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很少談起父親，一次和親屬閑聊時，他說：我對父親是同情的

一位偉人談起父親，不說敬愛也不說思念，偏偏用了“同情”兩個字。這倆字看著簡單，背后藏的卻是舊時代里普通人的難，還有革命者身不由己的遺憾。

周恩來12歲就離開淮安老家去東北讀書，打那以后，父子倆就聚少離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周恩來被懸賞通緝，周劭綱特意趕到上海看兒子，還留下來幫他做秘密通訊聯絡的活兒。到了1931年，周恩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周劭綱又靠著紹興同鄉會的身份，把黨的密件卷在《黃帝內經》里，悄悄送出封鎖線，就這么用沉默護著兒子。直到周恩來奉命轉移，他才悄悄離開上海。

抗戰那幾年，周劭綱跟著周恩來到了重慶，在《新華日報》下土灣的倉庫當管理員，平時就幫著看管物資。1940年武漢遭炮轟，他右眼被震壞了，后來配眼鏡的時候，只跟師傅說“能看清恩來的臉就行”，最后配出來的眼鏡，左邊鏡片比右邊厚了快一倍。1942年6月，周恩來因為小腸疝氣，住進了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做手術，可誰也沒想到，周劭綱這時候染上了瘧疾，還引發了心臟衰弱、脾胃漲大的急癥，高燒不退，一下子就垮了。

身邊的同志怕影響周恩來養病，就想著先把消息瞞下來。那時候周劭綱疼得厲害，把床單都揪成了繩，卻跟鄧穎超說好了：“別告訴恩來，前線比我這病床重要多了。”7月6號，還躺在病床上的周恩來特意給鄧穎超寫信，說要給父親過69歲壽辰，按淮安“做九不做十”的規矩，這其實是70整壽，他叮囑鄧穎超，要么讓父親當天吃碗面，要么等自己出院了再補過。可他不知道，父親那時候已經到了彌留之際，嘴里反復問護士：“恩來……平安嗎？”這成了老人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話。

7月9號，鄧穎超實在瞞不住了，只好把實情告訴了周恩來。他一聽就慌了神，拉著鄧穎超反復問父親的治療情況。7月10號，周劭綱與世長辭，而那天周恩來還在延安軍委會議上做報告，聲音聽著洪亮，沒人能察覺到他心里的隱痛。7月13號，周恩來拖著還沒拆線的傷口提前出院，回到紅巖嘴一進門，就看見鄧穎超胳膊上戴的黑紗，瞬間就明白了。這位平時沉穩得讓人佩服的革命者，當場就放聲大哭，一屁股坐在地上，對著鄧穎超哽咽著問：“別人不了解我，你還不了解我嗎？”

那天晚上，周恩來給父親守靈守到天亮。7月18號，他頭戴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葬隊伍最前面，把父親安葬在沙坪壩小龍坎伏園寺的墓地里，墓碑上是他親筆寫的“男 周恩來 媳 鄧穎超”。毛澤東專門發電報來哀悼，蔣介石那些國民政府的要人也送了吊唁。而周恩來給毛澤東的電報里，滿是說不盡的痛悔：“歸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極，抱恨終天。”

周恩來后來很少提起父親，但那句“我對父親是同情的”，把心里的復雜滋味都說透了。他同情父親，一輩子清貧勞累，在亂世里拼盡全力也只能讓家人勉強糊口；父親忠厚老實，有學問卻沒地方施展；更讓人心疼的是，父親一輩子牽掛孩子，可因為戰亂和革命，連安穩的天倫之樂都沒享過。而這份同情里，也藏著他自己的愧疚——作為兒子，他沒能在父親身邊盡孝，連父親走的時候，都沒能陪在跟前。

見多了人間苦難，更懂自己父親這輩子的不容易，也懂革命者在大家和小家之間的難。要是沒生在亂世，要是沒走革命這條路，這對父子會不會能多待在一起幾年？我們現在能安安穩穩過日子，不就是無數這樣的家庭，用分離和遺憾換回來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