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
王桂荃這個名字，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是梁啟超家族敘事中的一個影子。
甚至“王桂荃”這三個字本身，都是梁啟超后來賜給她的，她本來的名字，叫王來喜。
1886年，王來喜出生在四川廣元縣一個貧苦的農戶家里。
01
那個年代的川北農村，底層百姓的生活如同草芥，而在貧農家里，一個女嬰的降生，只意味著多了一張吃飯的嘴。
父母給她取名“來喜”，盼望這個孩子能給苦難的家庭帶來一絲福氣。
但這卑微的愿望很快就破滅了。王來喜的命，比黃連還苦。
她剛出生不久，父親就因積勞成疾撒手人寰。
母親一個人拉扯著她，艱難地熬了兩年，也因為一場重病去世了。
不到三歲，王來喜就成了孤兒。
在這個吃人的舊社會，一個沒有父母庇護的女童，命運幾乎是注定的。
繼母進門后，看著這個“拖油瓶”，眼里只有厭惡。
在她看來，這個女孩命太硬，克死了父母，是個不祥之物。
四歲那年，繼母為了換幾斗米，狠心將她賣給了人販子。
從四歲到十歲，這本該是一個孩子在父母懷里撒嬌的年紀，王來喜卻在經歷一場漫長的人間煉獄。
在這短短的六年時間里，她像一件不值錢的貨物，被人販子轉手倒賣了四次。
每一次被賣，她都要面對一個新的陌生環境，面對主人的打罵和繁重的勞作。
她必須學會察言觀色，必須學會吞下眼淚，因為哭泣只會招來更狠的鞭打。
直到1891年，命運的齒輪發生了一次關鍵的轉動。
王來喜被帶進了京城的李家。
李家是官宦世家，當家的李朝儀曾任順天府尹，家境殷實，書香門第。
李家的大小姐名叫李惠仙，比王來喜大17歲，是一位知書達理、性格端莊的大家閨秀。
對于王來喜來說，進入李家是她人生的第一次“轉運”。
雖然依然是丫鬟，依然沒有自由，但李家畢竟是大戶人家，規矩雖大，卻不隨意虐待下人。
李惠仙見這個小丫頭手腳麻利，眼神里透著股機靈勁兒，便把她留在了身邊，做貼身侍女。
也就是在這里，王來喜遇到了徹底改變她一生的人梁啟超。
1891年，18歲的梁啟超在京城會試中雖然未中狀元，但他那篇筆鋒犀利、氣勢磅礴的考卷，卻被主考官李端棻，李惠仙的堂哥一眼相中。
李端棻驚嘆于梁啟超的才華，認定此子日后必成大器，便做主將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許配給了這位廣東舉人。
這是一樁典型的“才子配佳人”的婚姻。
當李惠仙嫁入梁家時，按照當時大戶人家的習俗，是要帶陪嫁丫鬟的。
這種陪嫁丫鬟，在封建禮教的定義里，其實就是主母的私有財產，也是未來潛在的“通房丫頭”。
十歲的王來喜，就這樣作為李惠仙嫁妝的一部分，跟著花轎走進了梁家的大門。
初入梁家，梁啟超并沒有太在意這個瘦弱的小丫頭。
但他嫌棄“來喜”這個名字太俗氣，透著一股鄉土味，配不上書香門第的雅致。
于是，梁啟超隨口給她改了個名字“桂荃”。
“桂”是香木，“荃”是香草，屈原在《離騷》中常以香草美人自喻。
這個名字，透著梁啟超作為文人的風雅。
從“來喜”到“桂荃”，名字變了，聽起來體面了，但她的階級身份并沒有發生任何本質的改變。
在梁家，她依然是處于食物鏈最底端的下人。她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伺候老爺和夫人的起居。
那幾年的生活，雖然辛苦，但對于王桂荃來說，卻是難得的平靜時光。
她看著梁啟超在書房里揮毫潑墨，寫出一篇篇轟動天下的文章；看著李惠仙操持家務，與丈夫舉案齊眉。
在這種耳濡目染中，原本大字不識一個的王桂荃，心智也在悄悄開啟。
她開始朦朦朧朧地感覺到，自家的這位老爺，和別人家的老爺不一樣。他做的事情，似乎關乎著這個國家的命運。
然而，這種平靜并沒有維持太久。
1898年，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戊戌變法轟轟烈烈地開始了。
梁啟超作為維新派的領袖之一，一夜之間成為了朝廷的紅人，聲名赫赫。
王桂荃也跟著忙碌起來，梁家門庭若市，來往的都是譚嗣同、林旭這樣的名流。
