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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 石慧玲 | 撰文
王晨 | 編輯
2024年2月13日,FDA批準了Onivyde(MM-398)(伊立替康脂質體注射液)為基礎的四藥聯合方案,用于轉移性胰腺癌的一線治療。
這是一項標準意義上的“臨床進展新聞”。但這項批準,卻在資本市場上觸發了一場遲到多年的“終局回聲”。
這一天,法國藥企益普生(Ipsen)按協議向 Merrimack Pharmaceuticals 支付了 2.25億美元的里程碑付款。而這,也成為了 Merrimack 這家公司此生最后一筆收入。
緊接著,更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
Merrimack 在公告中宣布:由于公司此后已不再擁有任何可觸發新增里程碑付款的資產,董事會決定——解散公司,并將這筆2.25億美元全部以“現金股息”的形式分配給股東。
一家其實已經“死亡”多年的生物科技公司,在最后一刻,突然向市場拋出了最后一次“遺產分配“。
時間倒回到2019年的波士頓,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清冷的寒意。對于一家生物科技上市公司Merrimack Pharmaceuticals的員工來說,這股寒意尤為刺骨。
這家曾風光無限的明星生物科技公司,此刻已成了一具空殼。經過數輪的裁員,公司解雇了所有的全職員工,連董事會也已分崩離析。昔日熙熙攘攘的實驗室空空蕩蕩,只有幾個負責清算的人員在維持著上市公司的代碼。
然而,詭異的是,這家僵尸公司的賬戶里,卻依然時不時有錢打進來。
這些錢來自一家法國藥企 Ipsen。2017年,Ipsen 以最高10億美元(包含里程碑付款)的價格,買下了 Merrimack 旗下的一款藥物——Onivyde(MM-398)。每當這款藥物在市場上賣出一盒,或者獲得一個新的適應癥批準,就會有一筆里程碑付款匯入 Merrimack 的空殼,然后作為分紅發給那些早已失望透頂的股東。
諷刺的是,這款如今養活了整個公司的救命藥,在幾年前,曾是 Merrimack 內部最不受待見的項目。管理層甚至不愿多看它一眼,在項目編號時他們用了一種“羞辱式”的方式:所有靶向脂質體藥物的代號以3開頭,MM-398的含義是“100減2等于98”。意思是:這是我們最后才考慮做的東西。
在這個被“AI制藥”、“網絡生物學”、“計算機模擬”等性感概念包裹的資本迷局中,MM-398 ,最后獨自扛起了所有。
而當時在Merrimack 內部MM-398的“升級款”藥物“MM-310”,這款被當時的項目科學家更看好、更有希望的藥物,卻因為莫名其妙的“非科學”的原因被管理層終止。現在專利已失效,除了為這個項目付出近十年時間的科學家外,沒有人再記得。
舊金山的科學家與波士頓的PPT精英
時間的指針撥回2000年初。在舊金山灣區,一家名為 Hermes Biosciences 的小公司正在艱難求生。
Hermes 的故事本身就帶著宿命色彩。這家公司由一位希臘裔學術泰斗創立,Demetrios P. Papahadjopoulos,他既是該領域的開山人物,又親手做出了成功上市的脂質體藥物 Doxil,本人就是最強的融資招牌。然而公司成立不到一年,這位創始人便意外去世,留下的團隊幾乎全部是他的博士后,既缺乏產業聲望,也缺乏資本號召力。Hermes 只融到第一筆啟動資金,此后多年在各類科研小額資助與商業項目之間艱難求生,勉強完成了一個小規模的 I 期臨床,雖已看到產品潛力,卻無力繼續推進。
