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偉人談起父親,不說敬愛也不說思念,偏偏用了“同情”兩個字。這倆字看著簡單,背后藏的卻是舊時代里普通人的難,還有革命者身不由己的遺憾。
周恩來12歲就離開淮安老家去東北讀書,打那以后,父子倆就聚少離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周恩來被懸賞通緝,周劭綱特意趕到上海看兒子,還留下來幫他做秘密通訊聯絡的活兒。到了1931年,周恩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周劭綱又靠著紹興同鄉會的身份,把黨的密件卷在《黃帝內經》里,悄悄送出封鎖線,就這么用沉默護著兒子。直到周恩來奉命轉移,他才悄悄離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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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那幾年,周劭綱跟著周恩來到了重慶,在《新華日報》下土灣的倉庫當管理員,平時就幫著看管物資。1940年武漢遭炮轟,他右眼被震壞了,后來配眼鏡的時候,只跟師傅說“能看清恩來的臉就行”,最后配出來的眼鏡,左邊鏡片比右邊厚了快一倍。1942年6月,周恩來因為小腸疝氣,住進了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做手術,可誰也沒想到,周劭綱這時候染上了瘧疾,還引發了心臟衰弱、脾胃漲大的急癥,高燒不退,一下子就垮了。
身邊的同志怕影響周恩來養病,就想著先把消息瞞下來。那時候周劭綱疼得厲害,把床單都揪成了繩,卻跟鄧穎超說好了:“別告訴恩來,前線比我這病床重要多了。”7月6號,還躺在病床上的周恩來特意給鄧穎超寫信,說要給父親過69歲壽辰,按淮安“做九不做十”的規矩,這其實是70整壽,他叮囑鄧穎超,要么讓父親當天吃碗面,要么等自己出院了再補過。可他不知道,父親那時候已經到了彌留之際,嘴里反復問護士:“恩來……平安嗎?”這成了老人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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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號,鄧穎超實在瞞不住了,只好把實情告訴了周恩來。他一聽就慌了神,拉著鄧穎超反復問父親的治療情況。7月10號,周劭綱與世長辭,而那天周恩來還在延安軍委會議上做報告,聲音聽著洪亮,沒人能察覺到他心里的隱痛。7月13號,周恩來拖著還沒拆線的傷口提前出院,回到紅巖嘴一進門,就看見鄧穎超胳膊上戴的黑紗,瞬間就明白了。這位平時沉穩得讓人佩服的革命者,當場就放聲大哭,一屁股坐在地上,對著鄧穎超哽咽著問:“別人不了解我,你還不了解我嗎?”
那天晚上,周恩來給父親守靈守到天亮。7月18號,他頭戴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葬隊伍最前面,把父親安葬在沙坪壩小龍坎伏園寺的墓地里,墓碑上是他親筆寫的“男 周恩來 媳 鄧穎超”。毛澤東專門發電報來哀悼,蔣介石那些國民政府的要人也送了吊唁。而周恩來給毛澤東的電報里,滿是說不盡的痛悔:“歸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極,抱恨終天。”
周恩來后來很少提起父親,但那句“我對父親是同情的”,把心里的復雜滋味都說透了。他同情父親,一輩子清貧勞累,在亂世里拼盡全力也只能讓家人勉強糊口;父親忠厚老實,有學問卻沒地方施展;更讓人心疼的是,父親一輩子牽掛孩子,可因為戰亂和革命,連安穩的天倫之樂都沒享過。而這份同情里,也藏著他自己的愧疚——作為兒子,他沒能在父親身邊盡孝,連父親走的時候,都沒能陪在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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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了人間苦難,更懂自己父親這輩子的不容易,也懂革命者在大家和小家之間的難。要是沒生在亂世,要是沒走革命這條路,這對父子會不會能多待在一起幾年?我們現在能安安穩穩過日子,不就是無數這樣的家庭,用分離和遺憾換回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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