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張治中逝世，中央部門建議不搞告別儀式，周總理堅持：不同意

1969年4月7日凌晨，西花廳的檐燈依舊透亮。守在電話機旁的工作人員把一份加急建議遞給周總理：鑒于當下形勢，張治中遺體不舉行公開告別。總理抬眼，只說三個字：“不同意。”

這份堅決，外界后來只看到結局，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來龍去脈——它牽出了從抗戰烽火到新中國初年的兩條人生曲線，一次又一次交匯，張治中與周恩來由此結下三十余年的深厚關聯。

向前推二十年。1949年1月27日，北平和平解放談判桌邊，張治中與周恩來第一次面對面。一個仍身披國民黨制服，一個已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言，兩人卻在戰略判斷上罕見一致：內戰已經沒有出路，和平才是唯一選擇。

談判最終破裂，但那天深夜，周恩來給張治中留了一盞燈。屋里只他們二人，周恩來說：“回南京，特務盯著；走西南，山高路險。不如留下。”寥寥數句，令張治中動搖。表面仍是國民黨名將，心里卻在重新站隊。

決定留北平并不輕松。張治中的妻子與三個孩子仍在南京，國民黨軍警盯得緊。周恩來暗中調配力量，用三天兩夜將一家人安全護出長江口。家屬在香山與張治中團聚時，老人望著妻子一句話都說不出，只握著周恩來的手。

新中國成立后，張治中當上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編制、薪水都算優厚，可日常開銷仍吃緊。六十年代初，北京物價猛漲，他不得已向傅作義借錢。周恩來聽說后，把自己僅有的專項經費擠出六千元送去，并附短箋致歉。

這里有個插曲。那封親筆信落款“恩來”，卻托鄧穎超送達。信里只三行字：對經濟困難事先不知，深感歉意；此款非公家賬，請安心使用；如再有難處，直言即可。短短數句，把張治中看作自家親人。

進入“十年動蕩”，張治中身份敏感，周恩來讓他化名林友文住進解放軍總醫院。醫院病歷都是手寫，任何人都看不出真實來歷，警衛班日夜站崗。同一時期，總理外事活動不斷，但只要出國，總會帶回一兩盒止疼藥。

1969年4月6日午后，張治中病情突然惡化。值班醫生撥通總理辦電話時，總理剛結束與外賓的會談。他放下文件夾，說了句“馬上過去”，可惜趕到時面色已經平靜。老人留下一句話：“晚年能隨共產黨，足矣。”

當天夜里，中央某部門研究善后事宜，給出的意見是不辦告別儀式，理由很現實：特殊時期，不宜聚眾，也免生議論。信件送到西花廳，周恩來揮筆批注：“不同意。按正面同志待遇辦理。遺體告別，時間地點自定。”

新中國成立二十年，逝者葬禮規格從未因個人情誼破例。這一次，周恩來破了例。4月9日清晨，八寶山北側冷雨飄飛，總理提前半小時到場，比葬禮通知還早。儀式簡短，沒有橫幅標語，只有黑底白字的布帛寫著“張治中同志”。

張治中的很多舊部不知道消息，能到場的屈指可數。然而周恩來依然讓警衛在門口等，盡可能通知到每一個人。守靈完畢，總理親手把挽聯遞給張家長子，低聲一句：“有困難，找我。”

第二天，鄧穎超寫信給張家，說總理又托她送來最后兩盒虎骨膠與一小包燕窩。筆跡清秀，語氣平常，卻像舊友寒暄。旁人讀來，只覺字里行間透著一種難得的恒常關懷。

幾年以后，周恩來身患重癥。醫生建議靜養，他依舊批閱文件到深夜，偶爾提起張治中，“那一位，死得安穩。”1975年冬，總理把積攢的稿費分成三份，其一交給正在上大學的張治中外孫女，叮囑“學業為要”。

1976年1月8日清晨，廣播里傳出周恩來逝世的消息。張治中家屬在舊居痛哭失聲，長子說：“父親若能再活一天，一定要親自送恩來伯伯。”一句樸素的話，為二人三十年的交情畫上句點，卻沒讓人感到隔閡或縹緲。

兩條截然不同的奮斗軌跡，因為國家命運在1949年交匯。一個選擇留京，一位伸手相助，從此相互成就。1969年那場堅持舉行的告別儀式，看似小插曲，卻折射出周恩來一貫的政治胸襟和人情溫度；也讓外界明白，為何張治中在生命最后一刻說“毫無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