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奧朗訪談｜哲學的危險在于讓人遠離現實

哲學的危險在于讓人遠離現實

受訪者丨齊奧朗 E. M. Cioran

埃米爾·米歇爾·齊奧朗（EmileMichel Cioran，1911-1995），有羅馬尼亞語及法語創作格言、斷章體哲學著述傳世，以文辭精雅新奇、思想深邃激烈見稱。在訪談中，齊奧朗將自己的哲學學習經歷、深度失眠問題、童年家庭過往、語言翻譯困擾等種種經歷、思想和瑣事一一道來。這篇訪談態度真誠、觀點犀利，是深入了解哲學家齊奧朗的絕佳文本。

采訪者：詹森·韋斯 Jason Weiss

受訪者：齊奧朗 E. M. Cioran

時間：1983年8月

地點：巴黎拉丁區公寓，齊奧朗當時已在這里住了二十年

齊奧朗作品丨在絕望之巔↑

01

關于哲學

韋斯：你曾說過，薩特等在德國式話語體系中的人，對哲學語言產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可以再詳細談談這一點嗎？

齊奧朗：嗯，首先我得說，在我非常年輕的時候，我自己也深受這種德國行話的影響。我曾以為，哲學對于他人不應該是好進入的，它得是一個封閉的圓，人需要盡可能地使用學術的、要花費大量精力的、復雜的術語。我是一點一點才明白哲學語言偽飾的那一面。

我的這一發現要極大歸功于一位作家，瓦雷里（法國象征主義詩人）。因為他的寫作語言非常純凈，他不是哲學家，但他一樣影響了哲學，而他是很厭惡哲學語言的。那些行話會給你一種高于他人的感覺。哲學式的驕傲是一種最糟糕的存在，并且它極易蔓延。不管怎么說，在這一點上，德國對法國的影響是災難性的，法國人再也不會把事情往簡單了表達。

韋斯：但這是什么原因導致的呢？

齊奧朗：我不知道。但很明顯，薩特是有份于這一“流行”的，因為他的個人影響力太大了。而那時海德格爾在法國的影響又很大。比如，當說到死亡時，海德格爾會用極其復雜的話語去表達那些很簡單的東西，我能理解人們被他這種風格深深誘惑。但是哲學風格的危險就是，讓人與現實完全脫節。哲學的語言導向自大。一個人以此創造出一個以自己為神的人造世界。我年輕時曾因明白這套行話而洋洋得意，但在法國居住的這些年徹底治好了我這個毛病。我不是職業哲學家，我其實根本不是哲學家，但我知道我的道路是與薩特相反的。這是為什么我轉向那些以倫理教化而聞名的法國作家，如拉羅什富科（法國古典作家，代表作《道德箴言錄》）、尚福爾（法國作家），他們為當時社會中的婦女寫作，他們風格簡單，卻表達著非常深刻的東西。

↑海德格爾

韋斯：哲學是最先讓你感興趣的事物嗎?

齊奧朗：在十七歲到二十一歲這個階段，我幾乎是排他性地去學哲學，并且只學那些最宏大的哲學體系。大多數詩歌和其他文學，我都看不上眼。但很快，我就與大學愉快地分道揚鑣了，我把大學看作智性上的不幸，甚至危險。

韋斯：你那時讀尼采嗎？

齊奧朗：我讀哲學的那會兒是不看尼采的。我看的都是嚴肅哲學家。（笑）但當我讀完哲學后，當我不再相信哲學時起，我開始讀尼采了。我很快意識到，尼采并不僅僅是哲學家，他還是一種氣質。所以，我會時不時地讀他，但從沒系統地讀過。

現在我是真的不再讀了。我認為他的書信最稱得上是他真正的作品，因為在那些信里面，他是真實的，而在其他作品里，他是自己幻象的囚徒。讀他的信，人們能看到他是個可憐人兒，是個病人，是他所宣稱的一切的反面。

