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毒品

文 | 延觀風

最近在吸毒行政處罰記錄的相關爭論中，平日素來以“邏輯嚴謹”自稱的法學家的發言漏洞百出，給出的理由數據根本無法支撐自己拋出的論點，遑論說服群眾接受吸毒記錄封存的“司法進步”。在邏輯水平方面，網友吊打頂著一堆學術頭銜的法學家們，專家的邏輯漏洞很快被揭得體無完膚。

此前，我們號也從“進步主義法學”和禁毒形勢等角度討論了這個話題。今天我們代入一些經濟學的視角，因為經濟學上的新自由主義和司法等領域所謂的“進步主義”差不多同步興起，在思想內核上有著諸多共通之處，這些一丘之貉本身就是脫離現實、脫離群眾，一邊從大眾身上攫取利益、一邊享受“世人皆醉我獨醒”優越感的毒品。

為什么不能讓癮君子過“平常人”的生活？

正義是什么，是法學的一個基礎問題。西方各路法學流派寫的口水文章汗牛充棟。國內的法學封神大V和在微博上“為民請命”的各路律師，討論社會問題時特別喜歡起手討論正義，搶占道德制高點。這次吸毒記錄封存爭議中，趙宏等法律專家的核心觀念也是“哪怕違法犯罪人員也要得到平等對待”的所謂正義。

但是，世界是物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接受過唯物主義辯證法的中國人都懂的道理。不論法律人發明多么高大上的概念，法律的本質都是調節社會生產的一套準則規范。“正義”最樸實、也最根本的解釋，就是盡可能讓每一名社會成員的福利（利益）最大化。

社會又是聯系的、分工的，單一社會成員的利益不可能不對其他成員產生影響。擴張自己的利益不能以犧牲別人的利益為代價，否則會瓦解分工合作的基礎，陷入零和甚至負和的叢林廝殺。所以社會準則必須有效引導和規范每個成員的行為，使之遵守不傷害他人利益的底線，乃至朝著利人利己的更高層次努力。

人會對激勵產生反應，調整自己的行為，這是制度經濟學最最基本的理論。人對于“激勵”的判斷，是序數的而不是基數的。換成人話就是：人不是根據獲得了多少判斷自己的行為是被激勵了還是懲罰了，而是在比較中得出結論（和自認為應當得到多少，或者和別人得到了多少比較）。

比如筆者常舉的例子，不偷稅的企業A賺100萬，偷稅的可比企業B賺120萬且不受任何懲罰，企業A不可能滿足于遵紀守法賺100萬，其行為一定會向企業B靠攏。

法律是維護社會底線的規則，它激勵社會成員的方式不是獎勵守法者，而是懲罰違法者。只有讓違法者比守法者過得更差，讓情節更嚴重的違法者過得比情節更輕微的違法者過得更差，才能有效引導（或者說威懾）社會成員遵紀守法，守住基本的社會秩序。

治安違法案件中，吸毒具有很高的復發性，吸毒者長期處于可能危害其他社會成員的不穩定狀態，吸毒供養的產業鏈對社會安全具有極強的破壞性，總之吸毒對社會利益的危害程度，遠遠高于打架斗毆等治安違法行為。打架斗毆等輕度、無長期危害的治安違法在拘留時就已經讓違法者付出了代價，確實可以不讓前科影響一輩子，但吸毒者危害的長期性和封存本身就是相悖的。

所以使治安違法者過得比普通人更差，使吸毒者比一般的治安違法者過得更差，才能引導人們不敢輕易違反社會治安、更不敢吸毒，這是一條簡單的、符合基本經濟原理的邏輯鏈。

為吸毒記錄封存辯護的法律教授、媒體和網民的邏輯恰恰相反：治安違法者不應該比遵紀守法者過得更差，吸毒者也不應該比一般治安違法者過得更差，所以封存吸毒記錄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讓有前科的人都有平等的社會參與機會。

