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懷明：不可無視的另一種聲音——索隱式紅學研究芻議

具有現代學術色彩的紅學研究一般是從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算起的，至今已有一個多世紀了。因文學觀念、關注點及研究方法的不同，人們通常將紅學研究分為考證派、索隱派和小說批評派三派[1]。

苗懷明整理《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

起初各派相安無事，到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與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進行論證，研究格局發生改變，從此考證派紅學為學界普遍接受，居于主流地位。

有意思的是，索隱派紅學雖然在學界被邊緣化，但因其娛樂性和開放性，在社會上一直比較受歡迎，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這類研究方法何以生命力如此頑強，其形成機制如何，從《紅樓夢》面世以來又是如何發展演進的，為何學者如蔡元培、潘重規等會選擇這種研究方式，這些都是需要深究的問題。長期以來，學界對索隱派通常是嗤之以鼻，不愿意深入探究。

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文章發表了一些，但仍有可以探討的空間。筆者不再面面俱到，僅就其中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

如果放在中國小說乃至中國文學發展演進的大背景下進行觀照，紅學索隱派的形成并非偶然，它代表著紅學研究的另一條發展道路，是中國古代小說批評在新的時代文化語境中結出的一枚另類果實。

這種研究方法不僅紅學研究中存在，在《金瓶梅》、《儒林外史》、《孽海花》等作品的研究中同樣存在。對這一重要文學現象可以探討，可以批評，但不能無視。

客觀地說，這種索隱解讀方式的產生有其悠久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它與中國古代小說獨特的產生發展軌跡及人們較為紛雜的小說觀念有著內在的關聯。

對索隱式研究的學術文化背景，有的研究者從古人注經及本事詩探尋等方面進行溯源，提出了一些具有啟發性的見解。但它只能提供一種基本的大文化背景，還無法準確回答這種索隱式研究如何進入到小說研究中，其間的具體轉化過程如何。畢竟中國小說有著自己獨特的發展脈絡，要理清這一現象，還必須結合中國小說產生發展的軌跡進行。

《風起紅樓》增訂本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小說與西方小說不同，受早熟的史傳文學影響極深，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這種影響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從小說觀念到評價標準，從敘事方法到行文布局，無不深深打著史傳文學的烙印，以至于有的研究者干脆指認史傳文學為中國小說的源頭。即便是在小說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成熟之后仍是如此。

小說創作以史傳為最高標準，能否補正史之余往往成為作者追求的至高目標，無論是作者、評點者還是讀者，都將小說是否真實是否具有史料價值作為判斷其價值的一個基本依據。這在文言小說的創作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白話通俗小說雖然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根本無法達到補正史的要求，但作者及評論者仍將其作為目標及評價標準。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也很容易看到，為節省篇幅，就不再一一引證。

這種求真重史的文學觀念對小說創作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中國古代小說尤其是白話通俗小說盡管想象虛構的成分很多，但不少仍有所本，有一個真實的故事核。

《中國小說理論史》

《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隋唐演義》這樣的歷史演義小說自不必說，就連神魔小說如《西游記》、《封神演義》等都是由一件真實的歷史史實生發推演而來。后來的《儒林外史》、《孽海花》等作品更是將真人真事糅合進小說作品。

研究方法從來都是順應創作方法而來，上述創作方式為讀者辨析真假、探尋本事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古代小說批評中，有不少是對小說與史實的異同進行辨析。真假問題也因此成為讀者、批評者關心的一個核心問題，對小說本事的探尋成為一種很常見的解讀方式。

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比如將《三國演義》與《三國志》進行對比，以見小說與史實之間的差異。

可以說，小說作者與讀者之間形成了一種默契和共謀，作者故意寫得虛虛實實，真假難辨，對讀者來說，索隱式研究正符合其閱讀期待視野，同時滿足了其探求謎底的好奇心，因而容易受到關注，這是索隱式研究得以存在并廣為流傳的文化心理基礎。

前文已經說過，索隱式研究并非紅學研究的專利，它在小說研究中十分常見，比如對《鶯鶯傳》、《金瓶梅》、《儒林外史》、《孽海花》等作品的本事，明清以來不斷有人探討，迄今不絕。只是由于《紅樓夢》影響太大，紅學研究過于顯赫，索隱式才顯得十分發達，引人注目。