韋斯：你在《誕生之不便》（The Trouble with Being Born）一書中寫到，你之所以不再讀尼采了，是因為你發現他“太天真”。

齊奧朗：（笑）是，我寫得有些過分。那是因為權力意志的整個浮夸愿景這些，都被他強加在了自己身上，因為他是個可憐的病人。它的整個基礎是錯的，是不成立的。他的作品有種無法形容的自大。但當讀到他同時期的書信時，你會發現他是可憐的，這非常觸動人，他像是契訶夫筆下的一個角色。我年輕時曾與他有過某種聯結，但之后就沒有了。他仍是一位偉大的作家、偉大的文體家。

韋斯：不過一直有評論拿你和他做對比，認為你是在沿循他的軌跡。

齊奧朗：不，這說得不對，雖然很明顯，他的寫作方式影響了我。他身上有其他德國人所不具有的東西，因為他讀了大量法國作家的作品。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韋斯：你也曾說過，年輕時讀過不少詩歌。

齊奧朗：那是更晚些時候。我對哲學的失望令我轉向文學。老實說，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意識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一個偉大的哲學家重要多了，而且偉大的詩篇是某種不同尋常的事物。

韋斯：那時你嚴重的失眠問題是不是也影響了你的這種想法？

齊奧朗：它確實是我離開哲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意識到在那些異常絕望的時刻，哲學對我毫無幫助，完全無法提供解答。于是我轉向了詩歌和文學，雖然在那里我依然找不到答案，但找到了與我相近的心智狀態。可以說，我那些不眠的夜晚帶領我擺脫了對哲學的偶像崇拜。

02

關于失眠

韋斯：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睡不著的？

齊奧朗：從我青少年時就開始了，大概十九歲吧。它的意義遠比一個單純的醫學問題要更深，事實上它是我人生中根本性的、最嚴肅的一個經驗，其他的都位列其下。那些無法入眠的夜晚打開了我的眼睛，因著它們，一切對我來說都改變了。

韋斯：你現在還受這樣的失眠之苦嗎？

齊奧朗：少多了。那會兒是明確的一個階段，大概有六七年，也就是在那時我對世界的觀點改變了。我認為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它是這樣發生的。正常情況是，一個人就寢后睡了一整夜，開始新的一天時幾乎像開始一次新生。這不僅僅是另一天，而是另一次生活。如此，他可以理解事物，可以顯明他自己（的存在），可以理解現在、有未來，等等。

但對于不睡的人，從上床睡覺到早上起床的這段時間是連續的，沒有間斷，意識沒有被壓制。所以，你沒有早上八點起床開始新生活這一說，八點的你還和前一晚的你一樣。夢魘不間斷地延續下來，到了早上，你和前一晚沒有任何不同，開始又何從談起呢？新生活不成立了。整個一天如同一場審判，是一場審判的持續。其他人都奔向未來了，而你被落在外面。因此，當它持續數月、數年，人對事物的感受、對生命的看法都會被強行改變。你看不到什么未來，因為你不再擁有未來。我真的是把它看做我人生中最糟糕、最不安，或者簡言之——最重大的一次經驗。它還伴隨一個事實，就是你只有你自己。夜半時分，所有人都睡了，而你卻是唯一醒著的那個。即刻我便不再屬于人類的一分子了，我活在另一個世界。想不屈服于此需要異于尋常的意志。

韋斯：屈服于什么？瘋狂嗎？

齊奧朗：沒有，沒有像我到這種程度的。或許瘋人院里有。但是我一點也沒變瘋，這倒挺有趣的。我那時經常喜歡做的事，是晚上出去散步。說來奇怪，我到了巴黎之后也一直這么干，直到大約十年前。常常是如果半夜無法入睡，我就起來散步，兩三個小時地穿越巴黎。像那樣凌晨四點還在外面閑逛，如今已經太危險了。我喜歡走遍那地方。我會等到人們要開始上班時返回家，小憩一會兒。但那已經是我比較好的時候了。

