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六十歲的葉選平當選廣東省省長,他是葉劍英元帥的長子,但隨著任職消息的公布,關于“第三梯隊高干子女”的議論也隨之發酵。
有輿論認為革命后代是憑借家庭背景占據的要職,也有輿論質疑葉選平的能力。
面對這些聲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在公開場合作出了明確回應,他直言:“我們選拔干部,看的是資格和能力,不是看出身,”那么,葉選平的能力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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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選平
李瑞環的發聲,有其明確的時代背景,八十年代初,干部隊伍面臨新老交替,中央提出要選拔培養“第三梯隊”,即年輕后備干部。
在這一過程中,一批革命后代因緣際會走上臺前,這本是正常的人才更替,但不可避免地社會上出現了一些雜音,將“高干子女”與“太子黨”等封建標簽掛鉤,質疑選拔的公正性。
這種論調,本質上是一種新形勢下的“血統論”——它預設了家庭出身決定個人前途,認為權力會在特定家族中傳遞。
這種觀念不僅有失公允,更會挫傷一大批實干者的積極性,污染健康的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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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底北京
李瑞環的回應,正是對這種錯誤思潮的當頭棒喝,他強調:“評判誰能當接班人,首先不能看他是誰的兒子,而是看他夠不夠資格。”
這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紅線:選拔的標準是資格與能力,而非血緣親疏,不能因為父親是高干,就對其子女另眼相看,無論是優待還是歧視,都背離了任人唯賢的原則。
為葉選平個人辯護是表,捍衛一套客觀、公正的干部選拔制度才是里,李瑞環以自己“木匠”的出身與葉選平“總工程師”的資歷對比,極具說服力地闡釋了“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的平等觀,以及“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人才觀。
他是在向外界表明,在新的歷史時期,黨選用干部的邏輯,是看其能否服務于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而非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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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環
那么,葉選平究竟是否“夠資格”?答案不在其父的豐功偉績里,而深藏于他本人長達數十年的基層履歷中。
葉選平的人生上半場,與“省長”的行政光環毫無關系,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技術專家,一個自稱的“機械匠”。
他的起點是延安的自然科學院,1941年,16歲的葉選平奔赴延安,進入自然科學院的機械專業學習,這所學校是我黨在艱苦條件下創辦的高等科技學府,旨在培養自己的技術人才。
在這里,他并非特殊照顧的對象,而是與其他青年一樣,在窯洞中苦讀,在大生產運動中鍛煉這段經歷為他奠定了扎實的技術基礎,更烙印了務實求真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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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選平和葉劍英元帥
新中國成立后,葉選平將所學全部投入工業建設一線,從沈陽第一機床廠的車間副主任干起,后赴蘇聯實習深造,歸來后歷任總工程師、副廠長。
他在我國最頂尖的機床廠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從東北的沈陽到首都的北京,長期與圖紙、機床和工人師傅打交道,這是一段遠離權力中心、沉浸于具體專業技術的“沉潛”歲月。
他解決的是一個個具體的生產技術難題,管理的是一個現代化工廠的復雜體系,這種經歷鍛造了他嚴謹、細致、尊重科學規律的工作作風。
當他后來主政地方,要求匯報工作必須數據準確、拒絕“大概可能差不多”時,其源頭正是這數十年技術工作養成的職業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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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5歲的葉選平調任廣東省副省長,這次調動,并非對其技術生涯的否定,恰恰是時代對知識型、專業型干部的強烈呼喚。
改革開放序幕拉開,百業待興,尤其需要懂經濟、懂管理、懂技術的干部來開拓局面,葉選平這樣擁有深厚工業背景和現代管理經驗的專家,正是國家急需的人才。
從“機械匠”到“省長”,這不是什么“蔭庇”,而是一個專業人才在歷史轉折點上,其能力與國家戰略需求的高度契合。
如果說之前的資歷是“資格”的證明,那么葉選平在廣東主政十年的表現,則是其“能力”最硬的答卷。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的省長位子壓力巨大,考驗的是真刀真槍的改革膽識和治理智慧,葉選平展現了鮮明的“工程師式”施政風格,他善于將復雜的系統問題拆解分析,抓住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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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推動物價改革這一棘手難題時,他沒有冒進,而是選擇從蔬菜、魚類等副食品入手,逐步放開。
當市場出現短期波動和群眾不滿時,他敏銳地洞察到問題核心是供應不足,而非價格放開本身,于是雙管齊下,一方面打擊投機,一方面大力鼓勵生產,最終穩定了市場,豐富了供應。
這個過程,宛如解決一個復雜的工程問題:診斷癥結、測試方案、調整參數、達成穩定運行。
在更宏觀的層面,他堅定推進各項體制改革探索,在基礎設施建設中,大膽推行“以橋養橋”、“以路養路”的創新投資機制,加速了廣東交通面貌的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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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廣州
他堅持和完善財政包干制,極大地調動了地方發展的積極性,這些舉措,現在看似平常,但在當時都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實事求是的擔當。
他用行動詮釋了自己后來總結的廣東經驗:“認認真真做貓,把老鼠逮住!”——即在中央劃定的框架內,以實踐效果為導向,大膽探索,務實干事。
葉選平主政廣東的時期,正是廣東經濟起飛、奠定全國領先地位的關鍵階段,他的工作獲得了黨和人民的高度認可。
后人在紀念他時評價道:“在廣東改革開放開局起步的關鍵階段,葉選平同志勇當開路先鋒,堅持大抓經濟建設不動搖,為廣東‘先走一步’、實現跨越式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份沉甸甸的政績,是任何關于出身的議論都無法抹殺的鐵一般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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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選平在廣州宴請尼克松
回看李瑞環那句有力的辯護,其深遠意義早已超越為葉選平個人正名的范疇,它標志著一個政治文化的進步:努力從“看出身”的窠臼,轉向“看能力”的尺度。
當然,我們不必回避,良好的家庭環境可能為個人成長提供更優的教育資源和視野起點,但這與“世襲”有著本質區別。
關鍵的區別在于,個人的最終位置,是否經由公開的選拔程序、是否經受住實踐的長期考驗、是否取得了公認的工作實績。
葉選平的案例清晰地表明,他的晉升路徑符合這些現代政治的基本要求:他從最基層的技術崗位起步,經歷了革命戰爭、工業建設、改革開放多個時期的長期鍛煉,最終在改革開放一線的重要崗位上以實績證明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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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當我們討論任何領域的精英時,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科技,最核心的問題依然應當是:他是否具備勝任該位置的卓越能力?他是否為社會發展創造了真實的價值?
葉選平從延安的窯洞、車間的機床旁,走到改革開放的浪潮之巔的人生軌跡,以及那句“水平比我高”所承載的選拔邏輯,正是對這個問題最有力的回答。
它提醒我們,評價一個人,最終要看他的實踐與貢獻,這才是超越一切出身論、推動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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