“我們那時候是真的窮。”一位前 Hermes 核心科學家回憶道。這群科學家繼承了導師的衣缽,信奉傳統的科學實證主義。
正是在這個節點,臺灣的 PharmaEngine(智擎)介入——這是一家專門尋找“做好一期、沒錢做二期”的項目接手推進的公司,它先后兩次通過 License 方式拿走 Hermes 的亞洲、歐洲等地區權益,只保留美國市場由 Hermes 自持。依靠這些換來的資金,Hermes 才得以存活,并繼續推進新的創新項目,其中就包括后來被 Merrimack 看中的“HER2 抗體靶向阿霉素脂質體”——也正是這條后來不斷被并購、被轉手、最終走到臨床終點的命運主線。
與此同時,在3000英里外的波士頓,另一家公司 Merrimack 正在上演完全不同的劇本。
Merrimack 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它的創始團隊背景顯赫,匯聚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精英。與 Hermes 那種傳統藥物分子篩選土法煉鋼的氣質不同,這群計算機出身的Merrimack 向華爾街講述了一個極具未來感的故事——“網絡生物學”(Network Biology)。
在20年前,這個概念的性感程度不亞于今天的AI制藥——而放到現在,完全可以被稱作AI制藥。Merrimack 的管理層宣稱:“人體是一個復雜的網絡,傳統的試錯法太慢了。我們可以通過計算機模擬細胞信號通路,可以在源頭“設計”出最優抗體,從而繞開傳統藥物研發中大量依賴試錯的路徑,大幅壓縮研發時間、提高成功率、降低研發成本。”
正是在這套敘事之下,跨國藥企賽諾菲選擇了“相信這個故事”。他們以被稱作“MM121” 的Anti-HER3抗體項目為基礎,與 Merrimack 簽下了一份數億美元量級的授權合作協議,其中僅 upfront 就達到了約 7000 萬美元,總交易對價高達 5 億美元。交易落地后,Merrimack 手中第一次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巨額彈藥”。
手握巨資的 Merrimack 開始尋找獵物。Merrimack的一位高管曾在 UCSF 做博士后,和 Hermes 團隊長期有緊密的學術互動,深知 Hermes 手中那條“HER2 抗體靶向脂質體”管線的真實潛力,他們看中了 Hermes 正在研發的一款 HER2 靶向脂質體藥物(后來的 MM-302)。在波士頓精英眼中,Hermes 就像一個抱著金磚卻不知如何變現的鄉下親戚。
Merrimack 揮舞著支票簿,買下了 Hermes。那群舊金山的科學家搬到了波士頓。
當Modeler走進實驗室
搬到波士頓后,前 Hermes 的科學家們遭遇了一種文化沖擊。
作為一家以計算模擬為核心競爭力的公司,Merrimack 發明了一套“奇異”的管理制度。在公司內部,生物學家和化學家屬于“二等公民”,真正掌握話語權的是一群來自計算機背景的建模師(Modeler)。
“公司規定,每一個研發項目組,不管你是做藥理的還是做毒理的,必須配備一名 Modeler 做 Leader。
這種制度導致了一種荒誕的局面:
在一家做藥的企業里,一群做了一輩子實驗的生物學博士,必須聽命于一個連移液槍都沒摸過的計算機專家。當實驗數據與計算機模型出現矛盾時,“leader”的本能反應不是質疑模型,而是質疑實驗:“是不是你們的操作有問題?為什么數據不符合模型的預測?”
