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DNA研究發(fā)現威信瓦石懸棺遺址個體具有北方遺傳成分

近日

一項發(fā)表于《自然-通訊》的古DNA研究

為沉寂多年的僰人懸棺遺址

注入了新的科學敘事

其中

昭通威信瓦石懸棺遺址的基因遺傳密碼

向我們講述了一段

唐代人群流動與民族交融的歷史

威信瓦石懸棺 受訪者供圖

新的研究發(fā)現

威信瓦石懸棺遺址中

有來自東北亞、蒙古高原

和黃河流域的遺傳成分

威信瓦石懸棺 受訪者供圖

這項發(fā)表于《自然-通訊》的研究

由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牽頭

聯(lián)合復旦大學等多家機構完成

研究團隊運用現代技術

成功獲取了云南、廣西及泰國北部

7處遺址共15具

懸棺人類遺骸的核DNA數據

國際權威期刊《自然·通訊》發(fā)表的《通過比較基因組學探索中國僰人

在這項研究中

研究團隊在昭通威信

瓦石懸棺遺址的唐代個體遺傳數據中

還有新的發(fā)現——測年顯示

威信瓦石懸棺遺址

早于鹽津豆沙關懸棺遺址

處于唐代中后期

個體遺傳成分則主要來自

東北亞、蒙古高原地區(qū)的古人

以及黃河流域新石器晚期古人

懸棺人群的遺傳祖源與懸棺葬習俗傳播歷史重構

懸棺葬人群與僰人的遺傳結構（A. 主成分分析; B. 遺傳祖源成分分

微觀證據

在針對威信瓦石懸棺遺址的特定分析中，研究團隊獲得了突破。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周慧表示：“研究中發(fā)現編號為SDSM484、DSM1067的兩個個體的遺傳成分與鹽津豆沙關、威信龍馬的遺傳成分截然不同，DSM484個體的遺傳成分主要是黃河流域的農業(yè)人群（農耕族群），DSM1067遺傳成分主要來自東北亞的人群，在云南懸棺葬習俗的社群吸收了很多外來個體。”

研究團隊首次在同一處懸棺遺址中，發(fā)現了具有明確混合南北遺傳背景的唐代個體，為當時局部地區(qū)的人群流動提供了珍貴的微觀證據。

威信瓦石懸棺 受訪者供圖

威信瓦石懸棺 受訪者供圖

威信瓦石懸棺 受訪者供圖

威信龍馬懸棺 受訪者供圖

威信龍馬懸棺遺骸頭骨 受訪者供圖

斷代與背景

古基因組學分析揭示了更清晰的遺傳背景。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張曉明說：“昭通威信縣懸棺遺址的兩個個體，我們在遺傳數據上看到，分別有來自東北亞、蒙古高原地區(qū)古人，以及黃河流域新石器晚期古人的遺傳成分。測年數據顯示，兩具遺骨距今約1200年，大概處于唐代中晚期。這樣長距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混合，可能是由盛唐時期的經濟、文化、人口的繁榮發(fā)展所驅動的。”

威信瓦石懸棺遺址的特異性發(fā)現提供了關鍵線索，精確測年為歷史解讀提供了時間坐標。這一時間點與唐代中原王朝及云南地方政權南詔時期大致吻合，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以“石門道”（“石門道”由秦代的“五尺道”發(fā)展、拓建而來）為代表的西南通道網絡十分活躍。

古道脈絡

昭通地處滇川黔三省交界，歷史上一直是西南地區(qū)的交通要沖，其核心通道是秦代開辟的“五尺道”。此道自蜀郡（今成都）南下，經僰道（今四川宜賓），旨在打通前往朱提（今云南昭通）地區(qū)的通道，因狹窄險峻、約合秦漢制五尺，故得此名。作為“西南絲綢之路”（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東線干道，這條道路在唐代經過整修、擴建、拓展，被稱為“石門道”，是當時溝通中原與西南邊疆的重要孔道。

從秦代“五尺道”的初步開辟，到漢代“南夷道”的持續(xù)經營，再到唐代“石門道”的系統(tǒng)建設與命名，昭通地區(qū)的這條通道經歷了不同時期的修繕、拓展與功能升級，但其作為連接中原與云南關鍵廊道的核心地位始終未曾改變。

社群圖景

遺傳科學數據與歷史交通網絡的耦合，增強了相關推論的合理性——歷史交通網絡為遺傳發(fā)現提供了地理路徑，昭通地區(qū)的交通干線為“黃河流域”與“東北亞”相關人群的遺傳成分在唐代抵達西南邊地，提供了現實可行的交通路徑。

周慧說：“研究發(fā)現在古代的懸棺人群中，主要遺傳成分包括黃河流域的農業(yè)人群、東南沿海的農耕人群、東南亞人群。”周慧從研究中推測：“懸棺社群是一個開放包容的社群，當時的昭通，當時的文化有很強的包容性，主動吸收外來的個體。”

這項研究也許在提示我們：懸棺社群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懸棺葬作為一種特定的習俗，其踐行者可能具有多元的遺傳背景。至少在唐代，昭通的懸棺社群已經具備了高度的開放性和兼容性，能夠接受和吸納來自遠方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

宏觀背景

威信瓦石懸棺遺址的發(fā)現只是該項大型研究的一部分，研究團隊對云貴地區(qū)及泰國北部多個遺址共15具懸棺遺骸的綜合分析表明，懸棺葬習俗的起源與中國東南沿海的新石器時代人群存在較深的遺傳關聯(lián)。這支持了懸棺文化可能發(fā)源于中國東南地區(qū)，隨后沿江河向西、向南擴散的學術觀點。

綜合多遺址數據的宏觀分析揭示了更大的人群流動圖景。威信遺址中唐代個體的獨特遺傳構成，則可視為這一宏大文化傳播與人群遷徙浪潮在特定時空、局部地區(qū)的一個生動縮影，反映了主流趨勢下的局部多樣性與復雜性。

深遠意義

古DNA研究展示了交叉學科揭示歷史的精密力量。威信懸棺遺址的個案表明，古DNA組學研究能夠為歷史時期的人群流動提供微觀的、生物學的科學實證。它將“民族交融”的宏大歷史敘事，轉化為可觀測、可分析的遺傳信號。

歷史和文化的形成是復雜的，遺傳學數據能夠支持或印證考古學假說。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長、市文物局局長余騰松說：“古DNA的結論，與我們多年來在考古現場發(fā)現的中原兵器、錢幣和生活器具等實物證據完美契合。它們共同描繪出一幅生動的歷史畫卷：唐代的昭通，絕非閉塞的邊陲，而是串聯(lián)中原、巴蜀、西南乃至東南亞的‘文化走廊’和民族交融的大熔爐。科學檢測的‘人證’與出土文物的‘物證’，讓這段歷史變得清晰可見。”

從五尺古道回望過去，石門關石階上的馬蹄印痕依舊深刻，不遠處唐代袁滋摩崖石刻記述著中原與西南邊疆的往來。如今，科學解碼的基因證據與斑駁的文獻、遺跡相互映照，共同揭示出一幅動態(tài)、開放、交融的古代西南社會圖景，為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增添了堅實而細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