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秋季,在美國新澤西州蒙哥馬利市的市政廳內。有一位華裔女性對著預算報表皺起了眉頭。最初當地居民都覺得她是從華爾街來的義工。之后她指出有一項公共照明的開支能夠縮減三成,節省下來的錢正好足夠翻新兒童公園的滑梯。這位名叫謝蘭的顧問沒有想到,僅僅因為這份進行了精打細算的報表,被民主黨人推舉去參加市議員的競選。到了2006年,她成為了新澤西州歷史上第一位華裔女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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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謝蘭的跨界傳奇講清楚,首先得說一說她那個有著歷史背景出生的家族。外公周培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和愛因斯坦一同開展廣義相對論研究的時候,或許沒有想到外孫女日后會為小鎮路燈的預算而費盡心思。父親謝榮的經歷更具戲劇性,這位中國麻醉學先驅在底特律醫院拒絕獲取綠卡選擇回國,同事笑話他放棄好的生活去撿石子,可是半個世紀之后,他的女兒反倒在國外撿起了政治這塊難以啃食的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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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蘭的母親周如枚那一代的事情非常曲折。她小時候稱呼梁思成叫做梁爸,之后成為了林徽因的兒媳。在清華園里兩家相鄰居住的時候,周如枚和梁從誡從小一起長大。婚禮時林徽因親手插的百合花還沒有凋謝,可是裂痕已經悄悄地出現了。依據梁從誡的同學周清澍的回憶,問題出現在男方有婚外情,最后周如枚在1967年帶著兒子毅然離開。這種對于感情底線的堅守,和外孫女后來在政壇敢于突破阻礙的勇氣有相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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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謝蘭的特別之處在于將家族遺產轉化成了隱形的翅膀。她在北京師范大學畢業的時候成績不是非常突出,到美國留學正趕上九十年代的出國潮。但是她剛剛到蒙哥馬利市做全職主婦的時候覺得很是無聊,于是就跑到市政廳申請去做義工。在這個時候源自家族的知識分子的責任感突然之間覺醒了。市長讓她管理財務咨詢,她提交的報告幫助小鎮節省了三百萬美元,這就好像外公那一代科學家用數據來說話的基因顯現了出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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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種文化對她的塑造是值得去玩味的。她當選市長之后每年的薪資僅僅只有五千美元,她開玩笑說連油錢都不夠。但是她認為引導城市朝著理想的方向去發展所帶來的成就感比鈔票更加的實在。這種價值觀既有著美國小鎮自治傳統的影子,又暗暗契合周培源、謝榮那一代人學成之后回歸祖國不因為錢財的的士大夫精神。就比如她在推行《黑色天空法案》來保護綠地的時候,沒有使用環保主義的口號,而是給居民計算賬目:少蓋房子節省下來的消防方面的開支,能夠讓每一戶人家減少稅收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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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這樣來看待,謝蘭參與從政這件事,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場跨時空的家族實驗。外公那一代人在普林斯頓鉆研宇宙方面的規律,父親在北京市的手術臺旁邊守護生命,而她則在市政廳里面思考如何讓社區當中的垃圾桶擺放得更為合理。這三種看起來沒有什么關聯的奮斗,實際上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究竟要如何運用專業方面的精神去改善具體的人的生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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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她競選州議員沒有獲得成功,于是去做了老師。而這反而成為了故事里非常精彩的一部分。在普林斯頓高中教授歷史期間,她總是對學生講:我的外公在和愛因斯坦探討時空彎曲問題的時候,絕對沒有想到外孫女當下正在給你們講授美國憲法修正案。這樣一種輕松的傳承,比很多專門撰寫的家族史詩還要更能打動人心。
現在再去看謝蘭家族的照片墻,可以發現存在著有意思的對稱情況。周培源在普林斯頓的黑白合影,與謝蘭在蒙哥馬利市市政廳的彩色就職照,隔著太平洋相互呼應。而連接這兩者的,是林徽因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時所說的那句話薪盡火傳。只是這火種居然在異國小鎮的預算報表以及課堂講義里,燃燒出了新的光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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