韋斯：那樣能幫助你冷靜下來一點？

齊奧朗：是的。這段深度失眠的時期在我到了巴黎后停止了。你知道怎么停止的嗎？靠騎自行車。說起來很奇怪，當時有點像是遭遇了幻覺。我在巴黎呆了幾個月后，有一天在米歇爾大街上，有人要賣我一輛自行車。那是一輛賽車，但賣得一點也不貴，于是我說好，就買下了。那就像是天意，聞所未聞的好運氣。我騎著那輛自行車跑遍了法國，好幾個月都在路上。

當時我拿到一筆法國政府發放的獎學金，用于做論文，是從1937年到1940年，做哲學論文。其實當然沒有！索邦大學我一天都沒去，我撒謊了。那會兒我正幾公里幾公里地騎著自行車，數以月計，穿越了整個比利牛斯山脈。我一天能騎到一百公里。這樣的體力消耗讓我得以入睡。戰前法國物價很低，我到達一個村子后，可以隨便吃我想吃的，喝一瓶葡萄酒，然后睡在田間。那是很回歸自然的生活，非常健康，從早到晚地鍛煉身體。當你一天騎行一百公里后，就沒可能不睡了，毫無疑問。所以，跟藥物沒有關系。因為我曾經——這對我來說有點不幸——在羅馬尼亞、在法國看過不少醫生，每一個都給我開了藥，但那些藥只是弄壞了我的腸胃和其他一切，這很危險。當時即使是安眠藥，也最多只能讓我睡兩三個小時，醒來后一整天都頭痛，真可怕。我吃安眠藥吃壞了，那之后再沒碰過。就是這樣，天意般的自行車拯救了我。

韋斯：有其他失眠癥患者認可你的治療？

齊奧朗：有的。我們有一大批失眠癥患者，像是某種工會似的，大家都在遭受同樣的疾病。我們馬上就能互相理解，因為我們都知道那種戲劇性。失眠的戲劇性就是，時間不再流逝。夜半時分你躺下了，但你已不再在時間之中了。也不在永恒里。時間過得如此之慢，令人痛苦萬分。活著的人會被時間帶著向前，因為他們身處時間之中。而當你清醒地躺著時，你就在時間之外了。時間在你之外流逝，你無法跟得上時間。

韋斯：在《墜入時間》（The Fall into Time）中，你寫到，“其他人墜入時間，而我墜入時間之外”。這是從失眠而來嗎？

齊奧朗：那倒不是，但這個看法產生了深遠的效應。我認為我寫得最好的就是關于時間的那幾頁。人墜入時間，進一步墜得比時間更深。我覺得這是我更具原創性的觀點之一，即你同時也意識到時間。一般來說，人意識不到。一個人在做事或投入某件事時，是不去想時間的，否則就太荒謬了。但對時間的意識，證明了你在時間之外，你被驅逐出去了。你可以把它叫做一種哲學經驗或形而上的經驗。我想起我第一次對時間有所啟悟的場景。我當時還是個孩子，五歲，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某個下午，我甚至記得是幾點，那是下午三點。突然之間，我發覺我在旁觀時間流逝，我不在其中，我在時間之外。我把這次持續不到十分鐘的知覺，看做我第一次對厭倦、無聊的意識經驗。厭倦也是一種對時間發出的意識，因為時間在那時也不流逝了。所以說，我對時間的那種意識其實預先已有，而失眠催化了它。

韋斯：當時周圍有其他人在場嗎？

齊奧朗：沒有，當時我完全是一個人。當然，那會兒我還沒法確切地表達出我經驗到的，但我知道那經驗是什么。因為我從未忘記它，就像剛發生在昨天，但其實已幾乎過了一生了。我認為從那時起，我不再是個動物了。我進入了人性，有了對于人之為人的經驗。所以，我被預定了失眠。因為何為睡眠？睡眠是返回無意識，返回動物性，返回生前，返回遺忘。失眠癥是最糟的疾病。

