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及其建構

謝立中

哈爾濱工程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北京大學

社會學系教授

試論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及其建構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6期

作者 | 謝立中

責任編輯 |胡含之

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指的是社會學學科領域中能夠為整個學科所有研究領域提供理論基礎，從而使整個學科得以穩固存在的理論部分。“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中國特色既可以來自其賴以為據的那些經驗材料的地緣性中國特色，又可以來自其所用話語的話緣性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建構至少可以有四種基本途徑。在內容結構方面，這一理論體系至少應該包括個體行動理論、人際交往理論、社會結構理論以及社會變遷理論四個部分。以此內容結構為框架，我們就可以循著前述四種途徑中的某一種，通過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之間的持續互動，最終構建起若干在理論取向方面可能不盡相同、各具自身特點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學派或范式。

自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中國社會學者密切關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緊密結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對當代中國社會展開了大量的觀察、分析和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為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式現代化事業提供了必要的知識儲備。但總體上看，這些研究成果仍多是停留在關于“中國社會”的經驗描述或理論分析層面上，深入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層面來展開的相關討論非常有限。這不僅對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建設構成了重要限制（使之缺乏必要的理論基礎），還妨礙了中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這一宏偉目標的順利實現（不能在學科基礎理論體系層面對西方社會學知識體系形成挑戰）。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建構當是中國社會學發展進程中一項亟待加強的工作。而為了加強這項工作，我們有必要首先對若干相關的重要問題進行一些初步的思考。本文即是作者在這方面所作的一些初步嘗試。

一、何謂“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

我們首先來討論一下什么是“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這一問題。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弄清楚“社會學”“基礎理論”和“理論體系”這三個概念。

顧名思義，所謂“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是指“社會學”這一學科領域的“基礎理論體系”。那么，什么是“社會學”呢？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自社會學誕生以來就一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研究者認為社會學就是一門以“社會整體”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也有研究者認為社會學就是一門以人的社會行為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還有研究者說社會學就是一門以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之形式為研究對象的學科，等等。我認為,簡單地說，社會學就是一門關于“社會”的現代科學。這里所謂的“社會”,“就是我們人類為了生存而從事的一切活動都必須借助于其才能得以進行的、由兩個以上的人類個體組成的各種形式的‘人群’或‘人類聚合體’,包括家庭、家族、氏族、部落、村落、社會網、企業、公司、軍隊、民族、國家、政府、社會團體、跨國組織、國際聯盟等”（謝立中，2009a：122）。“社會學”就是以探討各種形式之“社會”的形成、維持和演變規律為己任的一門學科。如此來對社會學加以界定的基本理由就是：只有如此才能將“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最為恰當地區分開來，因為只有“社會學”才會將各種形式的“社會”形成、維持和演變的機制與規律作為自己專門的研究對象和問題領域，其他社會科學門類則都不會如此。譬如，經濟學主要是以研究各種“經濟”活動的機制與規律為己任的學科,其問題領域是如何通過資源的有效配置來使人類的活動效益達到最大化；政治學則是以研究各種“政治”活動的機制與規律為己任的學科,其問題領域是如何使人類治理和決策過程更為合理，等等。

這里有一個并非不重要的問題，即社會學是否必須是一門現代意義上的“科學”？長期以來，人們對于這個問題基本上都給予了肯定的回答（盡管在對“科學”之含義和特征的理解上有所不同）。但近年來，有部分國內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例如，景天魁等人就明確提出“社會學”這一概念應該被用來指涉人類歷史上產生過的任何一種關于社會的學說，而不能僅用來指涉現代西方社會學這一“科學”類型的學科（景天魁等，2017）。我以為，景天魁等人認為不能將“社會學”一詞限于用來指涉以西方現代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的那些知識，這一說法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們確實不能將“科學”的范圍局限在西方已經產生和發展出來的那些“科學”（既包括了孔德等人倡導的實證科學，也包括了狄爾泰、韋伯等人倡導的詮釋科學）之內，而要意識到可能有其他類型的“科學”存在。盡管這類科學可能尚未被發展出來，但從理論上我們無法排除這種非西方類型之現代科學的存在。例如，從中國文化傳統中是否就有可能衍生和發展出一種與西方已有類型不同的現代科學類型呢？我覺得這至少是一個值得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問題。而如果將“科學”的范圍限定在西方已有現代科學類型的范圍內，則可能預先就把這種可能性忽略掉了。不過，盡管如此，關于社會學必須是一門科學的主張應該還是可以堅持的。理由是，在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神話、哲學和科學這三種基本知識形態中，科學具備以下兩大特點，一是將作為認知對象的整體世界從理論上析分為不同領域來分別進行專門研究，二是將所有理論命題都建立在客觀可靠的經驗事實基礎之上，故其信度相對而言還是最高的（盡管與神話和哲學相比，科學也有自身的局限）。

同樣，顧名思義，所謂“理論體系”，就是指系統化的“理論”。這里的難點在于回答何謂“理論”。我曾經在參考借鑒國內外部分學者對“理論”概念的理解基礎上，給“理論”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所謂‘理論’就是一組以特定的邏輯格式聯結起來、可以用來解釋相關經驗事實的抽象觀念或陳述”（謝立中，2022：121）。這里的要點，一是“抽象”，二是“解釋”。理論一方面必須是對相關經驗事實的抽象，而不能只是一堆經驗事實的集合，一堆未經抽象的事實集合不能被稱為理論；另一方面則必須是用來對相關經驗事實進行解釋的，理論必須具有解釋功能，凡是不具解釋功能的概念或觀念系統，都不能被稱為理論。

