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娃不花錢能否推動人口增速？多個國家實踐：單一補貼效果有限

國家醫保局最近宣布的力爭2026年全國基本實現政策范圍內分娩個人“無自付”，被公眾視為免費生育，或者直白點說就是“生娃不花錢”。

其實目前，已經有吉林、江蘇、山東等7個省份實現政策范圍內住院分娩醫療費用全額保障，而“生娃不花錢”的省份，有望在明年全國普及。

對于明年有計劃生娃或者結婚的家庭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也確實能在短期內激活部分被壓抑的生育需求，推動新增人口小幅增長，但難以實現長期、大幅的人口增速提升。

因為，國外多個國家的實踐也印證了，單一生育補貼效果有限，唯有構建多維度配套體系才能更好穩定生育率。

目前，國內這一政策主要覆蓋產檢、分娩等醫療費用，還搭配了每孩每年 3600 元的 3 年期育兒補貼，能精準緩解低收入家庭和猶豫生育家庭的經濟壓力。

例如天門實施包含生育醫療報銷的 “補貼組合拳” 后，出生人口 8 年來首次由降轉增，同比增長 16%；江蘇如東縣推行生育全周期免費服務后，2023 年生育率較 2020 年回升 0.23 個千分點。湖北的試點數據也顯示，每年生育補貼超 1650 元時，人們明確想生育的概率提升 7.06%，明確不想生育的概率降低 9.66%。

然而，生育的醫療費用僅占家庭生育總支出的 5%-10%，照護、教育、女性職業損失等隱性成本才是核心負擔。全國每年生育補貼總額約 1200 億元，僅占生育總支出的 3% 左右，對家庭可支配收入的邊際改善有限。

且當下 45.6% 的年輕人擔憂生育后 “無人照料”，40.8% 顧慮 “職業發展受阻”，這些問題單純靠生育醫療免費無法解決。再加上年輕人 “傳宗接代” 觀念淡化，更重視個人發展，這種觀念轉變也讓政策難以推動人口長期增速。

在東亞國家，單一補貼其實很難阻止生育率下滑：

日本 2004 年推出生育補貼后，生育率從 1.26 回升至 2015 年的 1.45，但因托育缺口和職場歧視問題，2024 年生育率降至 1.15，出生人口僅 68.6 萬人。

韓國更是陷入困境，即便 1 歲以下嬰兒每月補貼達 5450 元，還推出一次性生育補貼和育兒津貼，卻因女性職場發展受限、階級固化等問題，2023 年總和生育率低至 0.72，2024 年略有回升也僅 0.75，持續處于全球谷底。

新加坡同樣如此，雖有高額生育補貼，但配套服務未適配家庭需求，2024 年生育率降至 0.97，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而在歐美及俄羅斯等國家，多元化的補貼政策實現生育率相對穩定：

法國構建了 “生育津貼 + 帶薪假 + 普惠托育” 的完整體系，新生兒可獲 1066 歐元補貼，二孩家庭每月津貼 142 歐起，父母共享 1 年帶薪育兒假，3 歲以下兒童入托率超 60%，其生育率長期維持在較高水平，2016 年達 1.92，雖 2024 年降至 1.59，但仍是發達國家中表現較好的。

瑞典的 480 天帶薪育兒假中父母各有 90 天不可轉讓配額，托育費僅占家庭收入的 3%，還發放每月 1250 克朗的兒童津貼至 16 歲，這讓其女性就業率達 84%，生育率穩定在 1.6 左右。

俄羅斯則通過 “光榮父母勛章” 塑造生育文化，搭配多子女津貼，2005 年后生育率持續走高，雖 2024 年生育率回落至 1.4、人口降至 1.44 億，但相較于未推行政策前，有效延緩了人口下滑速度。

顯然，參考其他各國經驗，扭轉人口下降趨勢需從經濟補貼、托育服務、女性權益保障等多方面構建協同體系。

單一的分娩補貼力度不足，需推出階梯式、長周期的補貼政策。法國針對多孩家庭提高每月津貼標準，日本則將育兒津貼適用范圍擴大至 18 歲，且三孩及以上家庭補貼更高。

托育短缺是很多家庭拒絕生育的關鍵，需構建多元化托育體系。日本建成 0 - 6 歲全齡托育體系，涵蓋保育園、課后服務等多種形式；瑞典憑借完善的托育服務，讓雙職工家庭無需擔憂幼兒照料問題。

女性職業發展受阻是生育的重要顧慮，需從制度上消除 “生育懲罰”。韓國以《職業中斷女性再就業促進法》保障女性再就業權益，推行 “3 + 3 育兒假” 制度；瑞典的父母共享帶薪育兒假，其中專屬配額不可轉讓，倒逼男性分擔育兒責任。

生育觀念的引導需長期滲透，俄羅斯授予多子女家庭 “光榮父母勛章”，提升生育女性的社會地位；日本則將家庭觀、婚育觀融入中小學課程。

國內其實都可借鑒以上這些做法，但這需要超越部門利益的頂層設計、持續數十年的穩定投入以及深刻的社會文化觀念革新。難度甚至不亞于一場靜悄悄的社會變革，但這是應對人口結構歷史性轉變的必經之路。（圖片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