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年：做學問重實證不講空理論

黃永年：做學問重實證

不講空理論

陸三強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讀書，畢業留校古籍研究所，后到校出版社做編輯。期間接觸和受教于一些校內外從事文史教學和研究的先生，有四十出頭的中青年學者也有年過八旬的老專家。他們學行風范各異，但都溫潤博雅，又極為“可愛”。后來的經歷讓我明白，真正的“權威”或“先生”，是最沒有架子而樸實親切的人。我和他們年齡、學識都相差得太多，但機緣運會，在我向學之初就遇到了這些好老師，是他們把我引入社會，領進學術殿堂。我尊他們為先生，恭敬地執弟子之禮。他們都是有著生動故事和不凡經歷的大德先生。

那時候，常聽他們講課、說話。他們講課、說話也許并不生動，但卻非常精彩。他們從不依賴表情和動作，也沒有什么噱頭，講的是實實在在的學問。他們的話語能力極強，用詞、用語都很簡單，能把一件事情講得生動而又通俗易懂，絕不故作高深。有些東西，聽他們一說，好像就知道了、明白了。他們才思敏捷，知識面極廣且見解豐富。好些事情聽他們講過不只一遍，每回聆聽，都覺得別有風致。我其實在乎的是說話的人，是誰在對我講、對我說。樹無九枝，人無十全，這些先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十全十美，但他們是可以觸類旁通、聞一知十的人。他們身上有一種親切、平常的東西，就像鄰家大爺。他們的離去，讓我很難過，我知道再也沒有人可以這樣和我講話了。

這些美好的過去，這些過往的先生，不僅使我回憶和遐想，更讓我品味與感悟，并倍加珍惜當下的一切。人生不一定要做成點兒什么，而是要不斷地去經歷些什么。有些事，做了，才算不辜負此生一番際遇，和際遇中的那些先生。

黃永年（1925—2007），江蘇江陰人。1950年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分到交通大學任教。1956年隨交大遷西安，第二年被錯劃成右派，1962年摘帽后安排在交大圖書館。1978年調入陜西師范大學，1981年任副教授，1982年任教授。1983年任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長，1987年任所長。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代表作有《唐代史事考釋》《唐史史料學》《古籍整理概論》《古籍版本學》等。

一九八四年，我畢業留校。九月開學，負責行政的周煒老師帶我去見黃永年先生，黃先生說要考考我，周老師就回辦公樓了。我心里緊張，對古籍整理毫無概念，不知如何應考。先生靠在書桌前的藤圈椅內，歪著腦袋、抿嘴朝我微笑。感覺在哪兒見過？并非想象中的那樣嚴厲和學究。我端坐在門口的杌凳上，大腦快速運轉，想回憶有關古籍整理的知識，可竟然浮現出電影《渡江偵察記》中情報處長在江邊摸大炮口，歪著腦袋壞笑的樣子。他怎么長得和電影演員陳述那么像！大概見我神情詭異，黃先生用他那江陰普通話問我：中學在哪里讀的？中文系都開些什么課呀，讀過哪些文史方面的書啊。這時我一下輕松了，七七八八地說了我都學了哪些課程，讀過什么書。黃先生邊聽邊問，當我津津樂道詩文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時，他皺起了眉，大不以為然。隨即，便講了過去中文系或國文系是如何講課，要學生老老實實弄懂作品的具體內容，怎樣詩史互證解決實際問題。哦，這我還知道一些，那時文史相通，沒有嚴格的斷代界線，陳寅恪、繆鉞先生都是同時應聘國文歷史兩系，或一年在中文系，一年在歷史系。聊了一會兒，大概看我腦子也還算清楚，也讀過點兒閑書，知道些史實和掌故，先生便說：現在你就是我的學生了，以后我開的課你都要來聽，就叫我黃先生吧。從此我便入了黃門，跟黃先生工作、讀書八年，使我得窺學問的門徑。多年來不敢稍事懈怠，最終雖未繼續從事學業，但也未曾辜負先生教誨之情。