有學者曾經提出，理論的主要功能不是幫助我們理解和解釋世界，而是提供一種幫助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認為“將理論視為解釋工具的思維模式并不是有益的，甚至是有誤的。思想必然反映，甚至它本身就萌生自思想家的人生經歷與靈魂內涵。理論是理論家因為自身的生命歷程而發展出來的一種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這種看待世界的方式可以形成一種新的我們與世界之間的關系，進而形成我們的生活態度與實踐方針，包括學術方面的各種實踐，例如研究關懷、研究問題、研究目的”（鄭作彧，2025：16）。應該說，這種看法非常有啟發性，其對理論之思想功能的描述也是完全正確的。不過，我以為，將理論視為幫助我們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工具和將理論視為幫助我們思考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兩者之間其實并不矛盾：任何形態（如神學、哲學或科學）的理論知識，最初其實都是人們為了回應在日常生活中見到各種現象時所產生的種種疑問（如這是什么現象，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意味著什么，等等），為了理解和解釋這些現象得以產生的原因和可能引發的后果而逐漸形成的。因此，對所見之物（產生的原因和引發的后果）加以理解和解釋正是人們構建各種理論知識的最初動因。而一種理論知識的形成，確實一方面必然反映知識建構者自身的“人生經歷和靈魂內涵”，另一方面也自然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進而“形成一種新的我們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形成我們的生活態度和實踐方針”。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謂本體論（解釋世界的理論）、認識論（認識或看待世界的理論）、實踐論（處理我們與世界之間實踐關系的理論）三者之間具有一致性這一說法的主要含義。所謂本體論、認識論和實踐論，其實不過是任何一種理論知識必須同時包含的三個部分，也是任何一種理論知識同時具有的三種功能。而在這三者當中，本體論的內容和功能乃是第一位的，其他兩方面的內容和功能只是本體論的延伸而已。換言之，即有一種特定的本體論就必然有一種與之相應的認識論和實踐論，反之則不然。

那么，“基礎理論”一詞又意指何物呢？“基礎”是一個借自于建筑學的名詞，意指建筑物地面以下作為載重物使聳立于上的整個上部結構得以穩固存在的部分，其對應物是“上層建筑”；引申到其他領域，“基礎”是指某種事物中具有根本性從而使事物得以穩固存在的那一部分。據此，所謂“基礎理論”，即是指某一研究或學科領域中具有根本性，從而使整個研究或學科領域得以穩固存在的理論部分。具體到社會學這一研究或學科領域，“基礎理論”就是該研究或學科領域中帶有根本性，從而使社會學的整個研究或學科領域得以穩固存在的那一理論部分。毋庸置疑，這一理論部分應該就是默頓所說的“社會學一般理論”。

按照默頓的劃分，社會學研究包括經驗研究和理論研究兩個大的部分，其中理論研究又包括中層理論和一般理論研究兩個層次。一般理論指的是“包羅一切、用以解釋所有我們可觀察到的社會行為、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的一致性的自成體系的統一理論”（默頓，1990：54），如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等。“中層理論”則指的是那些關于社會生活某一方面或某一專題的理論，如群體理論、社會流動理論、角色沖突理論、社會規范形成理論等（默頓，1990：54-55）。由于研究內容被限制在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專題范圍內，中層理論顯然充其量只能為社會學某一分支學科或研究領域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而不足以承擔起為整個社會學研究領域提供理論基礎的功能。所以，就社會學整個學科領域而言，“基礎理論體系”指的應該就是默頓所說的社會學一般理論體系，而不包括社會學的各種中層理論。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建構的主要任務，就是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學一般理論體系。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一些單純以“中國社會”為描述和解釋對象的社會學理論應該也不屬于“社會學基礎理論”之列。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這一詞組中的“中國特色”，指的并非是這種理論僅以中國社會為其研究對象，因而主要是一種用來描述和解釋中國社會的理論，而是指雖具有“中國特色”，但卻可以用來描述和解釋古今中外各類社會的理論。依我的理解，單純以描述和解釋中國社會為目標的理論與默頓所說的那些“中層理論”一樣，其實也還是一種“中層理論”，只不過是一種內容與默頓所列舉的那些中層理論（“領域性中層理論”）不完全相同的中層理論（“區域性中層理論”）罷了（謝立中，2023）。因此，它們也不能成為一種為社會學學科領域內的所有研究提供基礎性概念和命題的一般性理論，因而不能成為我所理解的社會學基礎理論。