韋斯：你失眠最嚴重的那段時期，在做夢方面怎么樣？

齊奧朗：因著安眠藥，我能睡最多兩到三個小時了，但我會做非常恐怖的噩夢，恐怖至極。那些噩夢非常激烈，醒來時心臟會劇烈地跳動。

韋斯：你寫感覺自己在時間之外的這些經驗，有沒有收到許多回應？

齊奧朗：我遇到一些對我寫的很有同感的人。他們明白這種感受，我收到很多他們的來信。他們可能沒辦法確切地描述，但都有這種相同的存在感。

韋斯：你會把你的失眠癥當做探索你自己哲學的一個工具嗎？

齊奧朗：當然。每件事，不論我認為是不是直接與失眠有關，如果拋卻失眠的因素，就都會缺乏某種瘋狂。這是不可否認的。通過失眠，這些事情都有了另一個維度。

韋斯：在那些睡不著的夜晚，你會寫東西嗎？

齊奧朗：會，但不多。我寫東西的時候不多，我從未把它設想成某種職業。我不是作家。我寫了這些小書，都無足輕重，并不是所謂的“作品”（oeuvre）。我在我的人生中無所作為。我僅有一年授業經歷，當時我在羅馬尼亞的一所中學當老師。但從那以后，我再無職業，而是活得有點像個學生。我的人生因為無所作為而沒有成為一個失敗，我把這看做我最大的成功。

03

關于寫作

韋斯：不過你的書得到了很多關注，不是嗎？

齊奧朗：其實只是最近這三年，別人才談論到我的書，真的。這么跟你說吧，1950年的時候，人們有幾個月的時間提到我，就是《解體概要》（A Short History of Decay）出版之后，接著呢，三十年的時間里幾乎不再提及。真的。我不為人所知，只有文學圈的幾個人知道我。不過幾年前隨著平裝版出來后，事情不一樣了。

↑《解體概要》中文版

韋斯：《苦澀三段論》（Syllogisms of Bitterness）平裝版出版后，收獲了巨大成功。

齊奧朗：之前二十多年只賣出兩千本。我有三十年的時間處在被遺忘中，這是我的運氣。對我來說，一個作家的戲劇性就在于年輕時成名，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因為大多數年少成名的作家，之后就會開始為他們的讀者寫作。我認為，寫一本書時不應該考慮其他人。你不應該為任何人而寫，應該只為自己寫。一個人絕不應該為了寫一本書而寫一本書。因為那沒什么現實性，只是一本書而已。我寫的所有東西，我寫作，都是為了從壓抑與窒息中逃離。并不是像人們說的，源于某種被激發。它可以說是為了得到某種自由，得以呼吸。

韋斯：你與寫作的實踐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思考、沿循某些觀點是一回事，而寫作終究是另外一回事。

齊奧朗：確實是，在我的人生中，寫作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我變更了語言。這對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三十六歲時我開始用法語寫作，一個人在十五或二十歲時變換語言是一回事……

韋斯：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學法語的？

齊奧朗：我并沒有學過法語。在羅馬尼亞，人人都會點法語，不是特意去學的。有的人法語極其流利，但我不是。因為我生于奧匈帝國。我父母完全不會法語，他們講羅馬尼亞語和匈牙利語。我們家沒有任何法語文化。但是在布加勒斯特，法國是知識分子圈的第二語言，每個人都會用，每個人都會讀。

我法語說得很不流利，這讓我非常慚愧。我的同齡人法語都非常好，尤其是中產階級，這也是想當然的事。我自然會讀法語，但我不說法語。1937年我來法國后，正值二十六歲，我并沒有隨著定居就開始用法語寫作，直到1947年前，我仍一直用羅馬尼亞語寫作。這期間我沒有出版任何作品，盡管我寫了很多。

1947年，我在諾曼底的一個村子里，當時我正把馬拉美的作品翻譯成羅馬尼亞語。突然間我被一種感覺擊中，就是這樣做毫無意義。我人在法國，我并不是個詩人，我翻譯得很差，為什么我還在做這件事？我不想再回到自己的國家了。就像得到了某種啟示，我對自己說：“你得放棄自己的母語。”帶著這樣的念頭，我回到了巴黎，開始用法語寫作。但是，這比我想象得還要難得多。我以為我就這樣開始寫吧。大概寫了一百頁還是一百五十頁后，我拿給一位朋友看，他說：“這不對，你得全部重寫。”我挺惱怒的，但這讓我開始很嚴肅地對待這件事了。

