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最慘痛一戰，看完犧牲高級將領名單，主席：取消政委決定權

1942年6月8日，河北肅寧雪村。常德善身中20余彈，肩膀頂住機槍向敵陣沖殺。政委王遠音身負重傷，深知突圍無望，隨即飲彈自盡。

八路軍冀中八分區兩名核心將領同日隕落，這不僅是岡村寧次“掃蕩”的結果，更揭開了當時指揮體制中一個關于“最后決定權”的致命漏洞。

一個要走，一個要留

常德善，外號“常大膽”。他是山東嶧縣人，出身貧苦，兩歲喪父母，六歲開始放牛。1929年，17歲的常德善參加革命。他是紅二方面軍的悍將，賀龍的救命恩人。“沒有常德善，就沒有我賀龍”，這是賀老總的原話。

1942年5月1日，岡村寧次調集5萬重兵，對冀中軍區發動空前殘酷的“大掃蕩”。日軍采用“多路先遣、輾轉合擊”的戰術。冀中八分區首當其沖，成為掃蕩的“突擊重心”。

常德善的軍事直覺極快。他曾任紅六師參謀長、120師715團團長。他主張分散突圍，跳到外線作戰。這是他在湘鄂西、在長征路上用命換回來的戰術。

然而，八分區政委王遠音是政治教育出身。1942年6月初，王遠音堅持執行一份“集訓計劃”。他認為部隊在饒陽損失嚴重，需要原地整頓。

常德善大怒。他在林子里對王遠音吼：老子打了一輩子仗，掛了這么多花，沒人說我怕死！我是個老粗，弄計劃你行，但這是戰爭，你要聽我的。

當時的指揮結構存在致命重疊。受早期教條主義影響，政委往往擁有決策的“否決權”。王遠音不點頭，常德善的突圍命令就下不到基層。

王遠音反問：難道你怕死？常德善氣得發抖。兩人經過激烈爭論，最后達成妥協：先找尋失去聯系的30團。這個決定，成了死亡契約。

6月7日，分區機關和23團二營進駐雪村。部隊立足未穩，敵情急報頻傳。日軍從梁家村、肅寧縣城、臧橋、饒陽四個方向，呈十字架合圍態勢壓來。

日偽軍兵力達4000人。常德善手里只有600余人。兵力比接近一比七。常德善下令：銷毀所有文件，燒掉電臺，準備死戰。

雪村北面是一望無際的麥田，沒有任何工事。日軍坐著幾十輛汽車，瞬間完成了封鎖。戰機已經由于前期的猶豫被徹底葬送。

常德善下令：機關干部脫掉軍裝，穿上便衣。他把警衛連和二營集中起來，準備在麥田里殺出一條血路。此時，日軍的山炮已經開始了第一輪試射。

冀中八分區的家底全賠在了這一天

6月8日凌晨，雪村北面的天空被炮火撕碎。日軍調集了騎兵、車子隊，從兩側迂回側擊。八路軍戰士手里只有幾挺破舊機槍，彈藥嚴重不足。

常德善抓過一挺機槍，沖在隊伍最前面。他在溝渠中、在泥濘里，與敵人展開殊死肉搏。戰士們赤膊上陣，揮舞著大刀片子，撲向日軍的刺刀叢。

日軍騎兵像黑色的潮水，反復沖切八路軍的防線。常德善的右腳、左手先后負傷。他依然用肩膀頂住機槍槍托，瘋狂掃射。

突圍到張莊村附近時，日軍的重機槍封鎖了退路。常德善胸部被擊中，整個人被子彈的沖擊力帶倒。他身中20多彈，壯烈犧牲。

政委王遠音在激戰中腹部中彈。他斜靠在土坡上，子彈已經打光。由于不愿做俘虜，他掏出配槍，對著自己的頭部扣動了扳機。

冀中八分區的指揮中樞在短短三小時內徹底塌方。30團政委汪威犧牲，副團長肖治國犧牲，總支書記沈笑天犧牲。

分區偵察股長楊克夫在掩護家屬隊時，拉響了最后的一顆手榴彈。23團二營營長邱福和，在白刃戰中被數名鬼子圍攻，力竭戰死。

最慘烈的是30團警衛連。這支連隊全是不到20歲的青少年，是分區的“寶貝疙瘩”。他們在開闊地上，用血肉之軀阻擋日軍的裝甲車。

這群孩子全部以身殉國。他們沒有留下名字，只有麥田里被鮮血染紅的破爛草鞋。戰后，當地群眾在雪村北面找到了他們的遺骸。

黃昏時分，戰斗平息。肅寧當地的村干部冒死打掃戰場。一個老百姓拿出了為自己準備的壽材，收殮了常德善的遺體。

1942年的這個夏天，冀中平原的麥子長得極高，卻被烈士的鮮血浸透。常德善和王遠音的死，在延安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賀龍得知愛將犧牲，半天沒有說話，煙斗掉在了地上。他在后來的回憶錄中痛心疾首：如果當初聽了老常的，這支部隊不至于全軍覆沒。

雪村戰斗不僅損失了兩名將領，更讓冀中八分區的抗日火種幾近熄滅。這就是教條指揮在實戰中交出的、最昂貴的學費。

戰壕里不認教條，只認子彈

雪村之悲，根源在于1931年的“政治委員制”。當時的條例規定：政治委員是全權代表，有權停止軍事指揮員的命令。

這種制度直接借鑒自蘇聯紅軍，但在中國戰場卻發生了水土不服。1931年11月的瑞金會議，甚至進一步擴大了政委的否定權。

1932年的寧都會議，更是取消了黨委集體領導。政治委員變成了“單線首長”，權力膨脹到了極限。這為后來的軍事失敗埋下了致命的種子。

遵義會議雖然確立了軍事指揮的權威，但基層部隊的“政委決定權”慣性極強。王遠音對常德善的制約，正是這種歷史慣性的體現。

毛澤東對這一現象早有警覺。他深知，戰場上的決策必須是“秒級”的。任何關于戰術的爭論，都是在給敵人提供裝彈的時間。

1942年之后，黨中央加快了軍事領導體制的優化。重點就是：軍事指揮員在戰斗中擁有最高決策權。政治工作必須服從于戰斗勝利。

帶兵打仗不能靠“簽字權”。政委的任務是解決戰士吃什么、想什么，而不是告訴主官如何布陣。雪村的犧牲，徹底釘死了教條主義。

常德善是典型的軍事主干，王遠音是典型的政治精英。這兩者的錯位耦合，導致了八路軍在抗戰中最慘痛的一場失利。

今天我們講“黨指揮槍”，核心是政治方向的定力，而非戰術細節的干預。實事求是，才是這支軍隊從雪村廢墟中站起來的底色。

肅寧雪村現在建起了烈士陵園。每年6月8日，都有人去祭奠。人們記住的不只是兩名將領，更是那個用鮮血換來的指揮教訓。

這種慘痛，不該被僅僅歸結為日軍的殘暴。更應該反思的是，在權力的天平上，如何確保戰術的專業性不被行政的教條所壓垮。

常德善的20多處彈孔，是刻在人民軍隊制度史上的深度傷痕。它時刻提醒：在生死存亡面前，沒有任何東西比正確的軍事決策更神圣。

參考資料：

雪村戰斗.百科

五一大掃蕩雪村戰斗八路軍冀中八分區司令常德善政委王遠音犧牲.抗日戰爭紀念網2017-05-14

人民軍隊政治委員制的歷史回眸.中國軍網2023-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