但變法來得快，去得也快。僅僅過了103天，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下令搜捕維新黨人。
那是1898年的9月，北京城充滿了肅殺之氣。
譚嗣同等“六君子”血灑菜市口，梁啟超成了朝廷通緝的要犯，人頭懸賞極高。
作為發妻，李惠仙沒有選擇留在國內避禍，而是毅然決定帶著家人追隨丈夫流亡。
王桂荃自然也沒有選擇的權利，她背著沉重的行囊，扶著身體孱弱的主母，踏上了那艘駛向未知國度的輪船。
02
1898年的深秋，一艘掛著外國旗幟的輪船緩緩駛入日本橫濱港。
對于船上的梁啟超一家來說，這不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腳踏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
剛到日本的日子，是倉皇且狼狽的。
雖然有日本友人的照拂，但畢竟是流亡異國，語言不通、風俗迥異，加上清政府的特務還在暗處窺視，一家人的神經時刻緊繃著。
這種巨大的環境落差，首先擊垮的是發妻李惠仙。
李惠仙是典型的舊式官宦小姐，她不僅聽不懂那個國家的語言，更不習慣那里的飲食和居住方式。
在這個家最混亂、最需要人手的時候，原本最不起眼的丫鬟王桂荃，卻爆發出了驚人的生命力。
此時的王桂荃剛剛12歲，正是長身體、學東西最快的時候。她沒有李惠仙那么多愁善感，貧苦出身讓她擁有像野草一樣頑強的適應能力。
為了伺候好這一家老小，這個目不識丁的四川姑娘，硬是逼著自己去學日語。
她沒有老師，也沒有課本。
每天清晨，她挎著籃子出門買菜，見到什么就問日本人叫什么，人家說一遍她記不住，就厚著臉皮讓人家說十遍。
她也不怕出丑，連比劃帶猜，竟然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學會了一口流利的“生活日語”。
語言通了，路就通了。
很快，梁家上上下下的對外事務，全都落到了王桂荃一個人的肩上。
李惠仙因為語言不通且身體不好，幾乎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而梁啟超正忙著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每天伏案疾書，根本無暇顧及家里的柴米油鹽。
于是，那個瘦小的身影，成了梁家與外界溝通的唯一橋梁。
除了對外聯絡，對內的管家大權，也自然而然地轉移到了王桂荃手里。
流亡的生活雖然名聲在外，但經濟上其實并不寬裕。
梁啟超是個文人，對金錢沒有什么概念，有時候稿費剛到手，朋友一借或者腦子一熱搞個活動，錢就沒了。
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王桂荃必須精打細算。
在那些艱難的歲月里，梁啟超書房的燈光常常亮到深夜。而在隔壁的房間里，王桂荃也在油燈下縫補衣物，或者核對家庭的賬目。
這種并肩作戰的經歷，讓梁啟超對這個曾經被視作“贈品”的丫鬟，產生了一種全新的看法。
他發現王桂荃不僅聰明、勤快，而且極有悟性。更重要的是，她懂分寸，知進退。
漸漸地，梁啟超開始信任她，依賴她。
有時候寫文章累了，他會隨口跟王桂荃聊幾句時局，王桂荃雖然說不出大道理，但她那種樸素的是非觀，往往能讓梁啟超感到放松和踏實。
然而，盡管她在能力上已經無可挑剔，但她的身份依然是卑微的。在所有人的眼里，她做得再好，也只是一個“好丫鬟”。
1901年，對于梁家來說是一個悲喜交加的年份。
這一年，李惠仙在日本生下了一個男孩。這個孩子，就是后來享譽世界的建筑學宗師梁思成。
梁思成的出生，讓梁啟超欣喜若狂。
梁家之前曾有過一個兒子，但不幸夭折了，梁思成的降生意味著梁家的香火終于有了延續。
但是，喜悅之后，是深深的憂慮。
梁思成是個早產兒，生下來就極度瘦弱，甚至連哭聲都微弱得像貓叫。醫生斷言，這個孩子先天不足，很難養大。
與此同時，李惠仙的身體也因為這次生產徹底垮了。
她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這在當時幾乎是絕癥。