二、何謂“中國特色”？

現在，我們再來討論一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中的“中國特色”一詞的含義。我們首先可以從人們對“為什么要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知識體系”這一問題通常所作的回答中得到一種理解。對于上述問題，人們公認的一個回答是：之所以要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是因為起源于西方的現代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知識主要是由工作和生活在西方國家的社會學家或社會科學家們建構起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是這些學者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和從自己的視野出發對自己所在時代之社會世界（包括他們自身所屬的社會及他們視野所及范圍內的其他社會）的經驗觀察及歷史記憶的一些理論抽象。雖然其中不乏諸多可以適用于非西方社會的普適性內容（如概念、命題等），但也有很多內容主要是這些知識形成之時西方社會歷史情境及西方學者有限視野的反映，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不能或難以用于描述和理解中國等非西方社會的情況，在應用于中國等非西方社會時需要生活在這些社會里的人們從自身的立場和視野出發，依據自身的觀察經驗和歷史記憶對其進行補充、修正和拓展。例如，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雖然也參考了中國、印度以及美洲等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歷史經驗，但由于其視野范圍內能夠全面、準確反映這些非西方社會歷史與現實經驗的資料有限，它在形成之初主要或更多地是基于西方國家或西方人的社會歷史經驗而建構起來的。按照這套理論，人類社會的發展從古至今一般都要經歷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等五種社會形態。然而，當這套理論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引進和運用到中國社會的研究時，人們卻發現中國社會不僅沒有經歷過典型的奴隸社會，而且即使可以將與西歐封建制度有類似之處的西周分封制視為封建社會，也不能將之后緊接而來從秦漢至明清的社會形態視為資本主義社會，而應將其視為以中央集權制為特征的郡縣制社會。顯然，如果要將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運用于中國社會研究，就必須要對這一理論進行適當的修改或拓展，消除它與中國社會歷史經驗之間的差異或矛盾。這一矛盾，在中國主流的馬克思主義者這里，主要是通過將秦漢至明清的郡縣制社會視為一種與西歐封建社會不同的、以“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為特征的封建社會來解決的（毛澤東，1991：624），從而使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拓展。這種經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補充、修正和拓展過的社會形態理論也就成為一種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再如，馬林諾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主義社會人類學理論也主要是以他們在西太平洋和非洲等地的小型部落社會進行考察所得到的經驗資料為基礎而形成的，當費孝通等中國學者將他們的理論引進和運用到中國社會的研究當中時，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難題，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難題就是：功能主義是從“部分”對“整體”之存在和運行所具有的功能來解釋“部分”的產生和變化的，為了能夠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開展這種功能主義的社會研究，就必須選擇那些既能對“部分”又能夠對“整體”進行實證觀察的小型社會系統作為研究對象。而20世紀的中國社會卻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巨型社會系統，其微觀層面的“部分”雖然可以被直接觀察，但由無數此類微觀部分構成的“整體”卻幾乎沒有在同一時刻被實證性地觀察到的可能。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重要問題：將這種功能主義的社會人類學研究模式直接運用于20世紀的中國社會研究，能夠產生真實可靠的科學成果嗎？顯然，如果要將功能主義社會人類學研究模式有效地運用于中國社會研究，也必須要對這一模式進行適當的修改或拓展，消除它與中國社會現實之間的差異或矛盾。努力消除這一矛盾是費孝通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而通過這些努力，馬氏的功能主義社會人類學也被拓展成為一種中國特色的功能主義社會人類學（謝立中編，2010）。

這就是我們要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主要原因。通過這些補充、修正和拓展，源自西方的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一方面由于原本具有的地方性或“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得到了削弱而變得更具普適性，能夠更好地體現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社會學者的立場和視野，更好地用于理解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狀況；另一方面則由于一些源于中國等非西方國家社會學者的立場與視野之觀察經驗、歷史記憶的概念與命題等內容被補充進來，而不同程度地帶上了中國等非西方社會的特色。我們可以將社會學理論由于補充了反映源自中國人的立場與視野之觀察經驗、歷史記憶的概念與命題等內容而形成的這種“中國特色”稱為“地緣性中國特色”。

需要說明的是，與前文所說相關內容相呼應，同時如西方社會學家在建構其基礎理論時所據經驗知識的來源并非限于西方社會本身范圍之內一樣，本節所說“中國人立場與視野之觀察經驗、歷史記憶的概念與命題”并不限于中國人對于自身所在的“中國社會”進行觀察和回憶時所獲的經驗和記憶，而是包括了中國人從自身立場和視野出發對其全部所見世界（既包括自身所在的中國社會，也包括中國人觀察所及的“國外”“海外”地區）進行觀察和回憶時所獲的所有經驗和記憶（雖然其中最主要、最清晰可靠的仍然是關于自身所在之中國社會的經驗和記憶）。中西社會學基礎理論各自具有的“地緣性特色”，并非源于它們的建構者各自都將自己賴以為據的經驗知識僅僅限定在自身所在國家或地區范圍之內，而是源于他們在對自身所在全部可見世界進行觀察時，不可避免地都是站在自身所處的特定空間場域，以自身所在空間場域為其視野的中心或出發點，來對全部所見世界進行觀察的。由于他們自身全部所見世界都是像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所描述的那樣，均是以每個觀察者自己為中心由內向外、由近及遠梯次可見的不同層次所構成的（費孝通，1998）；或者像舒茲在說明行動者觀察和理解其所處社會世界時所描述的那樣，是由每個行動者自己可以直接經驗到的“我群”世界向只能間接經驗到的“同時代人”世界，由曾經熟悉的人組成的“同時代人”世界向越來越不熟悉的人組成的“同時代人”世界，由“同時代人”世界向“前人世界”或“后人世界”等梯次可見的不同層次所構成的（舒茲，1991），這些梯次可見的不同層次對處于所見世界之中心的觀察者來說可見度是不同的，因而這些觀察者即使在時間維度上處于同一時段之內，各自在對全部所見世界進行觀察時所獲的觀察經驗也會大相徑庭。中西社會學（或全部社會科學）理論各自的“地緣性特色”正是源于這種立場和視野方面的差異，而非源自它們的建構者自覺地只將研究視野限定在自身所處國家或地區范圍內。“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所含內容既涵蓋中國人從自身立場和視野出發所欲講述的“中國故事”，也包括中國人從自身立場和視野出發所欲講述的“世界故事”，正如西方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曾經試圖達成的目標一樣。