我像個瘋子似的沉浸到法語中，被字典等其他東西包圍著。我做了極大量的功課。第一本書（指齊奧朗的第一本法語著作《解體概要》）我寫了四遍。在它之后，我就沒辦法再寫了，因為詞語已經讓我犯惡心了，干嘛還寫？《苦澀三段論》其實有些零碎，是片段。現在它是我在法國被閱讀最多的作品。

韋斯：在四次寫作過程中，第一部作品有很大的變動嗎？

齊奧朗：有，文體上變了很多。我想要以這種方式報復我在羅馬尼亞時那些法語很好的同伴，但這是無意識地。同時我也有身為外國人的復雜性。

韋斯：剛來巴黎的那幾年，你認識的人多嗎？

齊奧朗：不多。知識分子圈里的尤其少。我也不認識任何作家。我當時非常害羞，誰也不認識我。我認識不少來巴黎避難的人，但都不是法國人。我認識一些和文學無關的人，這點更有趣。幾年前，有個來巴黎的羅馬尼亞人，說想認識一些作家。

我告訴他，他不應該去與作家相熟。對于一個外國人，比起和作家交談，去與出租車司機或者妓女交談會更重要得多。他非常生氣，并且對我說了侮辱的話。他并沒明白我的意思。

韋斯：你在書里的某些段落中為流浪漢抱不平，仿佛他們的處世態度是正確的。

齊奧朗：那是因為我有位朋友就是流浪漢，他相當有趣。他在好多咖啡館演奏樂器討生活。我一年見他四五次，或者他來見我。是他讓我開眼見識到了流浪漢的生活，因為他自己就過著那樣的生活。他并不是個很窮的家伙，他靠著演奏有些積蓄。他是個會思考事情的人，他告訴我的一切都非常令我驚嘆。很原原本本的一種生活。

你知道他有天做了件什么事嗎？他去到香榭麗舍大道上的那家大餐廳，富格餐廳，演奏他的單簧管，但人們沒付他任何東西。于是他說：“既然你們這么窮，那我來幫忙吧。”接著他在每張桌子上都放了點錢。結果有人報了警，他當時穿著的拖鞋落了在人行道的一邊。這時他干了件離奇的事。有位很優雅的年輕女士路過，他對她說：“有警察找我麻煩，我把拖鞋落在人行道那邊了。如果不麻煩的話，能不能請你幫我取過來？”那位女士走過去，真的幫他拿了過來。他曾經做這類事情。我在我最后一本書《四分五裂》里有提到他。

↑《齊奧朗《四分五裂》

韋斯：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你曾說“作家的受教育程度必須保持不完整”。

齊奧朗：是的，一個作家不需要全面深入所有事情。當他說到某些事物時，不應該是知曉關于它的一切，而是知曉與自己性情相符的那些就好。他不應該是客觀的。一個人可以深入討論一個主題，但是在某個方向上，而不是在所有層面上。對一個作家而言，大學是死路一條。

韋斯：你有沒有什么特別的寫作習慣或者開始寫作的情境？

齊奧朗：我從來沒辦法在正常的狀態下寫作。即便是些平庸的東西，我也從來說不出“這會兒我想寫點兒”這樣的話。我總是得要么沮喪，要么憤怒、暴怒或者感到惡心才行，正常狀態下從來不行。我更傾向于在半沮喪的狀態下寫作。總之得有些東西不對勁才行。當人在中立情緒下時，為什么要寫？為什么要宣告一些事？也許，就像大家說的，我寫的東西有病態的一面。這是真的，我也發現了，對我寫的東西回應最熱烈的，都是些會表露激情的神經敏感的人、半瘋子。

齊奧朗｜著，唐江｜譯

文章選自《在絕望之巔》，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年6月版

文章僅用于分享交流不作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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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奧朗《在絕望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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