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與南京：開天首郡與講學首地

滁州與南京淵源深厚，文脈相連，尤其在從明代開國到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滁州與南京的關系更加緊密。從政治、軍事的角度看，滁州是大明王朝“開天首郡”，是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統一天下的第一個穩固據點。從文化、學術的角度看，滁州是心學大師王陽明的“講學首地”，是王陽明從學者日眾，心學思想更加成熟并廣泛傳播的起始地。以滁州為起點，朱元璋南征北戰，創立大明王朝。而先是滁州，后是南京，為王陽明提供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為政、講學環境，促進了他在政治和思想上的逐漸成熟。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自稱“淮西布衣”，少年出家為僧，四處流浪化緣，踏遍淮西的山山水水，對山勢地形了然于胸，為日后行軍打仗儲備了不可多得的知識見聞。對他平定天下更重要的，還有眾多聚攏在他身邊的謀臣勇將，后來的開國功臣。

大明政權的建立，離不開兩大集團的支持，即淮西功臣集團與浙東文官集團。淮西功臣集團，顧名思義，其成員大多數來自安徽省的江淮地區，即所謂淮西，或稱淮右地區。他們多為朱元璋的鄉鄰、友人、姻親，他們在軍事上戰功顯赫，并滲透到明初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

朱元璋投身元末起義軍，在濠州郭子興帳下為親兵，因足智多謀，能征善戰，很受賞識，娶了郭子興養女馬氏為妻。元至正十三年春（1351），朱元璋回家鄉募兵，他的少年伙伴如徐達、周德興、郭興、郭英、張龍、張溫、顧時、陳德、王志、吳良、吳禎、費聚、孫興祖、李新、邵榮以及耿君用、耿炳文父子等等來投效，淮西功臣集團初步形成。第二年，朱元璋謀求獨立發展，將兵卒交給其他將領，只帶著二十四人出走，南略定遠。這二十四人，是清一色的淮西人。其中，徐達、湯和是濠州鐘離人，吳良、吳禎兄弟及華云龍是淮西定遠人，華云是淮西淮遠人，陳德、顧時、唐勝宗、陸仲亨、鄭遇春、周德興、謝成、郭英、耿炳文是濠州人，耿再成是淮西鳳陽府五河人。

朱元璋很快發展出一支數萬人的隊伍，軍紀嚴明，訓練嚴格，吸引了一些有識之士前來投效。首先來投奔的是定遠人馮國用、馮國勝兩兄弟。馮國用深沉有計謀，馮國勝慓勇多智略。朱元璋問以攻敵方向，馮國用認為建康（元集慶路，今南京）形勢險要，古書所云“龍蟠虎踞”之地，是歷代帝王建都之所，應該先攻取作為根據地，然后逐步發展，擴充地盤。如果可以不貪子女玉帛，多做好事，取得民眾支持，建功立業，也就不是什么難事了。朱元璋聞言大喜，將他們留置幕府，甚為親信。

為攻建康，先取作為門戶要地的滁州。在進軍滁州的路上，定遠人李善長到軍門求見。李善長讀書有智謀，善于料事，治法家學問，在地方上是知名人物。他和朱元璋談得很投機，朱元璋問他四方兵起，什么時候才能太平。李善長勸朱元璋學漢高祖劉邦，劉邦也是出身平民，但氣量宏大，目光長遠，善用人而不亂殺人，五年時間就平定了天下，希望朱元璋可以學其所長。朱元璋留他作掌書記。朱元璋攻占滁州后，他的侄子朱文正、姐夫李貞帶著外甥保兒（后來起名叫李文忠）來投靠，定遠人沐英，父母雙亡，孤苦可憐，朱元璋把幾個孩子收為義子，改姓為朱。他收的義子有二十多個，眾義子作為心腹，打仗肯拼命，后來所占城池漸多，朱元璋常用義子作監軍，與將官同守，隨時監視。如胡大海守嚴州，就以李文忠來監視。

朱元璋在滁州聚集力量，將士用命，不斷壯大，后攻取和州，占領太平，進占集慶，改名“應天”，后掃平群雄，在應天登基稱帝，淮西功臣集團中人地位不斷提高。朱元璋通過聯姻方式籠絡淮西功臣，如將開平王常遇春之女納為皇太子妃，以廣西都指揮使謝成之女為晉王妃，衛國公鄧愈之女為秦王妃，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之女為燕王妃，宋國公馮勝之女為吳王妃，大都督僉事王弼之女為楚王妃，并將臨安公主下嫁給李善長之子李祺。朱元璋為自己在鐘山修建孝陵，徐達、李文忠、常遇春、吳良、吳禎等人去世都被賜葬鐘山之陰，拱衛孝陵，陵園至今尚存，2003年7月，作為明孝陵的組成部分一起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朱元璋一邊籠絡淮西功臣，一邊試圖消除他們對自己統治權的威脅。朱元璋初據集慶時，貝瓊有詩：“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楚客、淮人，都是朱元璋隊伍中的淮西人。這些人中，龍鳳八年（1362）驍將邵榮謀反，謝再興叛變，不能不讓朱元璋有所警覺。淮西功臣中，放恣不法者不乏其人，如湯和雖以忠心著稱，但有嗜酒好殺的毛病；趙庸隨李文忠征應昌，私占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讓手下儒生窺伺朱元璋的旨意，以邀封爵；郭興膽敢不奉主將之命；薛顯則擅殺胥吏、獸醫、馬軍，甚至為搶奪繳獲的牲口而殺害天長衛千戶吳富。