可笑的是，這些西方觀念根深蒂固的人往往把“人性論”“客觀規律”掛在嘴邊，攻擊社會主義的很多制度或號召，然而現在他們又不講對激勵做出反應這一最基本的人性了。或許他們心里也覺得這套邏輯太離譜，不約而同采取了“把吸毒和其他治安違法行為等量齊觀”的詭辯術。

所謂的“進步主義”法學家心善，將讓違法者過得更差的手段斥為“對權利的剝奪”，還大談“今天剝奪他的權利明天就剝奪你的權利”的滑坡理論——當然他們會非常雙標地批判“放松對吸毒的控制終會導致毒品合法化”是“滑坡謬誤”。

“進步主義”法學侈談正義、平等，是一種膚淺庸俗的夸夸其談，強行忽視因的不一致，強調果的不平等。恰恰相反，封存吸毒行為、隱匿吸毒風險才是對社會大多數人權利的剝奪，對他們因遵紀守法獲得獎勵的權利的剝奪；同時還會極大提高社會安全維護成本，讓遵紀守法者付出實打實的經濟、承擔不斷累積的人身風險。

沒有讓人過得更差的手段的法律是一則笑話，只能束縛住君子的手腳，讓小人更加肆無忌憚。作為遵紀守法者，我們就該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過得比違法者過得更好的權利，以期待更多的人和我們一樣維護社會秩序。

喪失宏大敘事能力的社會科學是死的社會科學

關于是否該管制吸毒，經濟學也有類似的討論，甚至被寫在非常常見的經濟學101入門教材——曼昆經濟學里。曼昆從“毒品需求彈性很低”出發，一頓分析猛如虎，最終得出結論“禁毒會增加毒品相關犯罪”。

剛剛接觸這種數學分析方法的懵懂大學生很容易被所謂的嚴謹邏輯唬住，從而擁抱顛覆常識的“科學結論”（去裝逼）。然而，曼昆熟練地偷換了微觀彈性和宏觀彈性的概念：對于癮君子本人，當然是不論用什么手段花多少錢都想吸一口，但對于整個社會，禁毒可以顯著減少普通人接觸毒品墮入深淵的可能，最終減少毒品犯罪總量。基于不存在的假設得出結論，再以此影響社會認知、改變社會政策，也是主流經濟學的傳統藝能了。

逆天的經濟學推導和所謂“進步主義”法學在思想上出自同源，都源于80年代左右新自由主義對宏大敘事的解構，忽視社會分工合作的根本基礎，在空中樓閣中大談個人利己、微觀權利。

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這些新自經濟學和“進步主義”法學沆瀣一氣的例子。比如，假設抓捕一名小偷/搶劫犯需要付出的成本大于盜搶案值，那么該不該大力打擊小額盜搶案件？控制黃賭毒的成本很高還會降低稅收，那么還有必要嚴厲管控黃賭毒嗎？一般的分工是，新自經濟學論證這些社會治理不經濟，然后“進步主義”法學論證這些“嚴刑峻法”不人道。（國內討論“考公政審不合理”“貪官子女無辜”是異曲同工）

在第一部分，我們定性地討論了為了引導人們增加守法行為的供給，必須確保違法者比守法者過得更差。現在我們來定量分析，違法行為的社會成本到底該怎么計算。

一個很常見的場景：10個人在十字路口等1分鐘的紅燈，現在路上沒有車經過，闖紅燈沒有風險。這時1個人闖紅燈了，請問其他9人的利益受損了嗎？他的違法行為讓社會付出成本了嗎？

表面上看，其他9人并沒有因1個人的闖紅燈付出直接代價，這是眼睛死盯著“個人”的新自經濟學和“進步主義”法學所看到的。但思路打開，相比違法者，他們每人比違法者多等了1分鐘紅燈，少了1分鐘可以用作別的事情的時間，這就是不違法讓他們付出的機會成本，社會總成本就是9分鐘。如果闖紅燈者不受到任何懲罰，那么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倒向成本更低的違法行為。

