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國功臣，到滿門抄斬，李善長是如何被牽連進胡惟庸案的？

洪武二十三年，南京。

76歲的李善長，被一道奏疏推到了絕路上。

十年前，胡惟庸已死；十年后，李善長牽連胡惟庸案中。

這個曾被皇帝比作蕭何、位列百官之首的開國丞相，最終被逼自盡，一家七十余口被株連。

“蕭何第二”：李善長為何一度不可替代

在所有開國文臣中，李善長的位置極其特殊。

他不是沖鋒陷陣的武將，而是朱元璋真正意義上的后方中樞。

從投奔朱元璋開始，李善長負責的，從來不是某一場戰(zhàn)役，而是戰(zhàn)爭能否持續(xù)進行的全部條件——軍糧、賞罰、文書、人事、安撫。

朱元璋打天下，前線是刀兵，后方是秩序，而李善長正是那個替朱元璋維系秩序的人。

在滁州、和陽、采石、太平、集慶一線擴張過程中，朱元璋幾乎所有重大行動背后，都能看到李善長的身影：

他審人、用人、安人；

他定軍紀、管糧餉、穩(wěn)地方；

他讓投誠者安心，讓將領不越線。

正因如此，朱元璋對他的倚重，并不在計策多巧，而在事情交給他，不用擔心。

這種信任，在明初是極其罕見的。

等到朱元璋稱吳王、建行中書省，李善長直接進入制度核心，擔任右相國，后來又擔任左相國。

此后，無論是制度厘定、禮法制定，還是軍國大事裁決，李善長始終處在統(tǒng)籌者的位置。

洪武元年稱帝后，這種地位不僅沒有削弱，反而進一步強化。

朱元璋把最關鍵、最敏感的事務交給他：

追封祖宗、冊立后妃、確立太子；

制定郊社宗廟之禮；

留守南京、統(tǒng)籌北伐軍需；

修《元史》、定官制、立禮法。

這些事的共同點只有一個——一旦出錯，皇權本身就會受損。

也正因為如此，在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時，朱元璋將李善長放在一個極其顯眼的位置：

封韓國公，年祿四千石，子孫世襲；

賜鐵券，免其二死，其子免一死；

并在詔書中，直接將他比作蕭何。

這不是虛禮，而是公開承認：李善長，是明初文官體系的軸心。

問題恰恰出在這里。

當天下未定時，這樣的人是穩(wěn)定器；當天下已定時，這樣的人，就成了結構性存在。

李善長不僅位高，更關鍵的是久居。

他參與制定制度，又長期掌控制度運作，門生故吏遍布中樞，很多官員的仕途路徑，都繞不開他。

這種影響力，并不需要結黨，也足以形成天然的政治重心。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心里很清楚，這一切，不是靠個人能力維持的，而是靠丞相制度本身支撐的。

朱元璋真正要解決的，并不是胡惟庸

洪武初年，朱元璋對相權的態(tài)度，經(jīng)歷了一個極為明顯的轉變。

在創(chuàng)業(yè)和建國初期，他高度依賴中書省與丞相體系。

原因很現(xiàn)實：天下初定，事務繁雜，皇權尚未穩(wěn)固，必須依靠像李善長這樣的總管型文臣，來統(tǒng)籌制度、財政、禮法與人事。

但隨著政權逐漸穩(wěn)定，這種依賴開始變成掣肘。

中書省權力過于集中，六部名義上分掌事務，實權卻仍在丞相之手；大量政令并非直接出自皇帝，而是通過相府中轉。

這種結構，在唐宋時期尚可運轉，但在朱元璋眼中，卻成了皇權無法徹底落地的障礙。

于是，一個根本性判斷逐漸成形：

歷代之亂，皆起于相權過重。

胡惟庸案，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爆發(fā)的。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謀逆罪名被殺，隨即牽連甚廣。

表面看，這是一次針對個人的清洗；但從制度層面看，它真正完成的，是對中書省權威的根本性打擊。

緊接著，朱元璋做出了一個決定性的動作——廢中書省，罷丞相。

從這一刻起，明朝的政治結構發(fā)生了根本改變：

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皇權不再經(jīng)由相權中轉；所有重大決策，直接匯集于皇帝一人。