朱元璋雖然不時向功臣宿將發出警告，但收效甚微。許多功臣我行我素，不知收斂，偶有像湯和一樣審時度勢、選擇功成身退的，但為數不多。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興“胡黨之獄”，除掉胡惟庸及其黨羽，受牽連者多為淮西功臣。朱元璋撤掉中書省，廢除丞相制度，并說“今我朝罷丞相，大權一切歸朝廷，以后嗣者，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置之重典”。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長又以“交通謀反”的罪名被賜死。洪武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被錦衣衛告發“謀反”，牽涉到淮西功臣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懷遠侯曹興、普定侯陳桓等。“胡、藍之獄”造成“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淮西功臣集團最終覆滅。

朱元璋大殺功臣，主要目的是穩固政權。他認為，自己還可以勉強應對功臣勢力，自己的子孫則絕無可能與其對抗，他對皇太子朱標就曾說：“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矣。”當然，如此濫殺，反而削弱了其政權的統治基礎，導致后來建文帝在應對藩王叛亂時力不從心，深刻改變了明朝發展的歷史進程。

朱元璋登基后，對滁州格外關照，施行惠政，輕徭薄賦，并將滁州柏子龍潭廟列入祀典。因為朱元璋駐扎滁州期間，遭遇大旱，軍民俱困。朱元璋十分焦慮，準備求雨又不知何處可去，詢問當地耆老，眾人竟無言以對。此時滁州人楊文素提出滁州西南豐山有柏子潭，有神龍出沒，建有祠堂，歷來是祈禱之所。朱元璋大喜，親往柏子潭求雨，不過，他的方式與眾不同。站在高崗之上，朱元璋向潭中射出三箭，約期三天，如果下雨，必有敬神之舉。三天后，天降甘霖，滁州這一年農田豐收，軍民俱足。從此，朱元璋對柏子潭念念不忘，洪武六年（1373）九月十三，遣使祭柏子潭神龍，親撰祭文。洪武九年，建祠宇，改封其神為“柏子潭神龍”。洪武十八年，又親撰《柏子潭神龍感應碑》碑文，刻碑建亭，昭示天下。洪武十九年，因修建孝陵有功被封為崇山侯的李新，受命到滁州在柏子潭邊建樓，修復神祠。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升滁州為直隸州，領全椒、來安縣，直隸于京師應天府，后來永樂年間又改隸南京。因為行政的隸屬關系，滁州得以與南京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緊密聯系，協同發展，共同繁榮。

在滁州成為直隸州之際，朱元璋根據實際，將管理全國馬政的中央機構——太仆寺設在了滁州。馬政即國政，馬匹是行軍作戰和運輸必不可少的戰略物資。朱元璋素來重視馬政，京師養馬之地就在鐘山南麓、孝陵及孝陵衛附近，至今“馬群”的地名猶存，而苜蓿園，就是種植馬匹草料苜蓿的地方。朱元璋在滁州設立太仆寺，只因滁州為朱元璋起兵之地，他對此地了解最深。滁州西南瑯琊山地區山巒起伏，連綿數十里，草木豐美，是一處天然牧場。太仆寺設立于此，也方便對江北各州縣馬匹的驗查。太仆寺位于豐山之陰，在滁州城西南三里之地，前后溪水環繞，古木參天，山下野坡空闊，便于校閱馬匹。

太仆寺作為歷史上唯一設立于滁州的中央級政府部門，提升了滁州的政治地位。作為中央直屬機構，太仆寺可把全國層面的政治、文化信息較快地傳遞到滁州，開闊了滁州的視野，擴大了滁州的施政空間。在太仆寺任職的官員，不少是文化大家、詩文巨匠，公事之余，登山臨水，詩酒唱和，在滁州留下了眾多文化景觀和遺跡，至今文脈綿延發展。明初文人之首宋濂，到滁州游瑯琊山，有游記傳世；名列江南四大才子的文征明，因父親文林任南京太仆寺丞，叔父文森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多次居滁，又為其父編《瑯琊漫抄》，而對滁州文化格局和文化傳承影響最大的，則是王陽明。

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后，到京城任職，聲名鵲起，學術逐漸成熟。正德七年，王陽明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第二年到滁州上任。滁州山水佳盛，地僻官閑，為王安石講學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條件。很快，南京、湖南、江西、閩浙、嶺南的諸生慕名跋涉至此從學，其中有往日學友，有原在北京、南京從學的官員，有各地的秀才舉人，也有滁州本地的官員和學子，講學規模有很大發展：“日與門人游遨瑯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聞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除了言傳身教，當場答問，王陽明還通過書信為各地學人釋疑解惑。王陽明被瑯琊山的秀色吸引，寄情山水，流連忘返，怡然自得，有詩云：“狂歌莫笑酒杯增，異境人間得未曾。絕壁倒翻銀海浪，遠山真作玉龍騰。浮云野思春前動，虛實清香靜后凝，懶拙惟余林壑計，伐檀長自愧無能。”