當然，社會學理論的“地緣性中國特色”并不是只能通過上面所說的這一途徑才能獲得。從理論上說，我們也完全可以在拋開西方社會學已有理論的情況下，從中國人自身的立場和視野出發，來對中國人視野中的全部所見世界進行研究，由此而形成的社會學理論也必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地緣性中國特色”。不過，“地緣性特色”只是中國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所具有的“中國特色”的來源之一，而非唯一來源。除了“地緣性特色”之外，中國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所具有的“中國特色”的另一來源則是中國特色的話語。

什么是“話語”？在說到“話語”的時候，重點是不把“話語”與“語言”相混同。“語言”是指人們以一定的詞匯為元素，按照一定的語法規則可能建構出來的所有潛在語句之和，如漢語、英語、德語、法語、阿拉伯語等。“話語”則是指人們在言語實踐中按照語法和話語構成法兩種規則，圍繞某個言說對象或主題實際說出來的那些語句或陳述群，如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圍繞各種言說對象或主題（如經濟、社會、政治、性別、疾病、犯罪、氣候等）說出或寫下的那些話語等。“語言”的基本構成單位是詞、句和句子群，“話語”的基本構成單位則是概念、陳述和陳述群。盡管后者必須以前者為載體，通過前者來實現，但兩者畢竟不是一回事：同一個概念（比如“社會”）可以用不同語言體系中的不同詞匯（如法語中的“société”、德語中的“Gesellschaft”、英語中的“society”、漢語中的“社會”等）來表示，同一個陳述也可以用不同語言體系中的不同句式來表示，等等。所以，處在不同語言體系（如漢語、英語、法語、德語等）之中的人，其思想和行動完全可以處于同一話語體系（如儒家、道家、佛教、基督教、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的引導和約束之下（謝立中，2024）。“話語”和“語言”之間的這種區別意味著我們不能把“話語”和用來表達“話語”的“語言”相混同，也意味著并非所有以漢語等中國語言來加以表達的話語都屬于“中國特色話語”。例如，“結構”“功能”“進化”“進步”“文化”“文明”“矛盾”“實踐”“社會”“組織”等雖然都是漢語詞匯，但其實只是以漢語形式加以表達、通過翻譯途徑傳播到中國來的一些外國（主要是西方，但也包括其他一些國家如日本等）話語（概念）而已。真正的“中國特色話語”是由中國人自己獨立提出的那些概念（如“差序格局”）、陳述（如“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是以差序格局類型為主”）和陳述群（如費孝通《鄉土中國》一書中的眾多陳述），即使這些話語（概念、陳述、陳述群）不是以漢語而是以英語、法語、日語等語言來加以表述。

從外延上看，中國特色話語大致包括以下類型。一是完全由中國人提出的一些概念和陳述。它既包括中國傳統話語中流傳下來的一些概念和陳述，如“道”“氣”“陰陽”“本末”“天下”“大同”“小康”“宗族”“名分”等，也包括現代中國人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和陳述，如“格局”“差序格局”“團體格局”“倫理本位”“集團本位”“第四種國家”“單位”“錦標賽體制”“項目制”“體制”“社會建設”等。二是外國人和中國人都曾獨立提出過的一些概念和陳述。這也至少包括兩類，一類是中國人和外國人曾經各自獨立提出，內涵和外延雖大體相同但還是有一些微妙區別的概念和陳述，如“仁”“義”“理”“心”“禮制”“家/家庭/家族”“群/團體”“國”“士紳”“現代化”等；另一類是中國人和外國人各自獨立提出，但內涵和外延卻有較大甚至很大區別的概念和陳述，如“上帝”“革命”“社會治理”等。三是首先由外國人提出，但通過翻譯等途徑傳播到中國后，由中國人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修正、補充、拓展）過的概念和陳述，如“天演”“位育”“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社區”“社團”“社會組織”“社會工作（society work）”等。

以上各類例證不一定準確，但上述類型劃分本身大體還是可以接受的。凡是以上述任何一類話語建構起來的社會學知識體系都可以被視為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知識體系。我們可以將社會學理論由于采用中國特色話語來加以建構而具有的這種“中國特色”稱為“話緣性中國特色”。

為什么中國特色話語也能成為中國特色的一個來源？原因在于，任何一種現實都可以通過不同的話語體系來加以描述和理解。例如，人類社會就既可以用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如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社會形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來加以描述和理解，也可以用孔德—涂爾干實證主義社會學話語體系，如社會形態學結構、社會生理學結構、社會密度、生存競爭、分工、社會聯結、機械團結/有機團結、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等來加以描述和理解。而以不同的話語體系來描述和理解我們感受到的“同一個”對象，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是有所不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用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來描述和理解人類社會時，我們看到的就是一些由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核心的生產關系及其各種“上層建筑”（階級關系、政治法律制度、社會意識等）所構成的社會形態，以及由不同社會形態的前后更替所形成的社會歷史進程等；而在用孔德—涂爾干實證主義社會學的那套話語體系來看人類社會時，我們看到的則是由功能性的結構分化—整合機制形成的各種社會聯結類型，以及由不同社會聯結類型的前后更替形成的社會歷史進程。不過，盡管馬克思主義和實證主義社會學有這些差異，但它們都是起源于西方的話語體系。由此可以想見，如果我們采用中國人提出來的一些與既有西方話語不同的話語來觀察、描述和理解人類社會，那我們就可能會看到使用上述兩種西方話語體系所看不到的一面。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當我們采用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團體格局”這套話語體系或者梁漱溟提出的“倫理本位/集團本位”這套話語體系來觀察、描述和理解人類社會時，情況就是如此。

