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在中國犯下的天大罪惡

1929年，他在和平飯店頂層喝紅酒，腳下踩著的，是幾百萬中國人的骨頭渣子

1929年，上海灘，外灘那個綠頂的“第一高樓”——也就是現在的和平飯店，終于蓋好了。

它的主人維克多·沙遜站在頂樓最奢華的套房里，手里晃著年份極好的紅酒，眼神估計跟看螞蟻一樣，冷冷地看著樓下那些拉著黃包車狂奔的車夫，還有江面上穿梭的萬國商船。

可要是把時間倒回去，就在那個瞬間，你聞到的絕對不是什么酒香，而是一股刺鼻的燒焦味。

那是啥味道？

那是幾百萬中國人躺在煙館的榻上，把家底、尊嚴連帶著國運一塊兒燒成灰的味道。

這哪里是建樓，分明是用中國人的骨頭在打地基。

很多人都知道猶太人腦子活、會做生意，甚至把他們捧成“商業神話”，但在近代中國那段屈辱史上，這個神話的背面，寫的全是“掠奪”倆字。

這根本不是什么勵志的商業成功學，這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資本絞殺。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咱們得把目光死死鎖住“沙遜家族”這個龐然大物。

別被現在和平飯店里的爵士樂給忽悠了，沙遜家族起家的老底子，臟得讓人想吐。

早在19世紀中期，老沙遜（大衛·沙遜）就把全家搬到了孟買，這老頭嗅覺太靈了，一眼就看中了英國炮艦轟開中國大門后的血腥商機——鴉片。

當時的清政府已經爛透了，老百姓活得沒盼頭，鴉片就成了最好的麻醉劑。

沙遜家族干的事兒，說白了就是當英國大毒梟的“總代理”。

我剛才特意去查了一下數據，嚇了一跳。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沙遜洋行一度控制了印度對華鴉片貿易的70%。

這是什么概念？

當時中國市面上每十個躺在那兒吞云吐霧的大煙鬼，就有七個是被沙遜家族的貨給廢掉的。

他們不僅賣毒，還搞全產業鏈，從印度的種植園到上海的煙館，一條龍服務，比現在的物流公司都專業。

當白花花的銀子像流水一樣流進沙遜的腰包時，留下的是一個個家破人亡的中國家庭，是面黃肌瘦的“東亞病夫”形象。

這不是做生意，這是拿著吸管直接插在中國的動脈上抽血。

如果說沙遜家族是在“肉體上”摧毀中國人，那后來崛起的哈同，則是在“生存空間”上把上海人逼到了墻角。

哈同這人，經歷特別“勵志”，剛到上海時窮得叮當響，是個給沙遜洋行看大門的，但這人那是真狠，比他主子還狠。

他看準了清末民初局勢動蕩，老百姓為了避難，哪怕傾家蕩產也要往租界里擠。

這不就是現在的“學區房”邏輯嗎？

但他玩得更絕。

于是，他開始瘋狂囤地。

你以為他是靠眼光？

不，他是靠手段。

他跟租界當局那幫人勾肩搭背，利用特權壓低地價，甚至強行征收。

更絕的是他的“高利貸”生意，專門借錢給那些急需周轉的中國小商販，利息高得嚇人。

一旦你還不上，好，連人帶鋪子給我滾蛋。

著名的南京路，當年半條街都是他的產業，那下面埋著的，全是無數破產者的血淚。

當時的上海灘流傳一句話：哈同花園里的花開得那么艷，那都是用窮人的血紅細胞澆出來的。

這種通過壟斷土地和金融資本進行的剝削，比直接搶劫還要隱蔽，也還要殘酷。

這股“猶太資本風暴”不僅席卷了南方的上海，北方的黑土地也沒能幸免。

咱們把鏡頭切到哈爾濱，20世紀初的中東鐵路沿線。

那時候來了個叫斯卡洛夫斯基的家族，他們看中的是東北的“綠色金庫”——森林。

這幫人跟當時的沙俄勢力穿一條褲子，拿著開采權，像剃頭一樣把東北的原始森林一片片推平。

木材這東西，砍下來就是錢，運到國際市場上就是暴利。

還有那幫做皮毛生意的商人，他們利用信息不對稱，把獵戶手里珍貴的紫貂皮、狐貍皮用白菜價收走，轉手賣出天價。

這不僅僅是經濟掠奪，這是在透支中國東北的生態底子。

每一根運往歐洲的紅松木頭里，都浸透著被透支的黑土地底氣。

說到日本人，這就觸及到了這段歷史里最讓人寒心的一幕。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

在那個民族存亡的關頭，哈爾濱的一部分猶太商人做出了讓中國人痛心的選擇——他們跟日本人合作了。

這就是歷史的復雜性，也是人性的陰暗面。

為了保住自己的巨額財富，為了維持那奢華的生活，他們選擇向侵略者低頭，甚至主動幫日本人收購糧食、礦產，把這些戰略物資運往日本，變成打向中國人的子彈。

雖然我們知道，二戰期間猶太人也是受害者，但在中國的這塊土地上，那些在這個特定時期選擇“與狼共舞”的資本家，他們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就是助紂為虐。

這種行為，哪怕用“在商言商”來洗地，也是洗不干凈的。

在資本的賬本里，沒有國仇家恨，只有利潤率和資產負債表。

我們現在回頭看這段歷史，心情挺復雜的。

一方面，我們承認猶太民族在二戰中遭了大罪，上海也曾是兩萬多猶太難民的諾亞方舟，那是中國人善良和包容的見證，這段情誼咱們沒忘。

但另一方面，我們絕對不能因為后來的同情，就抹殺掉近代史上那批猶太財閥對中國造成的傷害。

沙遜的鴉片、哈同的高利貸、斯卡洛夫斯基的濫砍濫伐，這些不是孤立的個案，它們串聯起來，就是一張西方列強利用金融和貿易手段，對半殖民地中國進行深度掠奪的大網。

這些猶太商人，利用了他們的跨國網絡、金融天賦，充當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急先鋒。

他們賺走的每一塊銀元，都加速了舊中國的崩潰。

這種“罪惡”，不是因為他們的血統，而是因為資本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徹底失去了道德的底線。

如今，上海外灘的那座綠色金字塔頂依然在陽光下閃耀，哈爾濱的中央大街也依然充滿了異域風情。

但當我們作為后來者走過這些地方時，不應該只看到建筑的宏偉，更要看到這繁華背后的代價。

看懂了這些猶太財閥在中國的發家史，你也就看懂了那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為什么非要進行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把被顛倒的乾坤，重新扭轉過來。

那個時代的風早就停了，但如果你把耳朵貼在和平飯店的大理石柱子上仔細聽，也許還能聽到百年前那沉重的喘息聲。

參考資料：

汪之成，《上海猶太人社會生活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

唐培吉，《上海猶太人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

潘光，《猶太人在中國》，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

張全，《哈爾濱猶太人社會活動史料》，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