同理，1個人零元購了600美元的商品，抓住他一個人的成本或許超過了600美元，但可以阻止很多潛在的600美元零元購，也為為所有正當體面工作的人省去600美元的機會成本，不抓的社會成本遠大于抓。1名性工作者通過賣淫獲得1000元收入，相當于每個在創造社會價值崗位上工作的人損失了1000元機會成本，最終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勞動力退出正規勞動力市場去“賺快錢”，大大降低從事社會生產的力量。

西方圣母們在上述問題上得出荒謬答案的根源在于，對宏大敘事的反對消解了他們用普遍聯系的觀點分析社會問題的能力。高度分工造就了人類社會，而且分工的深度還在不斷加深，人的行為之間的聯系和相互影響（經濟學屬于叫外部性）越來越大，社會科學本應跟上客觀現實的發展，用更系統全面的視角厘清社會各部分的互動機理，分析局部變化對社會整體的影響，從而得出實效和價值上的判斷。

社會科學都不是能用實驗結果驗證的“科學”，也應該用科學的態度去分析求索、逼近客觀規律。可惜西方社科是最意識形態掛帥的，對革命和變革的恐懼掛帥，就必須消解可以發揮組織動員能力的宏大敘事，背離廣泛的社會分工、加深的社會聯系，把自己的視角不斷縮窄，徹底放棄追求科學的態度和嘗試，試圖通過對一個分子的研究論斷宏觀氣候會如何變化。

不要大國崛起只要小民尊嚴，早已不是什么所謂價值選擇，而是對社會客觀的視而不見，把腦袋插入狹隘的沙堆中自娛自樂，最終廢掉自己的社科研究能力，乃至基本的邏輯思考智商。上面舉的例子的謬誤無一不在忽視或偷換宏觀概念，最后被社會運行無情打臉。從禁毒到毒品泛濫的滑坡事實在一個又一個國家重復上演，小額盜搶和黃賭毒把社會基層運轉打得千瘡百孔，價值生產功能日漸萎縮。

在捍衛偷盜、黃賭毒等“少數群體”權益的過程中，多數群體的利益損失是研究中的無關事項，或者說正是對前者“權利”的捍衛，最終拉更多清白的人下水，讓“少數群體”變成了社會的“多數群體”，這樣不就更沒有人迫害少數群體了嗎？

回到趙宏等專家還有網上法學自來水為吸毒記錄封存的辯護，為了證明預設的結論，他們把所有能犯的邏輯錯誤全部犯了個遍，充分暴露了意識形態掛帥之下的“學術”強辯有多么可笑。平時他們還能躲在象牙塔里、用無聊期刊和專業術語打消外界較真的念頭，可一旦到了聚光燈下被審視，就徹底露出了立場的屁股和能力的底褲。

所以說，新自經濟學、“進步主義”法學等本身是就是一種毒品。它讓吸食者中斷和現實社會的聯系，脫離正常的邏輯過程，直接獲得悲憫蒼生的優越、世人皆醉我獨醒的超然、堅持學術真理的虛偽多巴胺，最后破壞掉自己的思考能力。當不如意的事實殘酷地拍在臉上，他們的反應也絕不是戒斷毒癮回歸現實，而是加大劑量、重新耽沉于幻想之中。

吸毒需要毒資，學術吸毒亦不例外。在社會分工中，這些西方思想入腦的專家處于相當優渥的地位，即使不產出對社會有益的學術文化產品，依然能憑藉圈子互捧的頭銜拿到可觀回報。恰恰是這些社會分工的超額得利者最痛恨支撐社會分工的宏大敘事，享受社會多數的供養吃得滿嘴是油，反過來罵社會大多數迫害（包括他們在內的）少數。