王陽明在滁州教學時，反對道學和朱熹的“讀書窮理”方法，教導弟子以靜坐來糾正末俗辭章支離之學的流弊，強調身心道德修養。滁州學子孟源就“靜坐思慮”問題求教，王陽明說“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查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

王陽明晚年以致良知為學之大頭腦，認為良知是有無渾一的絕對無得實在，是無窮之生命的源泉，而立志則被認為是良知之用。正因為良知是先天的東西，所以立志才被認為是必要的，因為說：“得立志時，良知之千事萬為，只不過一事。”正德八年給黃宗賢的書信中，王陽明以立誠為“心髓入微”工夫，認為立誠是殺人之際用力于咽喉那樣的東西；誠則自然篤實光明，即使有私欲萌動，也如烘爐點雪，一舉而化。這時的王陽明，講立誠是為了說明誠意、誠身的重要，并以此作為教學的頭腦。王陽明認為，萬理都是誠意的發露，那是比根更能生枝葉的東西，《大學》的格致實際是培養灌溉根的功夫，而誠意則是格致之主意。因此，如果舍誠意而專以格致為事，則如同培養灌溉而不植根一樣，徒耗精力而一事無成。

王陽明認為，《大學》以誠意為本，所以他反對以格致為先、誠意為后的朱子《大學》說，而立《古本大學》，指出，若不努力于誠意而徒以格物致知為事，那就成了“支”；同樣，若不以格物為事而只努力于誠意，那就成了“虛”；不本于致知而僅以格物誠意為務，那就成惡劣“妄”，和達到至善相距甚遠。從滁州時期開始，王陽明以立志或誠意作為學之頭腦，承接和深化他在貴陽講學時提出的“知行合一”的說法，以知之真切篤實為行，以行之明覺精察為知，而誠則可以說是知之真切篤實處，良知則可以說是行之明覺精察處。所以一般認為，良知也可以叫作誠，離誠則無良知可言。也就是王陽明所謂的“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的真諦。從滁州講學開始，經過千辛萬苦的磨難，王陽明體悟到明覺精察的良知是人人先天具足、直截了當、簡單真切的東西，才開始以致良知為學之頭腦。

滁州為王陽明提供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為政、講學環境，促進了他在政治和思想上的逐漸成熟，穩定的講學心境也讓他應對后來的驚濤駭浪做足了準備，滁州成為他心中的一個錨點。既然宋儒“得君行道”的理想不可企及，他便轉向了“覺民行道”，并在此后見諸行動，這也是“兩千年來儒者所未到之境”。離開滁州到南京任南京鴻臚寺卿的幾年，王陽明延續了在滁州的狀態，也時刻關注著滁州舊友的思想動態，游賞名勝的舊好與在滁州時并無二致，并有《游牛首山》、《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登閱江樓》、《獅子山》、《游清涼山三首》等詩作傳世。他的《山中懶睡四首》之二寫道：“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松風不用蒲葵扇，坐對青崖百丈泉。”體現了與他在滁州一般的清靜閑適。同時，在滁州、南京的講學，又拉開了他充分發揮軍事才能，直至平定朱宸濠叛亂建下不世之功的序幕。

正德十一年（1516），看重王陽明軍事才能的兵部尚書王瓊舉薦他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地。統兵征戰南贛，王陽明有了用武之地，經過地方工作與軍事行動并舉、戰與撫雙行、強攻與奇襲交用，王陽明前后僅用了一年時間，便平定了漳州、大帽山、橫水、桶岡等處的民變。正德十四年（1519），福建兵變，王陽明奉命于六月初九從江西出發前去勘查，十五日剛到豐城，便得到了寧王朱宸濠叛亂的報告。只用了幾十天時間，王陽明便平息了寧王的叛亂。王陽明雖立下蓋世奇功，但權貴們紛紛構陷，反而讓他的處境更加危險，平叛前后的百死前難，也促發了他對成圣這“第一等事”更深的體悟，結果便是他晚年“致良知”之教的提出。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病逝，世宗繼位。不久，世宗下詔命王陽明赴京任用，但為輔臣所阻，王陽明洞知其中利害，便乞請便道回鄉省親。世宗批準了他的申請，還特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十二月論功封他為“新建伯”。嘉靖元年(1522）二月，王陽明的父親王華病逝，王陽明從此在家鄉守制居喪，并為門生講學，開始了長達六年的賦閑生活。正德七年南京太仆寺少卿之任、正德九年的南京鴻臚寺卿的升遷，是儲才待用，這一次南京兵部尚書的升任，則是讓他主動離開。自然，無論待用還是離開，都標示出王陽明與滁州、與南京的不解之緣。

來源：王廣勇 釣魚舟微信公眾號

主辦：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編輯：張榮蓉，初審：賁方舟

復審：嚴 慧，終審：高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