“中國特色”的兩個源頭之間并無必然的聯系或相關性，它們可以各自獨立地形成和變化（有些理論的中國特色可能只是由于建基于中國人的立場和視野所獲之經驗的使用而獲得了“地緣性中國特色”，另一些則是建基于中國話語的使用而獲得了“話緣性中國特色”），也可以疊加起來共同對理論的中國化成色發生影響（有些理論可能是由于既建基于中國人的立場和視野所獲之經驗，又建基于中國話語的使用而同時獲得了“地緣性中國特色”和“話緣性中國特色”）。限于篇幅，茲不贅述。

綜合以上兩節的論述，我們現在可以做如下界定：所謂“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指的就是從中國人的立場和視角出發，基于中國人視野所見世界所獲經驗或者基于中國特色話語的使用而建構起來的任一社會學一般理論體系。

三、如何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

那么，我們該如何來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呢？對此，上述關于“中國特色”及其兩種源頭之間關系的討論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既然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中國特色既來源于從中國人的立場和視角出發對中國及其他人類社會所做的經驗考察，也來源于中國特色話語的建構，那么結論自然就是：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基本途徑，一是要加強對中國及其他人類社會現實的經驗考察，二是要加強中國特色社會學話語體系的建構。具體來說，可以有以下幾種做法或途徑。

第一種做法是單純從經驗研究中概括或提煉。研究者可以懸置迄今為止古今中外已有的各種社會學基礎理論，從中國人的立場和視角出發，以涂爾干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一書中所論述的、以“先不帶任何成見或預設進行純粹客觀觀察、爾后通過對經驗事實的歸納分析形成科學理論”為原則（涂爾干，2025）、被帕森斯稱為“經驗主義實在論”（帕森斯，2003）的那種實證研究方法，對古今中外人類社會進行完全客觀的經驗研究，從中提煉出能夠用來對社會進行描述、分析和解釋的相關概念和命題，建構起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

以這類帶有強烈經驗主義色彩的研究方法來對社會現實進行觀察，從中歸納出相關科學命題及其理論體系，最大的優點是可以完全不受古今中外既有社會學基礎理論的束縛，完全杜絕教條主義態度給理論創新所帶來的風險，從而更有可能形成一些與既有社會學基礎理論不同的概念、命題和體系。由于建構這些概念、命題和理論體系的主體是中國學者，因而這些概念、命題和理論體系最有可能具有相對比較明顯和強烈的中國特色。但以這種途徑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也存在一些弊端或者風險。

一是容易在概念、命題或者體系方面產生與古今中外既有的社會學基礎理論相雷同的結果。這種雷同不一定是指語言詞匯或文字表達方面的雷同，而是在詞句不同的情況下其概念、命題所指涉的對象在內涵和外延方面的雷同或高度重合。例如，我們可能以“群”這個概念來表述人類個體的結合，但如果它和人們通常使用的“社會”概念在內涵和外延上并無根本或重大差別，那它和“社會”其實就是同一個概念。

二是這類途徑是通過對經驗事實持續進行歸納的方式來形成相關概念、命題和理論，因而為構建一個相對完備的社會學基礎理論所需開展的經驗研究在時間和空間范圍上將是非常巨大以至難以完成的，即使是通過默頓所主張的“中層理論”策略來進行建構也是如此（謝立中，2021）。

20世紀中后期以來，在國外社會學界形成了一些被稱為“扎根理論”的社會學理論“生成”方法，其中由格拉澤參與建構和始終加以堅持的那種方法被稱為“經典扎根理論”方法（格拉澤、施特勞斯，2024）。這雖然也是一種在理論建構過程中幾乎每一步都立足或扎根于經驗數據來“生成”社會學理論，因而與“假設—演繹”模型完全不同的社會學理論建構方法，但它既不同于民族志一類單純的經驗描述，也不同于統計分析一類通過對大量經驗事實進行歸納來形成社會學理論的方法。因此，它雖然也是一種帶有強烈經驗主義色彩的社會學理論建構策略，但卻可能得以在獲得上述經驗歸納策略所具優勢（擺脫既有理論對理論創新可能造成的束縛）的前提下消除前述兩個弊端。不過，格拉澤等扎根理論方法的提出者和運用者迄今為止都小心翼翼地將這一理論構建策略限定在“中層理論”的層面上。至于它是否可以用來生成社會學基礎理論，則可能是一個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不過，即使可以，它至多也只可能消除上述第二種弊端或風險，而第一種弊端或風險則可能繼續存在。

第二種做法是以西方已有社會學基礎理論及其中國化修正或拓展版為引導，通過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之間的循環互動來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為避免上述經驗主義路徑可能帶來的問題，我們可以選擇通過非經驗主義的路徑，即以特定理論預設引導下的經驗研究來實現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建構這一目標。這種路徑又可以有幾種不同分支。第一個分支就是引進和吸收西方既有的社會學基礎理論，或是直接運用它們所提供的概念、命題和理論，從中國人的立場和視角出發，對古今中外的人類社會進行研究，在此過程中對這些概念、命題和理論進行檢驗，去偽存真，將其中具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并非真正具有普適性的概念和命題剔除掉或者對其進行補充、修正和拓展，形成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和陳述，建構一套既基于中國人從自身立場和視角出發所獲經驗又可能含有一定中國特色話語成分的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或者是在展開具體的經驗研究之前，就對西方既有社會學基礎理論進行分析和比較，在發現其優點和局限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修正、補充、綜合或拓展，建構起一些雖然源自西方但卻在不同程度上已經具有一定中國特色（包括話語特色）的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再以它們為指導開展經驗研究，以經驗研究成果來對其進行檢驗，使之逐漸充實和完善。