黃先生學識廣博，治學貫通文史，尤精于考辨。在中古史及版本目錄學、古籍整理等領域被公認為大家，其他諸如古典文學、碑刻學以及詩詞、書法篆刻等也都卓有建樹。用先生自己的話說，是“都寫過自認為過得去的文字”。套用胡適的話則是，“總算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黃先生自言沒有“家學”，但“學有師承”。他的多位老師，呂思勉、顧頡剛，還有先是老師、后來成為岳父的童書業先生，都是公認的一流學者或曰學術權威。黃先生是讀其書而慕其人，對老師充滿敬仰，但并不盲目崇拜，他寫過不少與陳寅恪商榷或補正的文章。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期，就發表了《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系》，文章發表后把剪報寄給陳先生，陳先生讓夫人唐筼代筆作復，還附贈了陳先生剛發表在《清華學報》的《長恨歌箋證》抽印本。黃先生總說：跟老師，主要學的是治學態度和方法。

黃先生極其聰明，興趣范圍廣，欣賞境界高，做學問往往用常見史料于人熟視無睹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許多領域都頗有建樹且有深入研究。黃先生早年研究過先秦史，熟讀前四史，《左傳》更熟到大體能背誦。但他另辟蹊徑做了隋唐史，晚年上溯到北朝做了點兒北齊、北周政治，一來避嫌怕人說剿襲老師，二來也避免重復。顧先生兼治歷史地理、民俗學，童先生兼治陶瓷史、繪畫史，而黃先生涉及書法、碑刻學，還有版本目錄之學；哲嗣壽成師兄有黃先生、童先生的基因，做學問也盡量避開老先生的方向，主要做了魏晉南北朝，并繼承了其父的碑刻學、目錄學，也懂版本，現在是陜師大的歷史教授、博導。

師母童教寧是西安市十二中的老師，童書業先生的大女兒。黃先生跟我講，做了童先生的學生后，大概一九四八年，童先生托在上海博物館工作的承名世先生做媒，把他的大女兒童教寧許配給黃先生。那時黃先生和師母還沒見過面，因童先生說了就馬上答應，但回答說要請示母親。童先生便拉開抽屜翻來翻去，找出了一張指甲蓋大小的師母小姑娘時候的照片，讓黃先生寄到常州給母親看，黃先生的母親很快也回信同意了。童先生仨閨女沒有兒子，對黃先生疼愛有加，一直當兒子看待。童師母后來一直住在陜師大，我去黃先生家時，總是太師母來開門。

黃先生培養學生，要求極嚴，對我也一樣。一入師門就讓準備兩個本子，以便每周交替使用，寫讀書札記，他要檢查。第一年重點讀《四庫提要》，還要和其他經部、史部要籍的閱讀同時進行。古人云：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學者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但讀《四庫提要》不能代替讀原典，這也是老輩學者共同的讀書經驗。鄧廣銘先生早就提出過治史的四把鑰匙：目錄、年代、職官、地理。顧廷龍先生也在《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序中稱“不習目錄”、只知“一家之言”的人是“井底之蛙”，見到好書也會入“寶山空返”。那時的一些研究生被稱為“九三學社”，即早上睡到九點，下午睡到三點。先生便經常下午兩點過了就去敲宿舍的門，把他們都叫起來讀書了，他才到辦公室工作。黃先生是懂版本、熟文獻的，開有“史料學”課，很講究文獻的使用，寫文章時哪些書是一手材料能引，哪些史料不能用都很有講究。他常說，翻開一本書，只看注釋的書和版本就能看出作者是不是行家。我們寫文章都十分小心，不能冒傻氣丟了先生的人啊。

那些年，史學領域引入西方各種理論，以改變研究方法。黃先生不以為然，他重實證，也并非不重視理論和方法。早年佩服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和顧頡剛古史辨派用新方法研究古史，后來也教過馬列主義。先生是要求結合實際，不管什么理論，都要有史料支撐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拿理論亂套歷史事實。為此，他請順訪西安的美籍華人、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汪榮祖教授，來講西方史學理論，重點要強調國外也并未奉所謂“三論”為圭臬。幾十年后，我在北京帶汪先生去藍旗營看辛德勇兄的藏書，聊起當年他來西安講學，還提到黃先生讓他講美國史學界未用“三論”研究歷史的往事。