看著搖籃里氣息奄奄的兒子，再看看病榻上日漸消瘦的自己，李惠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她是傳統女性，在她看來，沒有什么比“斷了香火”更可怕的事情。
這種“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沉重壓力，像一塊巨石壓在李惠仙的心頭，讓她夜不能寐。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她的目光，再一次落在了正在院子里忙碌的王桂荃身上。
此時的王桂荃已經15歲了。
幾年的日本生活，讓她脫去了剛來時的稚氣，出落得亭亭玉立。
一個極其大膽、甚至在當時看來有些“荒唐”的念頭，開始在李惠仙的腦海中盤旋。
既然自己身體不行，既然需要有人為梁家開枝散葉，那么，為什么不讓王桂荃來承擔這個責任呢？
03
時間來到1903年,梁家的內宅陰云密布。
危機的根源在于兩點：一是長子梁思成的身體，二是發妻李惠仙的病。
兩歲的梁思成太弱了。作為一個早產兒，在那個醫療條件有限的年代，一場稍微嚴重的感冒可能就會奪走幼童的性命。
李惠仙每天守在兒子的搖籃邊，看著孩子瘦弱的胸膛起伏，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而李惠仙自己，情況更糟。
肺結核在那時幾乎等同于慢性絕癥，醫生的話很委婉但也很殘酷：夫人這身體，怕是很難再經受生育的折磨了。
“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這句話像緊箍咒一樣勒在李惠仙的頭上。
焦慮把她逼到了墻角，她必須想辦法。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李惠仙把剛忙完公事回房的梁啟超叫到了床前。
即使是在病中，李惠仙依然保持著大家閨秀的端莊。她屏退了下人，開門見山地拋出了那個讓梁啟超驚掉下巴的提議：
“老爺，我想讓你把桂荃收了，做個側室。”
梁啟超剛端起茶杯，手一抖，滾燙的茶水濺了一身。他瞪大了眼睛，仿佛聽到了什么天方夜譚
“你說什么？納妾？還是桂荃？”
“是。”
李惠仙語氣平靜，顯然經過了深思熟慮。
“胡鬧！”
梁啟超猛地站起來，在狹小的房間里來回踱步，臉色漲紅
“惠仙，你糊涂了嗎？你知道我在外面倡導什么嗎？”
梁啟超的憤怒是有原因的。
早在戊戌變法時期，為了推動社會風氣的改良，他與譚嗣同等人聯合創辦了一個組織，名字響當當
“一夫一妻世界會”。
他是這個協會的發起人，也是最激進的鼓吹者。
他在報紙上發表了無數文章，痛斥中國幾千年的納妾制度是“萬惡之源”，是把女性當玩物，是野蠻不開化的表現。
他是全中國反對納妾的旗手，是無數進步青年心中的道德楷模。
現在，發妻竟然讓他帶頭納妾？還是納自家的丫鬟？這事要是傳出去，他梁啟超的臉往哪擱？
“我梁某人一生光明磊落，絕不能做這種自打耳光的事！”
梁啟超態度堅決，一口回絕。
李惠仙撐著病體坐起來，眼淚開始在眼眶里打轉，她沒談大道理，只談現實：
“老爺，你的名聲重要，可梁家的香火就不重要了嗎？思成那孩子你也看到了，三天兩頭病，萬一……我是說萬一這孩子立不住，我又這副身子骨，梁家絕了后，你百年之后怎么去見地下的公公婆婆？”
這一句話，正中梁啟超的軟肋。
梁啟超是個大孝子，父親梁寶瑛還在世時就一直盼著抱孫子。
“不行！”
梁啟超依然搖頭，但語氣已經沒有剛才那么強硬了
“這違背了我的良心，也對不起桂荃。她還那么年輕，以后許個人家正經嫁了不好嗎？”
“嫁給誰能比跟著你強？”
李惠仙反問
“她是個賣過四次的苦命丫頭，就算嫁出去，也就是配個販夫走卒，搞不好還要挨打受氣。跟著你，雖然沒名分，但至少衣食無憂，還能給梁家生兒育女，這是抬舉她。”
這就是那個年代的邏輯。在李惠仙看來，讓丫鬟給老爺生孩子，是對丫鬟的一種“恩賜”。
那幾天，梁家陷入了一種詭異的沉默。
梁啟超躲在書房里不出來，他在進行激烈的思想斗爭。
最終，現實還是壓倒了理想。
