“已無回頭路。”隨即留下便條脫黨。
此后十年,他先在重慶“戰時陪都”蹉跎,后隨蔣介石逃臺灣,再落腳香港。生活每況愈下,報館、黃金、股票,門門碰壁。孩子學費靠朋友接濟,妻子楊子烈為謀生腿骨摔斷。
1950年朝鮮戰局推高國際金價,他壓上全部積蓄投機,戰爭一停,金價斷崖式下跌,資金瞬間蒸發。正是在這種光景中,他第一次想到了“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中央其實對張國燾的家屬照顧周全。其二兒子1955年獲準就讀中山醫學院,學成又返港行醫。組織上的善意,擺在那兒,他自己卻遲遲不肯邁出認錯一步。
1959年之后,美蘇冷戰升溫,西方情報機構盯上張國燾那點“黨史資料”。高額稿費擺在面前,他動心。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先后約談二十余次,問的幾乎都是紅軍早期高層細節。他知無不言。報酬到賬,情報價值卻一次次稀釋,他很快又被邊緣化。
1965年,《我的回憶》在《明報周刊》連載,版稅維持了短暫生計。可隨著中美接觸氣氛轉暖,張國燾擔心自己“既得罪北京,又成了華盛頓的棄子”,1972年匆匆移民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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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老年公寓的冬夜漫長。1979年12月3日凌晨,室外零下二十度。護士換班遲到,他試圖按鈴,薄毯滑落卻無人扶。呼吸急促,連續嘔吐后陷入昏迷。清晨醫生趕到,只剩冰冷尸體。
有人評價,他在關鍵節點總做出最壞選擇:長征掉頭、武漢脫黨、香港拒檢討、再與美方勾連。每一步皆親手推遠自己與祖國的距離。
“割斷同美國人的關系”“寫一份檢討報告”,條件不算高,卻觸到他最敏感的兩根神經——權威與面子。可歷史并不遷就個人情緒。
小范圍座談時,有干部感嘆:“張國燾若當年肯回,一支筆尚能做事。”毛主席只是揮手:“錯過了,就讓時間去處理吧。”短短一句,定下基調,也留給后人足夠思索。
至此,兩封求援信,一東一西;兩個條件,一拒一絕;一段顛沛生涯,徹底劃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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