同時也不可否認，《紅樓夢》作品自身的一些特點也為這些索隱式閱讀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間，使其發展到極致，形成了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一個頗為奇特的文化現象。

首先，《紅樓夢》以其對人物事件極為生動細致的描摹刻畫使小說達到了一種高度的真實。

這種真實使一部分讀者混淆了作品與現實、虛構與寫實的界限，將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等同于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人物。這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新批校注紅樓夢》

其次，作者自己在真假問題上含糊其辭的暗示也給了讀者以很大的想象空間，脂硯齋類似于揭秘式的批點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比如作者在全書一開頭就說：“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雖我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耐人尋味且頗有誘惑力的暗示，到底作者隱去了哪些真事，以何種方法隱去，這對讀者來說實在是太有誘惑了。

在此情況下，不難理解會有不少人費心勞力來揭示其中的本事，樂此不疲。且不說還有脂硯齋等人在評點中以當事人、知情人者的身份不時進行引導和提示。在作者，這是一種創作手法，但對讀者來說，卻是尋找作品背后隱藏的真相。顯然，索隱式研究有其淵源近因，并非空穴來風。

大體說來，索隱派紅學盡管表述方式不同，觀點各異，但其相通之處也是很明顯的，這主要表現為如下兩個方面：

《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修訂版

一是在觀念層面，索隱式研究者將《紅樓夢》當作一部歷史著作來解讀，認為在作品文字講述的表層故事背后另外隱藏著一系列歷史事件，小說中的人物、事件與歷史上真實的人物、事件有著一一對應的關系，至于究竟是何種事件，有著怎樣具體的對應關系，各家的說法并不一致，這需要一套特殊的解碼手段來破解。

這類研究者的關注點只是在揭示作品隱藏的本事，對作品的審美藝術及文化特性等方面并不關心，充其量也只是認為作者設置迷局的手段高超而已。

故此，書中在一般人看來屬于藝術技巧的東西，往往被他們視為一種有意的密碼編排，甚至在一般讀者看來沒有多少深意的東西，他們也會覺得里面隱含著對揭示謎底有著特別意義的密碼。對他們來說，《紅樓夢》就是一部經過編碼的歷史著作。

二是在研究方法層面，索隱式研究者認為，在《紅樓夢》作品文字背后隱藏著一套獨特的密碼系統。

在破解這套密碼時，他們往往會充分利用漢語字詞音、形、義的特點，按照個人預設的本事方向，在音、形、義提供的各種可能性之間進行篩選，建立一種定向的聯系。然后，再利用類比聯想法，將歷史典籍的記載與作品中的人物情節進行人為嫁接。

也正是為此，這些研究者對一些詞語、人名、器物等的理解常常與一般讀者通常的理解不同，這種破解密碼需要不斷借用拆字、諧音、類比聯想等方法，否則便無法得出想要的結論。

他們也經常引經據典，舉出一堆例證，看似旁征博引，但實質上都是建立在類比聯想的基礎上，就證明的邏輯和效力來看，這樣的例證舉一個和舉一萬個沒什么區別。

《半磚園齋論紅學索隱派》

故此，在一般人看來，這種建立在拆字、諧音和類比聯想基礎上的結論就顯得牽強、可笑。如果要認同他們所說的結論，就必須他們奇特的思路和方法，否則根據一般人的理解和推理判斷，是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的。

就思想觀念而言，這種索隱式研究將小說等同于歷史，排斥了小說本身所特有的文學性和虛構性，有違文學創作的實際和規律。

即使其觀點最后成立，也只能證明作品隱藏了一些歷史真事而已，并不能由此增加作品自身的藝術價值。

況且這種費勁氣力挖所掘出的史實往往都是一些歷史常識，也不能憑此增加作品的史料價值。

退一萬步來說，索隱式研究即便成功了，也只能證明作品的失敗，因為作者花費多年心血所做的，不過是設立一個文字謎局，而且是一個只有極少數人以奇特思路才能破解的笨拙謎局，因為幾百年來大多數讀者都看不出。