黃先生喜歡與人聊天兒，聊到高興處便問：“人都說我像演情報處長的陳述，怎么樣？”歪著腦袋咧嘴笑著，“像吧。”那神氣，極像天真的小孩兒！他所謂的聊天兒，是聊掌故逸聞，也品評人物、討論問題及治學方法和選題。聊天兒便是一種教學方式，還是前輩學者傳授知識的重要途徑。其形式活潑，點化啟智，無拘無束。據說當年黃侃就常帶學生漫游，白天訪古觀今，晚上圍坐喝酒聊天兒，酒喝完了，課也便上完了，學生回去睡覺，老師又接著手批一卷白文十三經。我同學宋林生的父親是西北大學的宋漢濯教授，早年考入北大，畢業于西南聯大。帶的學生如費秉勛、陳華昌、賈三強等，也是如此教學。一般不在教室照本宣科、一板一眼，而是各讀各的書，各寫各的文章。每學期來了談假期的見聞和讀書心得，先生加以點評，再布置些書回去讀，寫讀書札記，有了心得來和先生匯報交流，先生則給予指導。黃先生常感嘆現在的學生，達不到這種水平，這種教學方式也行不通了。

黃先生很嚴厲，眼里不揉沙子，做得不對的事，他看不慣一定要說、要罵！說黃先生罵人，包括陜師大一直流傳的先生在教學樓關燈、關水龍頭的事，都是真的。老先生經歷過困難時期，看到大白天教室亮著長明燈、學生食堂門口的龍頭長流水，那是一定要去關的，對那些視而不見的老師和同學也是要訓的。一九七七年國家公布的《第二批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試用了一段兒就廢止了，可學校發的文件中把副校長、副教授的“副”字還打印成“付”，辦公樓里副校長門上掛的牌子仍寫作“付校長”，黃先生多次找到校長辦公室去批評教育他們，直到文件和門牌上不再出現廢止了的簡化字為止。他對研究生論文要求也很嚴格，往往指出不足、嚴厲批評，絕不敷衍。學生們都很緊張害怕，但他批評從嚴，只要不是原則問題，一般都放行過關，目的是幫助學生們提高。他總說：誰都是從學生過來的，都需要不斷地提高嘛。

黃先生招收歷史文獻學研究生，復試時請郭子直先生一起參加，叫我來記錄。我就經歷了一次次嚴肅的場面，比考我要驚心動魄多了。那些年，人們知識貧乏，可讀的書也極少。一般大學畢業生多數也就讀過流行的幾部《中國通史》，所謂的歷史知識不過是些死記硬背的教材段落而已。黃先生不同，他主張讀原著或經典史學名著，如陳寅恪、呂思勉、顧頡剛等先生的專著，是那些由鮮活的人物和事件組合起來立體而可感知的真東西，對考生回答讀過哪些史學名著時只知道幾部通史，大為光火：這不能算史學名著！以至于三十多年后說起，當年參加復試的同學，仍清晰記得黃先生大發雷霆。還說，我坐在旁邊，一臉正經也裝成很威嚴的樣子。