“我告訴他們,生物學太復雜了,現有的參數根本不足以支撐精準模擬。如果你只是用模型來解釋已知數據,那叫馬后炮;如果你想預測未知,那叫算命。”這位科學家曾在內部會議上抗議,“但他們聽不進去。他們已經把這個故事講得連自己都信了。”
在這種體制下,資源分配呈現出極端的兩極分化。
公司最傾注資源的是基于網絡生物學理論設計出的幾款抗體藥物:MM-111, MM-121 MM-131, MM-141和 MM-151——從項目名字上以“1”開始,顯示了公司的重視程度。盡管早期臨床數據并不理想,但因為符合公司的核心敘事,它們拿走了絕大部分預算,燒掉了數億美元,強行推進了無數個臨床試驗。
而 Hermes 帶來的以3字頭開始命名的脂質體項目,因為屬于老派技術,不夠炫目,不夠 “Network”,淪為了邊緣人。
編號“98”的逆襲
在被 Merrimack 收購的資產包里,除了他們看重的 MM-302,還有一個贈品:伊立替康脂質體。
管理層并不看好這個藥。他們覺得這就是個普通的化療藥改劑型,毫無技術含量,不符合“網絡生物學”的故事。在梳理研發管線時,他們想把它賣掉或者干脆砍掉。
管理層最終給出了一個名字指代它:MM-398。
“為什么叫398?后面是98,是因為那是100減2。”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意思是這東西排在最后,倒數第二才考慮它。”
MM-398 的預算幾乎為零。它之所以沒有立刻死掉,全靠臺灣合作伙伴 PharmaEngine 在大洋彼岸堅持做完了二期臨床,并拿出了驚艷的數據。
直到看到明確的二期療效信號, Merrimack 的科學家團隊終于說服了董事會將MM-398的權益拿回來,并推進三期臨床。
這時,Merrimack 才正式立項,以美國權益為基礎推進三期。三期并非公司最初的主動決策,而是在額外融資約 4000 萬美元后,才被“勉強同意”啟動。即便如此,在內部資源配置上,398 仍長期處于被系統性低配的狀態:三期項目拿到的年度預算,甚至不如部分仍停留在二期階段的“那些“1”字開頭的抗體平臺項目”;而真正不斷吞噬現金的,依然是那些對外講得最響、對內數據卻持續失敗的Network Biology 項目。
2015年,奇跡發生了。
當耗資巨大的“親兒子”MM-111, MM-121 和 MM-141, MM-151 在臨床一期、二期接連慘敗,數據一塌糊涂時,那個不受待見的MM-398 卻傳來了捷報:在難治性胰腺癌的治療中,顯著延長了患者的生存期。
這是Merrimack成立以來,唯一一個獲得臨床成功的藥物。
有趣的一幕上演了。MM-398 成功后,Merrimack 的一些管理層立刻變了一副嘴臉,他們堂而皇之地將 MM-398 的成功歸結為“網絡生物學指導研發的偉大勝利”。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當時參與這個項目的科學家們憤怒了,“這個藥跟你們的模型沒有關系,這是經典藥理學的勝利。”在內部會議上他們質疑。
雖然這種說法在內部遭到強烈反對,但資本市場并不了解這場爭論。靠著 MM-398 的獲批(商品名 Onivyde),Merrimack 終于有了真正的收入。
但398 在三期數據優異后,原本正處在商業價值的峰值窗口期,但 Merrimack 管理層卻在關鍵時刻做出了一個誤判——拒絕高價出售,堅持“自己商業化”。那時公司既無成熟的商業化體系,也無法承擔脂質體產品在生產、銷售、渠道建設上的巨大資金壓力,現金很快被迅速消耗。
即便在這一階段,管理層仍拒絕承認 Network Biology 敘事已經在臨床上被反復證偽,仍執意將資源繼續投向那些“為故事而設計的數據”,而臨床結果卻一次次無情打臉。董事會也因此分裂為兩派:一派已清楚認識到脂質體才是公司唯一被驗證的真實價值,主張徹底砍掉其他幻想項目、回歸“單一優勢”;另一派則因路徑依賴與“對外講的故事下不了臺”,拒絕承認此前判斷失誤。
加上由于之前的抗體項目燒錢太狠,公司早已資不抵債。為了活命,董事會做出了一個決定:將MM-398賣給法國藥企 Ipsen,成交價格反而低于三期成功時市場愿意給出的報價。
5.75億美元的首付款,加上后續最高4.5億美元的里程碑金額。這筆錢,暫時救了 Merrimack 的命。
最終,398 的成功并沒有成為戰略糾偏的起點,反而成了錯誤路線下的一次“僥幸幸存”。
-04-
一款好藥的非正常死亡
如果說 MM-398 的故事是一出黑色幽默,那么 MM-310的故事則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