《紅樓夢研究史論集》

這樣的文字謎局是沒有什么意義的，成功的文學作品之所以千百年來廣為傳誦，為人們所喜愛，靠的不是這個。事實上，作者如果既要逃避文字獄又要說出一些歷史真相的話，他還有別的更為有效的方式可以選擇，這種以長篇小說方式隱藏歷史史實的做法是極為笨拙的，實為下下策。

因此，從這種角度來看，索隱式研究不僅所依據的文學觀念有問題，思路也是行不通的，實質上就是一種文字游戲，無助于對作品的欣賞和深入理解。

不可否認，在小說構思、創作過程中，作者會利用一些生活原型，其中有些人物、事件可能是真實的，如《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說即是如此。

但這種采用原型的創作并不是像索隱派所理解的那樣，在文字內容之外再以編碼的方式隱藏另一套史實，而是將其融入整體的構思安排中，進行虛構和加工。

因此，對小說原型的探尋對了解作家的創作過程及作品意蘊會有一定的幫助，它與索隱式研究從表面上看起來很相似，但兩者有著根本的不同，目的不同，思路不同，最后的結果自然也不會相同。

就研究方法而言，這種索隱式研究屬于主題先行式，即往往是腦海里先形成了某種觀念、某種想法后，再通過諧音、拆字、類比聯想等方法來進行圖解，予以落實。

畢竟《紅樓夢》是一部大書，在書中上千上萬詞匯的音、形、義之間建立某種聯系，有著無限可能性。生活在古代的人們，在生活、思想、興趣等方面也呈現出很多相似性。索隱式研究者通過上述方法總能建立自己所期待的那種聯系。

臺灣聯經版《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照我個人的推測，‘索隱派’諸人，自清末以迄今日，都是先有明、清之際一段遺民的血淚史亙于胸中，然后才在《紅樓夢》中看出種種反滿的跡象。”[2]可謂大膽假設、小心比附。

總的來看，考證式研究者有時也采用諧音、拆字這類方法，但態度是比較謹慎的，且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

相比之下，索隱式研究將其作為一種主要的研究方法普遍使用，這與他們對《紅樓夢》主旨的理解有關，他們認為《紅樓夢》是一部隱含著反清復明思想的歷史或政治小說，但通過作品字面的理解是無法得到這一結論的，于是不得不運用拆字、諧音的方法、利用漢字音、形、義的隨意搭接來曲折地達到這一目標。

但問題在于，《紅樓夢》一書將近百萬言，哪些字可拆，哪些字不可拆，哪些字為諧音，哪些字不諧音，音、形、義之間哪些可以搭接，哪些不可以搭接，選擇的依據何在，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具有公信力、可資依據的研究范式，否則很容易變成隨意的搭接和聯想，缺少邏輯和學理。

《紅學通史》

令人遺憾的是，直到目前為止，研究者并沒有從方法論的角度建立一個這樣有效的研究范式，于是不少人往往選擇那些能得出自己預想結論的字進行拆解、諧音。

《紅樓夢》一書所使用的文字很多，如果隨意搭接、聯想，研究者可以運用這種方法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任何結論，別說索隱式研究者目前已在曹雪芹之外提出一百多個作者候選人，他們就是想找到一萬個都不成問題。

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索隱式研究者盡管對作品解讀下了很大工夫，有一些可以稱得上是引經據典，旁征博引，但他們得出的結論往往大相徑庭，可以說每個人一個結論，沒有共識。

按說作者即便思想、行為再奇特，如果他精神正常的話，在命題立意、行文布局、詞匯語句等方面總會與一般人保持著一定的共性，有一些共識性的東西。如果大家所閱讀的文本基本相同，所接觸的材料也差不多，所得出的結論也應該大體相同，因為理解的不同可能會出現一些差別，這是正常的，但這種差別應該在一定的限度內。

如果到了千差萬別、面目迥異的程度，就只能說明這種研究是有問題的。而索隱式研究的情況恰恰正是如此，不同的研究者所索隱出的本事差別實在太大，相互之間可用風馬牛不相及一語來形容，它與通常所進行的學術研究在思路上正好相反。

《紅樓夢研究資料分類索引》

二

需要說明的是，索隱式研究同其他類型的研究一樣，有一個不斷發展演進的過程，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受特定時代學術文化思潮的影響，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和特點。總的來看，其發展演進歷程可以大致上分成如下幾個階段：

