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徐敏與壯漢結婚

1939年湖南平江，農漢把姑娘拖進破屋硬說是老婆，這一抱，保住了新四軍唯一的活口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27集團軍的特務隊把平江嘉義鎮圍了個鐵桶一般，連只蒼蠅都飛不出去。

就在這一天，新四軍那個隱秘的通訊處被連鍋端了，血流成河。

可誰也沒想到，國民黨處心積慮搞的這場“斬草除根”，最后竟然毀在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手里。

這事兒說起來，真得感謝那位叫“顯大叔”的農民那股子機靈勁。

那天下午，槍聲已經稀稀拉拉響起來了，空氣里全是火藥味。

22歲的通訊員徐敏正準備去上廁所，剛出門就被顯大叔一把攔腰抱住。

這姑娘還沒反應過來，就被這漢子粗暴地拖進了路邊的一間破土屋。

顯大叔二話不說，把她按在發霉的床板上，扯過一床餿味沖天的破棉被把人蓋得嚴嚴實實，壓著嗓子吼了一句：“別動！

從現在起，你就是我堂客！”

這哪是什麼“惡霸搶親”，這是在閻王爺眼皮子底下搶人命。

僅僅過了幾分鐘，國民黨大兵的槍托就砸得木門“哐哐”響。

幾個兇神惡煞的兵痞闖進來，端著槍四處亂戳。

顯大叔一臉憨厚，搓著滿是老繭的手，指著床上隆起的那一坨被子說，那是自家婆娘，病得快死了，起不來身。

那幾個兵嫌屋里味道太沖，罵罵咧咧地踢翻了幾個板凳，轉身走了。

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那一床又臟又破的棉被底下，藏著后來能讓蔣介石在輿論上灰頭土臉的“王炸”。

當時的局勢，亂得跟鍋粥一樣。

表面上大家都在喊“國共合作抗日”，但實際上呢？

蔣介石那邊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

就在這年年初，國民黨搞了個五屆五中全會，弄出個《限制異黨活動辦法》。

說白了，重慶那位雖然還在陪都坐著，但心思已經從“怎么打日本人”分了一半出來琢磨“怎么搞垮共產黨”。

第27集團軍總司令楊森接到的命令就是四個字：就地解決。

這意思再明白不過了，就是要讓平江通訊處徹底消失，連個渣都不剩。

外面的世界這時候已經變成了煉獄。

新四軍的高級參謀涂正坤，剛走到門口就被亂槍打成了篩子；特委書記羅梓銘被抓走后，這幫沒人性的東西竟然把他活埋了。

國民黨這次動手，講究的是“死無對證”，對外統一口徑說是新四軍內部嘩變，自己打自己。

如果徐敏也死了，這樁慘案最后大概率會變成一樁無頭公案，任由國民黨的宣傳機器顛倒黑白。

徐敏躲在被窩里，渾身都在抖，這不是怕死，是氣的，也是急的。

她聽著外面的動靜，心里跟明鏡似的：只要自己活著出去，這就是鐵證；要是死在這兒，戰友們的血就白流了。

等到天黑，顯大叔確認周圍沒兵了，才把她放出來。

但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鬼門關還在后頭。

一個大姑娘，想要穿過層層封鎖線，難比登天。

這時候徐敏展現出了驚人的心理素質，她利用平時挑水對地形的熟悉，把自己搞得灰頭土臉，喬裝成一個出門干活的村婦。

挎著個破籃子，挑著水桶，硬是在那一雙雙殺氣騰騰的眼睛底下，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

后來為了保險，她干脆把自己弄得蓬頭垢面，扮成乞丐，一路要飯。

這哪里是逃亡，分明是一次帶著血海深仇的單刀赴會。

這一路上的艱辛，咱們現代人根本想象不到。

她餓了就啃樹皮、討剩飯，渴了喝涼水，硬是憑著兩條腿走出了平江這塊死地。

她身上背負的，不是她一個人的命，是涂正坤、羅梓銘等烈士未寒的尸骨，是必須傳出去的真相。

等到徐敏終于找到黨組織，把平江慘案的細節——那些槍聲、那些鮮血、國民黨的背信棄義——一五一十地報告上去后，延安那邊徹底震怒了。

毛澤東在追悼會上直接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說《必須制裁反動派》，指著國民黨的鼻子罵他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

周恩來、葉劍英拿著徐敏帶出來的第一手鐵證，把國民黨代表問得啞口無言。

全國輿論瞬間炸鍋，老百姓這才看清，是誰在前面拼命抗日，是誰在背后捅刀子。

回過頭來看，1939年那種環境下，“確山慘案”、“博山慘案”接連發生，國民黨搞摩擦不是一天兩天了。

但之所以平江慘案能鬧出這么大動靜，讓國民黨在政治上吃了大虧，徐敏這個“幸存者變量”太關鍵了。

如果沒有她，這段歷史可能只有冰冷的死亡數字，而沒有具體的、帶血的控訴。

抗戰勝利后，這位經歷過驚濤駭浪的女戰士，選擇了最平淡的歸宿。

她回到家鄉，拿起教鞭，成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師。

那個曾經在破被子里屏住呼吸的年輕姑娘，后來站在講臺上給孩子們講過去的故事。

她很少提自己多勇敢，總是說那是一場必須要贏的戰斗。

顯大叔那句看似荒唐的“你是我堂客”，在那個至暗時刻，不僅救了一條命，更護住了一段不容篡改的歷史。

國民黨反動派以為靠屠刀能切斷血脈，卻不曾想，正是這些看似柔弱的普通人，用智慧和信仰，把他們編織的謊言撕得粉碎。

直到1997年，這位老人安詳離世，享年80歲。

參考資料：

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南省志·共產黨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