事實上，在早期中國社會學家的研究當中，有很多理論成果或者相關構想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形成的。例如，毛澤東等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就是首先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社會理論直接運用于中國社會，然后通過中國社會歷史和革命實踐的經驗來對它們進行修正、補充和發展，最終建構了一套用以觀察和分析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實，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理論。費孝通也是直接借鑒涂爾干、滕尼斯、雷斯菲爾德等人有關“機械團結—有機團結”“共同體—社會”“鄉土社會—都市社會”的理論，以中國本土經驗為基礎對它們進行修正、補充和拓展，建構了一套有關中西社會比較的理論。費孝通所屬的燕京社會學派則是首先將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主義人類學理論和美國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城市區位理論相結合，建構一套用來指導中國社會研究的社區功能主義理論框架，然后將它運用于當代中國社會的經驗研究，并通過反復的經驗研究來逐漸充實和完善它。在當代中國社會學界中，許多中國社會學者也嘗試首先參考借鑒國外的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理論，結合中國國情對它們進行創造性的改造、補充和拓展，建構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社會學理論，如社會運行論或社會互構論（鄭杭生編，1994；鄭杭生、楊敏，2010）、結構—制度分析（李路路等，1991；李培林，1992，1994；張靜，2000；李漢林等，2005）、過程—事件分析（孫立平，2001）、多元話語分析（謝立中，2009b，2019）、日常生活的現象學社會學（楊善華，2009）、關系社會學（邊燕杰，2010；邊燕杰、馬旭蕾，2024）、不確定性社會學（文軍，2024；鄭莉，2024）等，然后用它們去指導經驗研究，通過經驗研究來對它們進行檢驗和充實。盡管除了鄭杭生教授倡導的社會運行論或社會互構論之外，這些理論目前多數尚未得到充分的闡發，但無疑它們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形成自身理論體系的潛力。

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優點在于：第一，一開始就能夠有一套（源自西方社會學話語體系的）社會學理論預設可以用來引導和約束社會學經驗研究，因而可以克服上述第一種途徑所隱含的第二條局限。第二，這些用來指導經驗研究的理論本身即為西方社會學既有的理論，或者是從西方社會學轉換或拓展而來的理論，因而，不存在與西方社會學理論相雷同的問題。結果要么是再次確認了這些理論的適當性，要么是發現了這些理論與中國人基于自身立場和視角從全部所見世界所得之經驗不相適應的地方，因而對其進行修正、補充和擴展，從而推動這些理論進步。

上述第二種做法的缺點在于，第一，由于這些理論直接或間接地源自西方，在運用過程中仍然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知不覺地掉進其隱含的“西方中心主義”陷阱的風險。第二，同樣由于這些理論直接或間接地源自西方社會學，即使它們在中國學者從自身立場和視角出發將其運用于自身所見世界的研究中得到了修正、補充和拓展，在經驗基礎甚至所用話語方面都可能具有了不同程度的中國特色，但相對而言其所具中國特色（尤其或主要是話緣性中國特色）的程度肯定要略微遜色一些。當然，這并非意味著這些理論就比其他理論低劣，理論的優劣主要取決于其對客觀事實的解釋效力而非來源。

第三種做法是以中國古代傳統話語體系為引導，通過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之間的循環互動來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非經驗主義路徑的第二個分支就是參考借鑒或直接采用中國古代傳統話語體系中的相關概念、命題和思想體系，形成一些社會學性質的理論體系或者預設，然后以其為引導來對古今中外的人類社會進行研究，進而對這些理論預設進行檢驗，以此為基礎，形成各種與從西方引進、吸收和拓展出來的理論不同的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中國古代傳統中的許多話語體系，如儒家話語體系、法家話語體系、道家話語體系、墨家話語體系、佛教話語體系等，都包含豐富的有關社會行動、社會關系、社會結構、社會運作、社會治理、社會演化等方面的內容（概念、陳述等）。這些傳統話語體系，尤其是儒家話語體系，對（包括統治者和普通民眾在內的）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以及社會的構成和運作都產生了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既為我們理解中國傳統社會乃至當今中國社會中的個體行為與結構運作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指引，也可以作為我們今天在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時可資借鑒和調用的話語資源。我們可以參考借鑒或直接調用中國傳統話語體系中的一些概念、命題和思想體系來構成一些可以用來指導經驗研究的理論預設，再通過經驗研究來對它們進行檢驗，以此為基礎逐步形成具有濃厚話緣性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

實際上，當代中國及華人社會學家的研究中已經有不少此類嘗試。例如，應星、殷亞迪就嘗試采用中國傳統話語體系中的“氣”這一概念來對中國人的社會行動進行描述和解釋（應星，2010，2011；殷亞迪，2024）；鄭鵬也嘗試借鑒荀子等人提出的“明分使群”之說來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進行描述和解釋（鄭鵬，2024）；景天魁等人則借鑒和采用荀子等儒家思想家們所提出的概念、命題和思想，建構起一套“中國本土社會學”理論（景天魁等，2017），等等。

采用這種方式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至少會有以下優點。第一，由于一開始就能夠有一套源自中國傳統話語體系的社會學理論預設來引導經驗研究，上述第一種途徑所隱含的第二條局限可以被克服。第二，由于中國各傳統話語體系均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借鑒和調用這些話語資源來建構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則自然也會具有鮮明的話緣性中國特色。