1、從乾隆年間《紅樓夢》產生到二十世紀初為索隱式研究的萌芽期。

自《紅樓夢》面世之日起，其真假問題就受到關注，不斷有人對書中隱藏的本事進行推測，各種說法之間差別甚大，比如周春認為是“序金陵張侯家事也”[3]，有人則認為是寫明珠家事[4]，也有人認為是寫和紳家事的[5]，還有人認為是寫“國朝第一大事”[6]，等等，不一而足。

從表述方式來看，這些有關《紅樓夢》隱藏本事的推測多見于各類筆記野史，或得自道聽途說，或出自主觀臆斷，大多語焉不詳，缺少證據和論證，僅具茶余飯后的談資性質，還稱不上研究。

之所以產生這些推測，與作者的不確定有關。《紅樓夢》開卷的特殊寫法，加上作者資料的缺乏，使作者問題從一開始就變得有些撲朔迷離。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

程本刊行流傳之后，脂本不易看到，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讀者難免對作者有各種推測，認定的作者不同，作品隱藏本事的差異自然也就很大。

2、從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為索隱式研究的形成期。

這一時期是索隱派紅學正式發展成型的時期，經蔡元培等人的倡導和建構，這類研究從以前只言片語式的簡單猜測向較為系統完整的表述發展，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研究理論和方法，出現了像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王夢阮、沈瓶庵《紅樓夢索隱》這樣的代表著作，在社會上產生較為廣泛的影響。

從此，索隱派成為紅學研究中一支十分活躍的力量，歷經打擊而不衰，表現出十分頑強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是如此。這無疑是二十世紀紅學史上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現象。

其中最有代表性、影響最大的論著是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

《石頭記索隱》受到陳康琪《郎潛紀聞》一書的啟發并加以發揮，將《紅樓夢》視作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說”，認為“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于小說作者“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幕”，因而需要“闡證本事”。

總的來看，蔡氏所闡證的本事并沒有多大新意，不過是作品人物某某影射歷史人物某某之類，如賈寶玉影射雍礽、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寶釵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健庵、王熙鳳影射余國柱等。

蔡元培的寫作態度還是相當嚴肅認真的，“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7]，“于所不知則闕之”，并總結出一套“三法推求”法，即品行相類法、軼事有征法和姓名相關法。但細究起來，其基本方法無非是比附、諧音或拆字，不過是比附猜謎。

比如他認為探春影射徐健庵，其證據是“健庵名乾學，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進士第三名及第，通稱探花，故名探春。健庵之弟元文入閣，而健庵則否，故謂之庶出”。《紅樓夢》第二十七回，探春囑托賈寶玉買些“樸而不俗、直而不拙的”輕巧玩意兒之事則是影射徐健庵“嘗請崇節儉、辨等威，因申衣服之禁，使上下有章”之事。

《蔡元培論紅樓夢》，苗懷明整理，商務印書館2025年8月版。

其基本前提是錯誤的，他想把“一切怡紅快綠之文，春恨秋悲之跡，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話錄、舊聞記讀”，無視作品想象虛構的文學特性，加之方法不當，多為牽強附會，這樣得出來的結論也就顯得頗為荒唐，是靠不住的。

在當時比較有影響的索隱之作還有王夢阮、沈瓶庵二人合寫的《紅樓夢索隱》。

該書篇幅較大，長達數十萬字。作者認為《紅樓夢》“大抵為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為時忌諱，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變例出之”，這是他們立論的基本前提，與蔡元培基本相同。因此，他們要“苦心穿插，逐卷證明”[8]、“以注經之法注《紅樓》”[9]，將《紅樓夢》變為“有價值之歷史專書”。

他們所發掘的真事就是傳說中順治、董小宛的愛情故事，“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顎妃而作”，“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一書所由作也”。

《石頭記索隱》，商務印書館1917年初版。

具體說來，就是賈寶玉影射順治皇帝，林黛玉影射董小宛。至于該書所采用的索隱式研究法，與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一書也是大同小異，甚至更為復雜，為自圓其說，更時發明了化身、分寫、合寫之說，這一方法為后來的索隱派廣泛采用。

