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溫彌留之際，對兒子叮囑四件后事，每一件在他辭世后均全部應驗！

后世提及“謀士”二字，多半會想到諸葛孔明。他輔佐劉備，鞠躬盡瘁，最終星落五丈原，事業未竟，成為千古遺憾。然而，若論及謀士的悲劇性，明朝的開國元勛劉伯溫（劉基），其人生的落幕，或許比諸葛亮更令人扼腕嘆息。諸葛亮之憾，在于“天不遂人愿”；而劉伯溫之憾， 則在于“人能勝天， 卻難防人心”。他助朱元璋平定天下，本應功成名就，卻在榮華富貴觸手可及時，倒在了同僚的傾軋之下，其結局令人唏噓。

謀士之憾：雙重悲劇的開國功臣

古今謀士的遺憾，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如諸葛亮，是事業未竟。他們遇到了明主，得以盡展才華，在歷史舞臺上大放異彩。但時局已定，非人力所能挽回，縱使嘔心瀝血，終究無法逆天改命，只能帶著未竟的“恢復中原”之夢，遺憾離世。

第二種遺憾，則更為慘烈。他們同樣遇到了明主，并且成功輔佐其奪取了天下。但在平定四海，本應享受勝利果實與榮華富貴之時，卻因為種種原因，或遭君主猜忌，或遭小人傾軋，最終不得善終，抱憾而終。劉伯溫，便經歷這第二種遺憾的典型代表。

很多人或許會質疑，劉伯溫的歷史地位如何能與諸葛亮相比？若拋開后世的演義與杜撰成分，單論人生軌跡，兩人的相似之處令人驚嘆。諸葛亮出生于漢末亂世，不愿與腐朽的朝堂同流合污，遂隱居于南陽。劉伯溫亦然，他出生于元末，元朝的腐朽統治讓他三度堅決罷官，最終選擇成為山野隱士。

劉備四處征戰，屢戰屢敗，直到三顧茅廬，請出了諸葛亮，才有了“隆中對”的天下三分之策。朱元璋同樣在元末的亂軍中征戰多年，但始終局限于一方，難以擴大領地，于是他三次誠邀劉伯溫出山。

兩人一出山，便都為主公制定了明確的戰略方針。諸葛亮助劉備奪荊州、取西川，建立了蜀漢政權；劉伯溫則力勸朱元璋脫離小明王的勢力，自立為王，并定下了“先滅陳友諒，再圖張士誠”的戰略，為其奠定了帝王基業。在民間傳說中，兩人更是都被神化，精通奇門術數，能呼風喚雨，未卜先知。

然而，兩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們的結局。在蜀漢陣營，諸葛亮是當之無愧的“相父”，劉備對其言聽計從，劉禪更是敬之如父，他一生大權在握，無人能撼其地位。但劉伯溫則截然相反。在奪取天下的過程中，他深得朱元璋的寵信，被倚為左膀右臂。但大明王朝建立后，他的地位一落千丈。

奇怪的是，劉伯溫的跌落并非源于“功高蓋主”。雖然朱元璋生性多疑，但劉伯溫在建國后便急流勇退，辭官歸隱，極力避免觸動朱元璋的敏感神經。他的悲劇，更多的是源于同僚的瘋狂壓榨與排擠。作為明朝的開國功臣，究竟是誰，敢如此明目張膽地針對這位“帝王師”呢？

剛正惹禍：從元廷到明初的宿怨

縱觀劉伯溫的一生，他似乎與“官場”二字八字不合。他的性格太過剛正不阿，這在亂世是輔佐君王的利器，但在和平年代，卻成了引火燒身的禍根。

他出生在元末，二十歲出頭便考中進士。在那個科舉幾乎被權貴壟斷的朝代末期，這足以證明他驚世絕才的學問。然而，滿腹才華的他，卻被元朝遣往南方邊陲之地，擔任一名小小的縣丞（八品）。在那個亂世，七品知縣都無法當家做主，更何況是他。

但劉伯溫飽讀詩書，堅信“國有國綱，家有家法”。他無視當地豪門鄉紳的臉色，將縣衙積壓多年的冤案全部翻出，憑借過目不忘的能力和縝密的邏輯，剝絲抽繭，將一眾罪魁禍首繩之以法。這本是為民除害的義舉，但在那個官紳勾結、只求撈錢的腐敗環境中，劉伯溫的行為無疑觸動了所有人的利益。

于是，他遭到了同僚的頻繁針對和設計誣陷。剛直的劉伯溫不愿同流合污，憤然辭官，回鄉隱居。此后元朝又兩度請他出山，但他每一次都因無法忍受官場的黑暗與同僚的傾軋而再度辭官。

直到朱元璋的出現，他才再次踏入仕途。在輔佐朱元璋奪取天下的過程中，劉伯溫是真正把握大方向的戰略家。無論是力排眾議，堅決主張在鄱陽湖與陳友諒決戰，還是在朱元璋被勝利沖昏頭腦時及時勸誡，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劉伯溫為人，是出了名的對事不對人。在朱元璋的陣營中，存在著兩大政治派系：一是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他們多是朱元璋的同鄉，軍功在身，是朱元璋的嫡系；二是以劉伯溫、宋濂為首的“浙東集團”，他們多是江南文人，負責制定政策和文化建設。