黃永年先生在書房兼臥室

黃先生一九八八年成了全國人大代表。頭年十月上旬，黃先生出差不在，校統戰部的老同志常福生讓我寫一份材料，說學校準備推薦黃先生做下一屆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交給他時，老同志用陜西方言千叮嚀萬囑咐：一定嫑告訴你黃先生，喔老漢脾氣大，萬一莫（沒）弄上，可要到處噘（罵）人呢。事后我也就再沒提過這事兒。到第二年寒假后，報上登了陜西省參加第七屆全國人大的代表名單，黃先生看到有他的名字，還問我是不是有重名的人，我才說肯定是他，并告訴他之前學校報過材料，是我寫的。黃先生歪著腦袋抿著嘴又露出了“情報處長”的笑。黃先生雖個子不高，但風度瀟灑：戴一副黑邊半框眼鏡，表情祥和；胡子不多，但每天刮得干干凈凈；頭發雖說不上濃密，但幾乎沒有白發，梳著整齊的偏分；冬天戴皮帽子，春秋時戴鴨舌帽，不知什么原因，后來就不戴帽子了；衣服清爽整潔，常穿中山裝，后來喜歡穿西服打領帶，冬季也穿藍色中式對襟棉襖圍羊毛圍巾，晚年也穿羽絨服；皮鞋總是一塵不染，夏天是丁字涼皮鞋，頗有點上海老克勒的味道。先生的辦公桌和家里的書桌也整整齊齊，一塵不染。書架上的書都碼放得井然有序，位置固定，閉著眼睛都能取得到。從來不在書上亂寫亂畫，最多用鉛筆做個記號或批注少許文字，也從不折頁折角。現在的新書在近書脊處有壓痕，便于翻開而使封面不折出裂紋。過去沒有，先生看書時，要在接近書脊處拿尺子比著，用大頭針輕劃一道，還不能讓針尖劃破封面紙，翻開形成整齊的折痕再看。精致講究，愛書如此，讓我十分驚訝！給朋友送書簽名，有時字的豎畫寫歪了，便用刀片刮去，再用大拇指甲把刮毛的紙磨平了重寫。黃先生記憶力超強，這可能有遺傳。壽成師兄也記憶力極好，看書過目成誦，什么亂七八糟的事也都多年不忘。黃先生一輩子酷愛讀書、博聞強記。讀得快，記得牢，知道得多。做學問從不抄卡片，史料全在心中，用時一翻就能找得到。最多在書中加個小紙條，以備不時之需。但不要以為先生只看正經學術書，文史資料、當代小說也照樣看。所里訂的報刊由他去取，就是先睹為快。他經常對我們說：晚上在枕頭旁邊放一本《史記》或者《通鑒》，睡不著時看嘛。你看，說得多輕松！《史記》《通鑒》這些書，我們用整塊時間看都很困難，哪兒敢睡到床上看！一次先生感冒了，讓我給他找本有趣的書回去休息，我取了一冊臺灣聯經版的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天先生來了就給我講那本年譜上胡適的往事，頭頭是道。和我聊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期在上海、蘇州舊書肆上見到的善本古籍和碑帖，遇到的哪個師傅，可以細述每個書店的每一種書，包括書店來歷、位置、經營特色以及書名、版本、品相、冊數、價格乃至當時書店的陳列狀況，仿佛就在眼前。有位研究生寫畢業論文，遇到一條史料，不知何處去找。先生告訴她樓上資料室哪個架子上有本什么書，大致在哪部分。她上去不一會兒下來，竟然順利查到了。這都是我的親歷，絕非神話！黃先生晚年孤獨、寂寞，他說無書可讀、沒人可以請教問題，也沒有了歪著腦袋的“情報處長”之笑，眼神兒里流露出孤寂和無奈。他說：我老了，夜里睡不著，想找點什么書來翻翻，可是，現在的這些書和文章，水平能達到陳寅恪先生那樣的沒有了。老朋友一個個走了，周紹良、啟功先生相繼去世，看書遇到問題也沒人可以請教、沒人可以聊天了。我建議他寫點兒回憶錄，把他經歷的我們不知道的有趣的事寫下來。他說寫不動了，我說，那就口述，我每周來一次做記錄。他頭腦還很清楚，知道我在工作還很忙，難以做到。后來二強兄找了學生，帶錄音機去給他錄過兩次，也不了了之了。我問他為什么？他說，不像當年和你們聊天兒，說的你們大多能領悟，想不起來的人名地名，你們有時也能提醒。對著錄音機自言自語，實在說不下去啊。我請他再吟誦李商隱、白居易的詩，就像當年在辦公室和我聊唐詩時吟唱的，低回婉轉。越音抑揚頓挫，吳語淺吟低唱，似詩又像歌，韻味無窮。時間過得真快，今年應該就是黃先生百年冥誕了。這些過去了的往事，仍將成為陜師大校園中口口相傳的美好神話。

（節選自《際遇中的那些先生》，詳見《美文》2024年9期）

作者簡介

陸三強，編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未來出版社原總編輯。策劃編輯的圖書多項列入國家重點出版物規劃并得到國家出版基金資助，獲得優秀中華出版物獎。在《文匯報》《延河》《南方周末》等報刊發表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