該書多為撲風捉影之談、隨意捏合之言，少合情合理、自然切實之論，與其他索隱派相比，不過是索隱所得的具體結論不同而已。

不過該書當時很有市場，在很短的時間里就重印了十三次，一時成為暢銷書。后來著名歷史學家孟森曾撰《董小宛考》一文，明確指出：“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為二十八歲，巢民為四十一歲，而清太祖則猶十四歲之童年。蓋小宛之年長以倍，謂有入宮邀寵之理乎？”[10]

該文征引大量文獻資料，以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證明順治、董小宛之間的所謂浪漫愛情故事純屬虛構，并非信史。此后，順治、董小宛愛情故事說才逐漸偃旗息鼓。

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上海民權出版社1919年版）也是當時一部較有影響的索隱派著作。該書篇幅更大，約27萬字。在《石頭記索隱》、《紅樓夢索隱》的基礎上繼續發揮，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寫種族斗爭的小說，是一部“明清興亡史”。對作者問題也提出新的看法，認為前八十回的作者是吳梅村，后四十回的作者為朱竹垞。與前面二書相比，該書涉及范圍更廣，也更為細致。當然，其牽強附會處也更明顯。

僅就社會影響而言，這一時期以索隱式研究最受關注，儼然成為紅學研究的主流。

3、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1949年為索隱式研究的式微期。

在這一時期，以胡適為代表的考證派紅學逐漸形成，對索隱派給予重創，其標志性事件是1921年胡適、蔡元培之間的那場論戰。

《胡適論紅樓夢》，宋廣波編校，商務印書館2021年1月版。

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胡適將蔡元培歸入“附會的‘紅學’”中的一派，認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他這部書到底還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是在猜“笨謎”[11]。

對紅學曾下過一番功夫的蔡元培自然不服氣，撰文進行反駁。他一方面表明自己態度的審慎和使用方法的可靠，“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12]，“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另一方面也對胡適的批評進行反駁。針對胡適的“笨謎”之說，他認為這“正是中國文人習慣”，并以《品花寶鑒》、《兒女英雄傳》、《儒林外史》等小說為例。

在此基礎上，他對胡適的考證進行批駁，一是“《石頭記》自言著作者有石頭、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諸人，而胡先生所考證者惟有曹雪芹；《石頭記》中有許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證者惟有南巡一事”，二是針對胡適的《紅樓夢》自傳說，認為“書中既云真事隱去，并非僅隱去真姓名，則不得以數中所敘之事為真”，并列舉一些曹家與小說中賈家不符的例子。

《紅學史上的第一次學術碰撞——蔡胡論爭考論》，卜喜逢著，齊魯書社2024年6月版。

對蔡元培的反駁，胡適很快做出回應，他承認“有幾種小說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13]，如《孽海花》、《儒林外史》，但同時又指出，蔡元培的方法是“很有限的”，“大多數的小說是決不可適用這個方法的”，隨后引用了顧頡剛所說的兩個索隱派前后矛盾及不合情理的理由。

他再次強調了作者生平考證的重要性，指出它是情節考證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并再次呼吁“要推倒‘附會的紅學’，我們必須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來《紅樓夢》一書所以容易被人穿鑿附會，正因為向來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個大問題。”

胡適的兩個學生顧頡剛和俞平伯也參加了這場辯論，顧頡剛在給胡適的書信中提供了兩個批評索隱派的理由，并對蔡元培走上索隱之路的根源給予分析，認為“是從漢以來的經學家給與他的”。俞平伯則直接撰文，與蔡元培進行論辨。

在這場紅學交鋒中，胡適一派占了上風。這場態度友善平和的學術辯論標志著新紅學的最后形成[14]。從此新紅學取代索隱派，為學界廣泛接受，成為紅學研究的主流，這種研究格局一直持續到今天。

其后，雖然不時有索隱式研究著作出現，如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景梅九的《紅樓夢真諦》等，但與此前的同類著作相比，只是具體觀點有所不同，在研究方法上并沒有新的發展和推進，而且其影響已遠不能同當年蔡元培等人的著作相比。

4、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為索隱式研究的轉型期。

1949年之后，國內形勢發生很大變化，形成了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兩岸四地的政治文化格局，學術研究也因此發生很大改變。