但這一路徑也有自己的局限。第一，在概念、陳述及體系結構方面，中國傳統話語體系與以強調將概念、命題和理論體系建立在經驗事實基礎之上這一原則為特征的現代科學（不限于實證科學，也包括詮釋科學、辯證科學或者其他類型的科學）可能不相吻合，因而可能并不能直接用于指導我們為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所需要開展的相關經驗研究，而是需要通過一些方式將其轉換為符合現代科學要求的（概念、陳述和體系結構）形式。第二，不僅如此，由于中國傳統話語體系主要是在前現代社會時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在具體內容方面可能會更多地包含前現代社會中人們面對的相關問題，對于現代社會中人們面對的諸多問題則缺乏可以用來進行回應的相應概念和陳述，故需要當代人加以補充。

綜上所述，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幾種方式或途徑各有優點和局限，我們很難說其中哪一種最為合理或可取。如何在它們當中進行選擇，很大程度上只能由研究人員根據自己的知識基礎、學術偏好、理論取向等因素來加以確定。不過，可以稍加補充的一點是，第二和第三種方法都試圖在對社會現實進行經驗研究之前通過參考借鑒某些既有的思想或理論資源來形成一定的社會學基礎理論預設，以克服第一種方法的一些局限，區別只在于它們各自參考借鑒的思想或理論資源來源不同。因此從理論上說，我們也可以構想出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第四種方式或途徑，即將第二和第三種方式或途徑相結合。結合的方法無非三種：一是以第二種方法為主，輔之以第三種方法；二是以第三種方法為主，輔之以第二種方法；三是將中國古代傳統有關社會的思想和話語資源與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和話語資源同等看待，通過對兩者的融會貫通來形成一些視界更為開闊的社會學基礎理論預設。采用任一結合方式，都可能在保留上述第二和第三種方式之優點的前提下，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它們的局限。具體說來，第一，可以有一種社會學基礎理論預設來指導后續的經驗研究；第二，這種理論預設既可以因采用和借鑒了中國傳統思想話語資源而具有比采用和借鑒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和話語資源相對更強的“話緣性中國特色”，又可能由于同時采用和借鑒了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和話語資源而降低重復發現的風險。不過，這兩種方法的結合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最大的難點即在將中國傳統社會思想和話語與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和話語進行融合上。

四、“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內容結構

最后，我們來簡要地討論一個問題，即一個相對完備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在內容方面到底應該包括哪些具體組成部分或者研究主題呢？

這里需要就我對“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這一說法的理解作一特別說明。在讀到“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這一詞組時，很多人腦子里冒出的念頭可能是：這是指某種至少在當前被所有或絕大多數社會學家公認為可以用來指導自己研究工作的一個獨一無二的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它的所有概念、命題和體系結構都是得到了絕大多數社會學家認可的。但事實上，眾所周知，至少在社會學領域，除了傳說中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曾經在一個非常短暫的時期內接近成為這樣一種理論外，從未出現過一個具有如此影響力的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正如瑞澤爾（George Ritzer）指出的那樣，由于各種原因，社會學必然是一門多“范式”的學科（Ritzer，1992）。中國社會學也不例外。事實上，我們在前面所舉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社會學家們各自形成的那些不同理論取向，很多都具有發展成為一種社會學基礎理論“范式”的潛力。換言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是一個“復數”而非“單數”。因此，本節所論“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內容，不是指某個學者建構的某種特定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內容，而是指任何一種可能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在內容方面最低限度都應該包含的組成部分或者研究主題。

在澄清了這一點之后，我們現在可以回到前面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內容結構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大體可以循著三條思路來加以回答。一是考察古今中外的社會學家或社會思想家們都建構了哪些基礎性的社會學理論，以他們的工作及其成果作為我們回答這個問題的參考；二是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及社會學工作者們的學術研究實踐進行考察，觀察在中國社會發展及社會學工作者的學術研究實踐中到底存在著對哪些基礎性社會學理論的需求；三是從規范的角度對中國社會學在當前及未來的發展前景進行考察，以判別社會學作為一個在學科、學術、話語和教材方面相對完備的體系到底需要哪些基礎性理論。循著以上思路，我們就可列出一個大致框架概括任何特定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都應該包括的內容構成或研究主題。我以為，這一框架至少應包括以下板塊。

一是個體行動理論。由于無論哪個層次或形式的“社會”（家庭以及各種比家庭范圍更大的親屬關系團體、各種層次的超親屬關系團體、大大小小形式各異的社會關系網絡等）都是由數量不等的個體行動構成的，因而無論各個層次和各種形式的“社會”相對其賴以構成的個體行動而言是否具有外在性、獨立性、涌現性，也無論處于各種層次或形式的“社會”情境下的個體行動是否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能動性，對各種層次或形式的“社會”結構及其運作機制的理解總是不能完全脫離對作為其構成元素的個體行動的理解，總是或明或暗地要以對個體行動的理解為基礎。故從邏輯上說，對個體行動的特點、機制和規律加以描述和解釋的理論就不可避免地應該成為社會學基礎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在古今中外社會學或社會思想中皆是如此，只不過在前現代思想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霍布斯、洛克、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朱熹、王陽明等人的社會學說中，這些關于個體行動的理論常常以關于人性的理論形式出現，而在以科學自居的現代社會學中，這些理論則常常以關于個體行動之客觀規律（公理/定理/假說/模式等）的形式出現。因此，盡管當代中國社會學家在個體行動理論方面的研究相對薄弱，但我們完全可以綜合古今中外有關個體行動的各種理論，通過經驗研究對其加以檢驗，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個體行動理論。

