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的臺北陰雨連綿,軍人服務站里幾個退伍老兵小聲議論:“他還不到退休啊!”他們口中的“他”,正是半年前結束美國差遣、在家中上吊的高級廚師高瑞坤。 街頭的招牌霓虹很刺眼,襯得那條消息分外冷。外人只看到軍方訃告里四個字“因病辭世”,卻沒注意到高瑞坤離世前,銀行卡里僅剩兩萬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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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倒回2003年10月24日,宋美齡在紐約長島辭世。蔣家最后的象征熄燈那一刻,臺北政壇表面風輕浪靜,私下卻迅速計算起“附蔣人員”的去留。高瑞坤與十多名隨行人員被通知“立即返臺交由府方安置”。
他出生嘉義阿里山腳,21歲進侍衛(wèi)室,刀工細、火候穩(wěn),在宋美齡身邊熬了二十多個春節(jié)。宋美齡晚年胃口差,高瑞坤能把白粥、青菜做得帶著香氣,老夫人曾輕聲夸他“穩(wěn)”,這句夸獎讓他受寵若驚。
回臺第一周,“總統(tǒng)府”人事室先安插他到陳水扁寓所廚房;第二周,又發(fā)函把他調(diào)到第三局做物品管控。表面職等高了半格,實際卻是離爐火遠了。更要命的是,合同寫明屬“約聘”,不納入公務員職系。
高瑞坤原本再干兩年就能申領公保,差額退休金幾乎全指望那份身份。如今“約聘”兩字像一把刀,砍斷了二十年軍公教年資的銜接。他跑了五趟人事行政局,得到的答復永遠是:法規(guī)如此,別無他法。
妻子林麗兒記得他那晚回家不斷揉手腕,低聲說一句“好累”,就把文件鎖進抽屜。她翻看后才發(fā)現(xiàn),上級讓他“自愿離職”,否則考績列乙等。那意味著三分之一薪資即時蒸發(fā),還無法申請任何補助。
2004年春節(jié)前夕,他獨自在公寓陽臺系上皮帶。警方記錄寫著“家屬發(fā)現(xiàn)時間凌晨二時三十八分”。林麗兒哭到虛脫,只對友人說了一句:“他沒撐到退休,是被逼退。”短短十四字,點破全部緣由。
這起自盡事件傳出后,島內(nèi)輿論想起一樁舊事:1995年宋美齡曾要求李登輝為隨行人員“保留軍籍、保留待遇”。李登輝當面答應,旋即在行政會上用“精簡冗員”名義否決;當時多數(shù)媒體只當花邊未追。
把鏡頭再往前推,1972年蔣介石連任后扶子心切。蔣經(jīng)國在行政院試刀,重用的白崇禧系、孫立人系軍官大多被他先禮后兵削權,轉而扶起本土派。這個“本土派”里最搶眼的,就是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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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jīng)國選人重實績,農(nóng)業(yè)難題讓李登輝嶄露頭角。只是蔣經(jīng)國沒料到,權力更替后,本土世代與外省系統(tǒng)的縫隙越撕越大。1984年江南在美遇害,把蔣家威望一腳踢向深淵,蔣經(jīng)國只得再借李登輝平衡各方。
1990年代的政黨競爭徹底改寫島內(nèi)權力版圖。新政府意圖切割蔣家符號,高瑞坤這一批“時代遺民”既不算擁護者,也成了包袱。待遇削、編制擠,最后留給他們的,只剩選擇離開或被迫離開。
有人納悶:宋美齡在世時,她的司機、衛(wèi)士回臺后還能領安家費、宿舍,為什么她去世后就全變了?答案不復雜——宋美齡的個人影響力隨著生命終止而歸零,制度與政治不會為一個逝者停擺。
高瑞坤的悲劇,是政治板塊移動下的小裂縫,卻最先吞沒站在縫隙邊緣的人。軍人服務站里的老兵聽完真相,只抿著嘴抽煙,沒有人再開口。霓虹燈繼續(xù)閃,街頭人潮依舊,歷史翻頁從不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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