《紅樓血淚史》

這一時期大陸地區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多從意識形態角度解讀作品，索隱式研究基本上銷聲匿跡，但是在港臺及海外，索隱派則重新崛起，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代表論著有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杜世杰的《紅樓夢原理》、李知其的《紅樓夢謎》、趙同的《紅樓猜夢》等。

其中最有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是潘重規的索隱式研究。與此前蔡元培等人的索隱式紅學研究相比，潘重規的觀點與他們大體相同，但論證的思路和方法則有新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他追溯中國文學特別是清初遺民隱語式表達的傳統，為其拆字、諧音等方法尋找學理依據。

他指出：“中國文字這種種傳統的隱藏藝術，是源遠流長，深入到各階層各類型的人物；同時這種種文字上的隱藏藝術，早經成為富有民族思想的漢人，用做表達意志的共同工具。尤其是在清初這一段時期，無論是文人學者江湖豪俠，凡懷抱反抗異族的志士，都是利用‘隱語式’的工具在異族控制下秘密活動。這在黑暗時代鐵幕當中，是自然的趨勢。紅樓夢亦是在這黑暗時代鐵幕當中的產品，自然會用當時人共同使用彼此默契的革命術語，不過紅樓夢作者用心更深，運用得更巧妙罷了。”[15]

《紅樓夢新辨》

潘重規從學理角度梳理了中國文學創作的這一“隱語式”傳統，并將其應用于《紅樓夢》研究，盡管他的觀點和方法受到不少學人的批評和反駁，但不能不承認這種一種可貴的學術嘗試。

從具體研究來看，他對拆字、諧音的運用比其他索隱式研究者要謹慎得多，而且很注重從文學史中尋找立論依據，在《胡適紅樓夢考證質疑》、《再話〈紅樓夢〉》等文中，他還詳細探討了“拆字隱語問題”、“《紅樓夢》與隱藏藝術”。他曾這樣為紅學研究中的猜謎方法辯解：“如果一部書不須猜索而盲猜瞎索，自然是不科學；但如果一部書需要猜索而做符合事實的猜索，這便是合于科學。”[16]

值得注意的是，潘重規雖然在紅學研究中多次使用拆字、諧音等猜索方法，最終也未能建立一套“符合事實”、“合于科學”的猜索方法，他對那些可諧音、拆解的漢字的選擇仍缺少足夠的學理依據，存在先入為主的主觀性。

對此，李辰冬曾撰長信對其觀點進行批駁，他首先談到自己立論前提與潘重規先生的不同：“如果將《紅樓夢》里各處分散的作者對于文學的意見作一歸納，不僅發現了作者所遵守的寫作原則是‘寫實’，而且也由這個原則，使他完成了這部不朽的名著。”[17]

隨后從十二個方面對其觀點進行批駁。這也是所有批評潘重規的文章中最有說服力的，潘重規雖曾寫過不少與其他學人的商榷文章，但對李辰冬這篇長達兩萬多字的長文始終沒有進行回應。

《李辰冬古典小說研究論集》

二是潘重規先生看到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研究所存在的薄弱之處，并進行較為有力的批駁。這種批駁雖然意在個人觀點的維護，但有其合理之處，對其他研究者提供了可貴的參考和借鑒。

他對胡適有些觀點的質疑還是比較有力的，比如他認為胡適“《紅樓夢》是曹雪芹自敘傳的說法，仍然是猜謎的方法”[18]。這一評判可謂一針見血，胡適把《紅樓夢》完全等同于曹雪芹的自傳實際上是在自設陷阱，這與索隱式研究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

再比如前文所提到的高鶚續作后四十回說。他不同意胡適對程偉元序言的判斷，認為程偉元的話是可信的。

后來隨著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等紅學新文獻的發現，隨著人們對高鶚、程偉元情況的更為深入的了解，高鶚續作《紅樓夢》后四十回的觀點逐漸發生動搖，潘重規為此寫有《高鶚補作紅樓夢后四十回的商榷》等專文進行論證，明確提出：“考證《紅樓夢》的人未發現各種舊抄本新材料以前，盡可以咬定程、高作偽，對他們說話一概置之不理。程、高長眠地下，也無力起來答辯。現在紅學家們發掘出來許多新材料，一樁一樁都替程、高作證，證明程、高的說話全是事實。”[19]