這一步，才是朱元璋真正的目標。

而正是在這個時點上，李善長的位置，開始變得極其尷尬。

因為在所有人當中，他是相權時代的象征性人物。

他不是胡惟庸的同類——胡惟庸是激進擴權者；

但他比胡惟庸更具代表性——他證明了丞相制度本身就可以自然生長為權力中心。

但朱元璋在胡惟庸死后，并沒有立刻動李善長。

這不是疏忽，而是策略。

因為在洪武十三年剛剛廢相的節(jié)點上，朱元璋并不適合立即對李善長動手。

那時，明朝立國尚淺，開國文臣集團仍有相當凝聚力，過早清算第一文臣，容易引發(fā)系統(tǒng)性震蕩。

不過，單純的把李善長之后的死歸于皇權與相權的博弈，還是太過于片面了。

十年空窗期：李善長為什么沒能全身而退

從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發(fā)，到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長被殺，中間整整隔了十年。

這十年，正是理解李善長之死的關鍵。

如果朱元璋真把李善長視為同黨，完全沒有理由拖延十年再動手；反過來，如果李善長毫無問題，也不可能在十年后突然被翻舊賬。

這段空窗期，恰恰說明：李善長的結局，并非一時震怒，而是長期觀察后的結果。

首先要明確一點：李善長并不是不知道風向變了。

胡惟庸被殺、中書省被廢、丞相制度被連根拔起，這些信號已經(jīng)足夠清晰。

對一個參與制定制度、又長期身處權力中樞的人來說，不可能看不懂其中含義。

問題在于，他的性格和判斷失誤。

當一些功臣因為居功自傲，驕奢淫逸而人頭落地時，他非但沒有警惕之心，其性格反而越發(fā)跋扈。

更重要的是，他擁有三樣安全感來源：

一、開國元勛的資歷；

二、被比作蕭何的歷史定位；

三．鐵券在手，曾被明確赦免二死。

這三點，在過往朝代，往往意味著政治終身保險。

但問題恰恰出在這里，這是政治保險，也是皇帝的潛在威脅。

而李善長，偏偏在幾個關鍵點上加劇矛盾。

史料記載，表面溫文爾雅的李善長，實則性情暴烈。

當有人稍微觸碰其權限時，李善長的反應往往異常迅速且強硬。多人因此而遭到貶謫。

還在與劉基爭論法令的時候將其斥責得無地自容，劉基因此而告老還鄉(xiāng)。

這一系列行動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滿。李善長察覺到朱元璋的不滿后便辭官歸鄉(xiāng)。

不過即便是在“致仕”之后，他依然被反復啟用，承擔中都營建、移民安置等重大事務；

還把臨安公主下嫁給其兒子李祺。

哪怕是后來李善長被人彈劾，在朱元璋染病期間沒有前往看望時，也僅僅是被削掉年祿一千八百石，不久又被重新啟用。

從這一系列事件來看，朱元璋對李善長的態(tài)度雖有不滿，但沒有到誅殺的地步，甚至一度重用。卻為何在后面會滿門抄斬？

關鍵在于李善長始終沒有與胡惟庸的案件做出足夠清晰的切割。

洪武十八年，其弟弟李存義和侄子被告發(fā)為胡惟庸黨羽，朱元璋免了他們的死刑，但李善長沒有感謝，引起朱元璋的不滿。

洪武二十三年，御史正式彈劾李善長，給出的定性極其明確：知胡惟庸謀逆而不舉，狐疑觀望，大逆不道。

這句話里，沒有一句是臨時起意。

“狐疑觀望”四個字，點出了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態(tài)度：既不表忠，也不揭發(fā)；既不站到皇權一邊，也不徹底切割舊關系。

在洪武后期，這種狀態(tài)，本身就是罪名。

至此，李善長已經(jīng)沒有任何可操作空間：

功勞，不能再抵消政治風險；

鐵券，也無法覆蓋謀逆相關罪；

致仕多年，更不能證明無辜，反而容易被理解為避風頭。

于是，朱元璋選擇了最符合洪武政治邏輯的處理方式：逼其自盡，株連家族。

參考信源：
《明史》
《明太祖實錄

要海霞. 淺析明太祖朱元璋與李善長的君臣關系[J]. 黑龍江史志, 2014, (16): 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