還有一些人，他們的客戶是違法犯罪的少數群體，自然要為這些“少數群體”發聲（比如刑事訴訟是檢察院公訴，律師只能掙嫌疑人的錢，所以刑事律師魔怔人比例比民商法律師高很多）。而且很多私權所有者能夠從宏大敘事的瓦解中擴大權力、擴張地盤，很樂意為他們紡織的皇帝新衣買單，這種情況筆者此前分析很多，不再贅述。

群眾的意見就是“民粹”嗎？

人在滿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必須思考一些超越狹隘“自身”的命題，寄托自己的價值實現需求，這是人及人類社會對宏大敘事的固有需要。新自和“進步主義”消解了社會進步和集體合作層面的宏大敘事，用環境保護、動物保護、性少數權益保護乃至罪犯權益保護等等學說填充精神價值的缺失。

這些學說運動名義上“關懷微觀個體”，但本質上還是對社會運行和人的行為價值進行了總體判斷，是一種擰巴的、自欺欺人的宏大敘事。這就決定了這些學說的偽善性，其信眾必須把自己歸類到與眾不同、率先覺醒的少數，作出悲憫引導多數的姿態，最終滿足作為少數的自己的虛榮優越感。

為了把自己劃歸到少數之中，他們要用身份（如LGBT）、消費符號（如蘋果人）和專業學術構造壁壘。西方以及拾人牙慧的國內文科中，相當比例是服務于壁壘建構需要的，為自己的“覺醒”異見編織一套高大上的“專業性”罩袍，再將所有反對其觀點的群眾意見斥為“民粹”。我們已經看到，趙宏的朋友們和一些自詡理客中的人已經跳出來，開始大罵反對群眾是“烏合之眾”。

誠然，現代社會的復雜性決定了，普通人很難透徹了解非自己專業或經常接觸領域的“常識”，甚至很容易被固有印象、刻意引導等帶偏，提出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言論。但這絕不意味著，大眾對于每一項社會問題的認知都是粗淺的、從眾的。作為掌握專業知識的人，更要去盡量客觀全面的傳播解釋基本情況和基本邏輯，提高群眾的認識力判斷力，而不是仗著專業、少數的帽子去捂普通、多數的嘴。

在本次風波中，我們看不到趙宏教授的朋友們、支持者們好好講事實、擺數據、捋道理，網友提出的幾個關鍵問題（治安處罰會不會導致“人均污點”，吸毒和打架偷盜一不一樣，外國禁毒松弛的不斷滑坡，二審到三審適用范圍的實質性擴張等）都沒有得到正面回應。這再次證明，口口聲聲要啟蒙民眾的那群人實際上并不喜歡民眾的思考能力，只是想把自己的觀點灌輸給想象中“愚昧”的群眾而已。

恐懼群眾力量的人，將一切群眾的主體意見斥為“民粹”，自詡客觀理性清醒。真理不天然掌握在多數人手里，但也不天然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只有客觀實際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難道消費者連飯菜是不是“新鮮現做”的標準都把握不準？鐵腕禁毒的共識，是我們用近代民族的血淚、新中國幾代人的努力、無數緝毒警的犧牲奉獻共同鑄就的，絕不是少數專家用什么“少數人權利”說辭就能打破的。

中國法學界特別喜歡掰扯“法制”還是“法治”的區別，經過他們的努力，現在“法治”成了官方文件中更常用的表述。法治的英文是rule of law，直譯為“法的統治”，但法律只是一尊不會說話的神像，法的統治只能由解讀神諭的祭司們代行，構成實質上的“rule of lawyers”，即法律人的統治。

這種“法治”本質上是德爾菲神廟等“神治”的變形延續，可惜中國在上古就完成了絕地天通，新中國成立后更是經歷了徹底的社會革命和無神論教育。想把西方的“神治”登堂入室、讓跪拜偽神的法律專家口含天憲，先問問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第一塊浮雕是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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