《紅樓夢新解》

通過潘重規等人的努力，胡適的觀點得到修正，高鶚非《紅樓夢》后四十回續作者的觀點逐漸為學界接受，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紅樓夢》第三版已明確將后四十回的作者署為“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20]。

與不少學人對高鶚的指責、批評不同，潘重規一直為高鶚辯誣，他對高鶚的看法是正面的，肯定高鶚所做的《紅樓夢》的口語化工作：“高鶚意在便利讀者，不知不覺的走上了文字口語化的道路，使得優美絕倫的《紅樓夢》白話小說，更加純凈精瑩，這無疑是一條正確的寫作途徑，這正是高鶚對《紅樓夢》最成功的工作，也是對《紅樓夢》最重大的貢獻。”[21]這一評價是客觀公允的，也是富有啟發性的。

潘重規反對高鶚為《紅樓夢》后四十回續作者說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后四十回與前八十回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他在論證《紅樓夢》的作者、主旨等問題列舉證據時，對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是不加區別的。對于這一前提，同意高鶚非《紅樓夢》后四十回續作的學人無疑也是有很大分歧的，正如一位學人所言：“胡的說法即使不能成立，但并不表示潘先生的說法即可成立。”[22]

從潘重規的相關研究可以看到他努力為索隱派尋找學理依據及適用方法，可惜這樣的嘗試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來，索隱式研究者往往是各自為戰，彼此的觀點各不相同，并沒有受到其影響。

5、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至今為索隱派紅學的興盛期。

《紅樓夢資料匯編》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大陸地區政治文化環境的寬松，索隱式研究重新抬頭，表現出頑強生機，相繼出版了不少著作，并借助媒體的造勢，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主要代表作品有霍國玲等所著的《紅樓解夢》系列、孔祥賢的《紅樓夢的破譯》等。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后半葉的索隱派紅學與考證派紅學并不像此前那樣對立，而是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融合，有些研究者吸收考證派的研究成果，其形態更為復雜。

不過，盡管索隱派紅學聲勢很大，但其影響僅限于一般公眾，在學界特別是紅學界內部一直沒有得到積極回應，甚至連批評也不多見，這種沉默可以解讀為輕視、不屑一顧。

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資訊的發達及言論發表的便利，索隱式研究更是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人數有大幅增加。但與此前各個時期相比，整體水準卻在下滑，研究著作雖然出版了很多，再也沒有出現過像蔡元培、潘重規這種層次的學者。

雖然喧鬧異常，那些索隱式研究者不斷提出新的作者候選人，但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是拆字、諧音、類比聯想這些老套路，沒有新的變化。

《20世紀紅樓夢研究綜述》

因研究者學養的下降，此前較為系統的索隱式研究已經退化為隨心所欲的胡言亂語，相當多的著述缺少學理，無法進行學術層面的探討。

就筆者的觀察，這一時期值得關注的是臺灣學者廖咸浩的索隱式研究。他在《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一書中利用西方各種文藝理論為索隱式研究尋求新的路徑。他認為以胡適為代表的紅學研究使“紅學的無限空間遂被收束在極為傳統的所謂‘文學’研究，而無法坦然面對書中與殖民統治相似的政治面向”。因而要結合“傳統寓言式閱讀、當代后結構主義理論及后殖民理論”，“對遺民情懷應成為一種‘具正當性’的紅學研究議題，提供一點淺見”。

此前無論是蔡元培還是潘重規，都是從傳統文學及學術文化中尋找理論依據，而廖氏則從西方文藝理論中另辟蹊徑，這無疑是一個新的嘗試。

在探討過程中，他盡量避免傳統索隱式研究的弊端。在觀念上，讓遺民情懷這一概念更具包容性，“非單指具遺民身分之作者所流露于作品中的情懷，更非如索隱派企圖在書中做歷史人物之一對一的指認。而是指本書乃是具有‘反清悼明’乃至‘排滿懷漢’之廣義遺民情懷的作品。”在方法上，也不愿再走傳統索隱的老路，“畢竟傳統索隱的閱讀在方法論上卻有瑕疵”[23]。