看著病榻上日漸憔悴的妻子，看著搖籃里氣息微弱的兒子，梁啟超心里的防線崩塌了。他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個凡人，不是圣人。他賭不起梁家絕后的風險。
但他還是過不去心里那道坎。
他對李惠仙說
“這事兒……得桂荃自己愿意。要是她不愿意，誰也不能強求。”
李惠仙笑了，那是凄涼又篤定的笑。她知道，這事兒成了。
在一個寒風呼嘯的夜晚，李惠仙把正在廚房洗碗的王桂荃叫到了房里。沒有拐彎抹角，主母直接把“圓房”的意思說了出來。
王桂荃整個人都懵了。
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臉漲得通紅，她下意識地想要拒絕，想要逃跑。
但李惠仙拉住了她的手，流著淚說起了梁家的難處，說起了自己的病，說起了“只有你能救梁家”。
面對對自己有救命之恩、平日里待自己不薄的主母的跪求，那個只有17歲的善良姑娘，根本沒有拒絕的余地。
她點了點頭，眼淚吧嗒吧嗒地掉在手背上。
她知道，這一點頭，她就再也不是那個清清白白的姑娘了，也不是那個單純快樂的管家了。
1903年的這個寒夜，注定難眠。
李惠仙安排好了一切，把王桂荃推進了梁啟超的書房。
04
1903年的那個夜晚，對于橫濱的梁寓來說，靜得可怕。沒有紅燭，沒有喜字，更沒有吹吹打打的儀式。
在那扇緊閉的書房門里發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場必須被立刻遺忘的秘密交易。
第二天清晨，太陽照常升起。
王桂荃像往常一樣，天不亮就起床，生火、燒水、做飯。
她見到李惠仙時，依然恭敬地叫“夫人”；見到梁啟超走出房門，依然低著頭叫“老爺”。
一切仿佛都沒有發生過。她依然是那個在這個家里干活最多、地位最低的丫鬟。
唯一的不同，是幾個月后，王桂荃的腰身開始變得粗壯，原本合身的粗布衣裳漸漸扣不上了。
她懷孕了。
這個消息讓李惠仙長松了一口氣，梁家的雙保險終于生效了。
但對于梁啟超來說，隨著王桂荃肚子一天天變大，他的焦慮感卻與日俱增。
此時的梁啟超，正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
他在《新民叢報》上筆耕不輟，痛斥舊道德，呼吁新民風。他的名字，就代表著“文明”與“進步”。
如果讓外界知道，這位天天在報紙上喊著“一夫一妻”的維新領袖，竟然在流亡期間搞大了自家丫鬟的肚子，那后果不堪設想。
政敵們正愁抓不到他的把柄，這簡直就是遞過去的一把刀。
梁啟超開始變得神經質。
他嚴令家里所有知情的人必須要守口如瓶。
在這個家里，關于王桂荃懷孕的事，成了一個公開的啞謎。大家看著她的肚子，卻誰也不敢提那個“孕”字。
1904年的秋天，一聲響亮的啼哭打破了梁寓的壓抑。
王桂荃很爭氣，第一胎就生了個大胖小子。這個孩子健康、結實，哭聲震天響，完全不像哥哥梁思成那樣孱弱。
梁啟超抱著這個新生的嬰兒，看著那紅撲撲的小臉蛋，心里那股為人父的狂喜終究是壓不住的。
他給孩子取名梁思忠，希望他將來忠于國家。
那一刻，梁家沉浸在久違的喜悅中。
看著丈夫抱著孩子愛不釋手的樣子，剛剛生產完、身體還很虛弱的王桂荃，心里升起了一絲卑微的希望。
她不奢求什么八抬大轎，也不奢求什么平妻的地位。
她想，既然給梁家立了這么大的功，生了這么好的兒子，老爺總該給自己一個說法吧？
哪怕只是納個妾，她也就心滿意足了。
李惠仙也覺得，這時候該給桂荃一個名分了，畢竟孩子都生了，總不能讓孩子沒娘。
然而，就在孩子滿月的那天，梁啟超做出了一個決定。
他把王桂荃叫到了書房。
這一次，書房里的氣氛比那晚圓房時還要凝重。
王桂荃站在那里，心里七上八下，手心全是汗。
終于，梁啟超轉過身來。
他沒有看王桂荃的眼睛，而是盯著她腳下的地面，語氣生硬且決絕地說了一番話。
王桂荃聽懂了，但她不敢相信。
她顫抖著嘴唇，想問一句為什么，但看到梁啟超那張寫滿“大義凜然”的臉，她把話咽了回去。
緊接著，梁啟超立下了一條“死規矩”。
這條規矩，像一道無形的枷鎖，瞬間鎖死了王桂荃的后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