MM-310 是前Hermes團隊傾注了全部心血的下一代產品,靶向Ephrin A2這是一個長效紫杉醇前藥,通過獨特的脂質體包裹技術,旨在解決化療藥物毒性大、半衰期短的難題。在動物實驗中,MM-310展現出了極佳的安全性和療效,甚至優于已經獲批的MM-398。
但它也幾乎沒有什么預算,最極端的一次,公司為制定了約 1 億美元的“1字頭抗體項目”的預算,卻只給310一個象征性的 500 萬美元。
決定這款藥物更生死存亡的事件在于,在設計一期臨床試驗時,項目組和管理層的核心沖突爆發了。
脂質體藥物在人體內的清除速度比普通藥物慢得多。原Hermes 的科學家根據詳盡的藥代動力學數據計算出,MM-310 在人體內需要約6周才能完成代謝清除。因此,他們建議:每6周給藥一次。這樣既能保證腫瘤內的藥物濃度,又能讓正常組織有“喘息”時間,避免毒性累積。
但外部聘請的臨床大腕(KOL)和公司的MBA 高管們認為,紫杉醇類藥物通常是3周給藥一次。如果改成6周,戰線拉得太長,臨床試驗進度會變慢,成本會增加。
“我看過成千上萬個病人,你只看過幾百只老鼠。”KOL 當時以這樣的理由駁回了科學家的建議,“就按3周給一次。”
科學家們反對:“這是不一樣的分子,這是包在脂質體里的,按3周給,藥物會在正常組織里累積,毒理很可能通不過。”
沒有人聽。在 Merrimack,Modeler和 MBA 高管的聲音遠大過 Scientist。
想象中的“意外”如期而至。臨床試驗開始后,按照3周一次的高頻給藥,病人體內的藥物濃度果然如科學家預測的那樣,開始在正常組織中瘋狂累積。嚴重的神經毒性出現了。
這時候,如果管理層將方案調整回6周一次,MM-310 依然有很大機會成功。事實上,后期的調整已經看到了毒性降低的跡象。
但此時已經是2018年。Merrimack的抗體項目已全線崩潰,公司股價跌入谷底,投資人信心盡失。管理層不再需要一個“需要時間調整”的項目,他們需要的是止損,是盡快減少開銷。
于是,利用“臨床出現毒性”作為借口,直接砍掉了 MM-310 項目。
參與上述項目的科學家回憶,如果當時有投資者在一期關鍵節點“接一把”,把單藥安全性(Mono Safety)完整做完,整個項目的命運就可能完全不同。
他解釋道,310 的定位本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單藥模型項目,而是圍繞“聯合治療(Combination)”進行設計:它的毒性譜與常規化療完全不同,更溫和、安全,且具有延遲起效的特征,往往需要連續三個療程、三個劑量后,藥物才會選擇性富集到腫瘤組織。這種特性在臨床上反而形成了獨特的“窗口期”——在傳統化療藥物因毒副作用難以組合的階段,310 可以作為中間“插入項”,實現原本無法組合的聯合方案。團隊當時的構想,是將 310 與免疫治療聯合使用,動物實驗數據表現非常理想,理論上具備極強的臨床想象空間。
但最終,由于連最基礎的一期單藥安全性都未能完整走完,整個聯合策略被迫中斷,項目就此擱淺。
在他看來,310的悲劇是:“臨床轉化還沒來得及發生,就被資本現實提前終止”。
-05-
尾聲
2019年5月,Merrimack 遣散了所有員工。
那個夢想著成為“下一個Genentech”的 CEO,也早已在2017年的重組中黯然離去。直到那一天,他一直都沒有承認“網絡生物學”故事的破產。
在親歷者眼中,Merrimack 本質上是一家“烏托邦式理想主義與殘酷現實主義混合體”的公司。管理團隊始終堅持Network Biology那套敘事,但卻從未真正承認過失敗。
而在傳統制藥路線的科學家的努力下留下的 Onivyde。這款藥物至今仍是治療晚期胰腺癌的一線標準療法,每年在全球拯救著數萬名患者的生命。
對于受訪的科學家來說,這或許就是最大的慰藉。
“做藥不僅僅是 Science,它還是商業、政治和人性的博弈。”他最后深思,“資本可以加速藥物的誕生,也可以因為傲慢輕易毀掉它。但最終,只有那些尊重生物學規律的數據能穿越迷霧,留在這個世界上。”
他最遺憾的是,傾注多年心血的,他們團隊更為看好的“MM-310”,至今沒有成為一款藥,甚至沒有人再記得它。
在這個AI制藥再次火熱、新的資本故事層出不窮的今天,Merrimack 的警示,會矗立在那里嗎?還是會反復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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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 fanxinbeijing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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