盡管作者借用的是西方理論，但得出的結論則是大家都已經熟悉的，可謂新瓶裝舊酒。較之以往的索隱式研究，該書的探討更具學理性，可以看作是索隱式研究的一個新變。但當下的索隱式研究者絕大多數不具備這樣的學養，因而作者的探討無法得到積極的回應，只能看作是個別行為，難以起到示范效應。

《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廖咸浩著，聯經出版公司2017年7月版。

總的來看，不管索隱派研究者如何變化，其對文學的基本認識、解讀作品的切入視角及研究方法則基本不變，保持著相當的穩定性。至于何以這種研究方式有著如此頑強的生命力，又一直有著如此廣大的讀者群，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文化現象。對這一現象的深入揭示，有助于對國民文化心態全面、準確的了解，同時它對幫助公眾形成正確的審美觀念和閱讀習慣也有著特別的意義。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對索隱派紅學不能簡單地批評了事，而是應該進行深入了解，閱讀相關著作，看看索隱派研究者到底都說了些什么，到底是如何說的，具體操作方法如何，在此基礎上提出批評意見。

《南京大學的紅學課》

至于當下網上風行的所謂悼明說，不過是借解讀作品之名，利用漢字音、形、義進行的腦筋急轉彎式的玩梗，目的在流量而非學術。按照這種玩法，可以將《紅樓夢》的本事解讀成天平天國起義、辛亥革命、俄烏戰爭等任何一個古今中外的歷史事件，但這僅具娛樂價值，已與學術研究無關，且呈現為碎片化的短視頻形式，連體系化一點的論述都沒有，不過是一種建立在胡亂聯想基礎上的文字游戲，毫無學術價值，故不納入本文的討論范圍。

注釋：

[1] 對紅學研究派別有不同的分發，這里采用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的分法，參見該書第四、五、六章，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

[2] 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載其《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2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

[3] 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之《紅樓夢記》，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影印本。

[4] 參見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四編卷四；陳康祺《燕下鄉脞錄》（即《郎潛紀聞》二筆）卷五，中華書局1984年版。

[5] 《譚瀛寶筆記》，參見蔣瑞藻《小說考證》卷七所引文字，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6] 《醒吾叢談》，據蔣瑞藻《小說考證》卷七所引文字，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又見孫靜庵《棲霞閣野乘》，據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所引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7] 蔡元培《石頭記索引第六版自序》，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

[8] 王夢阮、沈瓶庵《紅樓夢索隱提要》，中華書局1916年版。

[9] 王夢阮、沈瓶庵《紅樓夢索隱》例言，中華書局1916年版。

[10] 孟森《董小宛考》，載《心史叢刊》第174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 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載《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80-8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2]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于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這段所引蔡元培之語，俱見該文，不再一一注明。

[13] 胡適《跋〈紅樓夢考證〉》之二《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該段所引胡適語，俱見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14] 胡適晚年在與胡頌平的談話中曾說到“當年蔡先生的《紅樓夢索隱》，我曾說了許多批評的話。那時蔡先生當校長，我當教授，但他并不生氣，他有這種雅量”。載《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附錄《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與胡頌平的談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最具說服力的一件事是，在蔡、胡論爭期間，蔡元培幫胡適找到了其久尋不遇的《四松堂集》。參見胡適《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日記》、《跋〈紅樓夢考證〉》，載《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

[15] 潘重規《紅樓夢新解》，載其《紅樓夢新解》第27頁，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版。

[16] 潘重規《〈近年的紅學評述〉商榷》，載其《紅學六十年》第98頁，三民書局1991年版。

[17] 李辰冬《與潘重規先生談紅樓夢》，載其《李辰冬古典小說研究論集》第92頁，中華書局2006年版。

[18] 潘重規《紅學五十年》，載其《紅樓夢新辨》第232頁，三民書局1990年版。

[19] 潘重規《高鶚補作紅樓夢后四十回的商榷》，載其《紅樓夢新辨》第82頁，三民書局1990年版。

[20] 參見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21] 潘重規《〈紅樓夢〉口語化的完成》，載其《紅樓夢新辨》第274-275頁，三民書局1990年版。

[22] 陳炳良《近年的紅學述評》，《中華月報》1974年1月號。

[23] 以上引文見廖咸浩《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 第18、19頁，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