兩大集團天生存在矛盾。李善長作為文官之首，卻心胸狹隘，嫉賢妒能，尤其忌憚劉伯溫的才華和朱元璋的信任，經常拉幫結派地針對他。但劉伯溫卻顧全大局，甚至在朱元璋詢問誰可為相時，他還推薦李善長，認為對方“心胸比自己寬廣，是做大事的人”。

然而，他的忍讓并未換來和平。有一次，他查到李善長手下的人貪污，便不顧情面，直接將其正法。李善長多次求情，劉伯溫都未予理睬。這件事徹底結下了梁子。

而壓垮劉伯溫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另一個人——胡惟庸。胡惟庸是李善長的老鄉，也是淮西集團的核心成員。在李善長退休后，朱元璋有意提拔胡惟庸為丞相。在征詢劉伯溫意見時，劉伯溫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譬之駕車，胡惟庸是劣馬，必覆轅壞犁。”他直言胡惟庸沒有掌控大局的能力，此人一旦為相，必成大禍。

這番話也不知如何傳到了胡惟庸的耳朵里，自此，胡惟庸對他恨之入骨。待到胡惟庸真的登上了相位，一場針對劉伯溫的致命陰謀便開始了。

臨終四事：算盡身后與子孫

洪武八年（1375年），劉伯溫已年老體衰，臥病在床。此時的胡惟庸已是權傾朝野的左丞相。他假意“體恤”前人，帶著“御醫”前來探望劉伯溫，并給他留下了幾副“治病良方”。

劉伯溫深知來者不善，但君命難違，只能服下湯藥。果不其然，幾副藥下肚，他的病情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急轉直下，腹痛難耐，他感覺肚子里仿佛被塞滿了堅硬的石頭。他明白，自己的大限已到。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掙扎著從京城回到了老家青田。臨終前，他將兩個兒子劉璉和劉璟叫到床前，用盡最后的氣力，交代了四件后事，并叮囑他們一定要嚴格遵守。

第一件事，是盡快將他所著的《天文書》和所有兵法術數之書，盡數交給朝廷。他知道朱元璋對他那些“神機妙算”的本領一直心存忌憚。自己活著，尚能掌控；自己死后，朱元璋絕不會容忍這些可能“顛覆王朝”的知識流落在外，更不會放過習得此法的人。只有主動上交，才能打消皇帝的疑慮。果不其 然，劉伯溫剛一去世，錦衣衛便出現在劉家。劉璉和劉璟遵照遺言，將藏書一掃而空，悉數上交，朱元璋果然龍顏大悅，劉家躲過了第一劫。

第二件事，是叮囑兒子，他寫下的遺書（奏折）不要立刻呈交給皇上。因為此時胡惟庸正當權，他必定會在遺書中大做文章，羅織罪名，陷害劉家。一定要等到胡惟庸勢力漸小，或者倒臺之后，再將遺書呈上。兩個兒子牢記在心，任憑胡惟庸如何派人試探，都滴水不漏。數年后，胡惟庸案爆發，劉家才將遺書呈上，朱元璋見了劉伯溫的忠心遺言，更覺其可貴。

第三件事，是告誡兒子們，在朝中為官，切記不要自作主張，無論大事小情，都要向上稟報，一切聽從皇上的裁決。這是劉伯溫用一生宦海浮沉換來的教訓，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臣子最忌諱的就是“能干”和“有主見”。只有表現得足夠“透明”和“無能”，才能活得長久。

前三條遺言，劉伯溫的兩個兒子都嚴格遵守了。在胡惟庸權勢熏天的幾年里，劉家雖然風雨飄搖，但靠著父親的錦囊妙計，總算有驚無險，沒讓胡惟庸抓到任何把柄，保全了家族。

然而，劉伯溫雖然算準了開頭，卻沒算到結局。他的兒子們，最終還是沒能遵守第四條遺言，也因此迎來了滅頂之災。

這第四條遺言便是——盡快遠離朝堂，辭官回鄉，不要再卷入這攤渾水。劉伯溫以他超凡的政治遠見，已經預感到朱元璋的猜忌和朝堂的血腥，他知道大清洗即將來臨。

可惜的是，他的兩個兒子，無論是長子劉璉還是次子劉璟，都未能或不愿離開官場。劉璉官至高位，在胡惟庸的政治傾軋中，遭到陷害，最終為不牽連家人，被迫跳井而亡。次子劉璟，雖躲過了洪武朝的腥風血雨，卻在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時，繼承了父親的剛正，堅決指責朱棣篡位，最終被捕入獄，慘遭殺害。

都說算命先生只能算人，不能算己。而劉伯溫正是如此，他算了一輩子，算定了元朝的滅亡，算定了朱元璋的天下，算定了胡惟庸的奸詐，卻沒算到自己會遭小人算計，郁郁而終。他給后人算出了條條生路，卻沒算到，兩個兒子最終都因為不愿（或不能）離開官場，而依次被殺害。這或許就是這位傳奇謀士，一生中最大的諷刺與悲哀。

參考文獻

• 《明史劉基傳》

• 《明朝那些事兒》

• 《劉伯溫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