二是人際交往理論。個體行動只是構成社會過程的基本元素，而非社會過程本身。最簡單的社會過程是兩個個體之間面對面的直接交往，當這種面對面的直接交往以較高的頻率持續進行時，我們就認為發生了這種持續交往的兩個人之間形成了穩定的社會關系。更為復雜的社會過程則是由這種簡單的交往行動以各種不同方式構成的。中西社會學家都對這種簡單的社會交往進行了很多探索和論述。不過，西方社會學家的相關論述多傾向于將個體之間面對面的直接交往問題劃分為“符號互動”和“利益交換”兩個話題來分別加以考察。例如，符號互動主義、擬劇理論、常人方法學等理論學派主要致力于探討人際交往中的“符號互動”這一話題，而眾多人類學理論以及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社會交換理論、理性選擇理論側重考察后一話題。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家則多傾向于將這兩個方面綜合起來對中國人的交往過程及其特點進行探討，并取得了許多富有啟示的成果（翟學偉，1995，2005；楊國樞，2004；黃光國，2006；楊宜音，2008；楊中芳，2014；楊中芳、韋慶旺，2024），體現了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中國特色。在中西古代思想家中，人際交往方面的理論似乎相對比較薄弱，雖然也有思想家以不同方式在此方面進行過探索，如亞里士多德、西塞羅等西方古代思想家關于友愛的學說，孔子、孟子等中國古代思想家關于人際交往的學說等，但這些理論更多是一種應然性質的倫理學說，其中雖然也隱含有一些實然性質的描述和解釋性成分，但濃度不夠，需要我們通過經驗研究來加以挖掘和開拓。

三是社會結構理論。眾多個體行動者通過兩兩之間簡單的直接交往過程在更大的時空范圍內連接起來，就形成了更為復雜的社會交往單位或社會形式。參照中西方社會學既有的研究成果來看，這種復雜的社會形式至少包括兩種類型，一是社會團體（包括親屬團體和非親屬團體、初級團體和次級團體、正式團體和非正式團體等），二是社會關系網絡（包括人際關系網和群際關系網）。無論是社會團體還是社會關系網絡，都可以通過與同類社會形式的進一步聯結在時空范圍內逐漸擴展，從而使社會交往和社會結合逐漸從微觀發展到宏觀層次。對在各個不同層次上這兩種社會形式的形成、結構、運作和演化機制以及各層次上的不同社會形式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描述和解釋，是社會學現有基礎理論體系中最主要的一個組成部分。現有社會學理論中的絕大部分內容，例如關于家庭、家族、初級群體、組織、社區、城鄉關系、階級/階層與社會流動、性別、年齡與職業、族群與民族、社會制度、社會化與社會控制、社會問題、社會建設、社會治理等方面的理論都屬于這個部分。西方社會學家在這方面的豐富研究成果自不必說（我們可以在國內外社會學概論教材的主體部分看到這些內容）。中國現當代社會學和人類學家在這方面同樣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關于古今中國家庭/家族/宗族的理論、關于古今中國“家—國”關系的理論、關于古今中國社會階級/階層及社會流動的理論、關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關系形成和演化的理論、關于古今中國宗教或信仰特色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單位”體制的理論、關于中國特色人際關系網或“圈子”的理論、關于中國特色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的理論等，這些都為我們建構中國特色社會結構及其運作理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古代儒、法、道、墨諸家學者在社會運作和社會治理方面也留下了豐富的思想資源，這些資源可以供我們在建構中國特色社會結構及其運作理論時參考和利用。

不過，對于中國學者來說，需要特別注意以下兩個重要問題。第一，人際關系網和社會團體到底是像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那樣分別是構成中西社會結構的主要形式，還是有可能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的人類社會結構中同時存在、從長期來看難分伯仲的兩個基本層次？這個問題完全源自于中國社會學自身的研究語境，因而應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第二，在各種時空范圍不同的社會形式當中，國家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形式。與其下轄的所有個體、團體或網絡不同，國家是一種主權團體，這使得沒有任何權力主體可在未經國家同意的情況下以合法形式對其行動加以控制或干預。相反，在一個國家范圍內生存的任何個體或團體，其行動都必須受到所屬各個不同層次上級團體的控制和干預。國家的這種特殊性使之對其他團體及個體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行動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因此，對它的性質、結構、功能、運作機制以及國家之間的交往關系等進行考察，對我們理解國家范圍內的社會結構及其運作機制，以及世界范圍內整個人類社會的整體運作都具有重要意義。在早期的西方社會學中，“國家”往往被視為一種與“社會”分離甚至對立的實體，因而常常被社會學家排除在研究對象范圍之外，這很大程度上是18—19世紀的西方社會學家“西方中心主義”立場的一種重要表現，中國社會學家應該努力對其加以糾正。

四是社會變遷理論。前面幾部分內容是從橫截面角度對社會的形成和運行進行的一種相對靜態的描述和解釋，這部分則是從縱向的角度對社會在長時段里發生變遷的形式、動力、過程、機制、方向等進行的描述和解釋。社會變遷理論至少也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社會變遷一般過程的理論描述和解釋。這方面需要處理的理論問題主要是在一般理論層面上描述和解釋古今中外人類社會變遷時所需要回答的那些問題，例如社會變遷的一般形式、動力、過程、機制、影響因素、基本趨勢或方向等。二是關于“現代化”這一特殊社會變遷過程的理論描述和解釋。這一方面體現的其實是現代社會學研究的初衷或核心關懷。現代社會學產生的初衷其實就是為了從科學理論的層面回應人類社會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所遭遇的各種問題，以引導人們在這方面展開的實踐。對人類個體行動、人際交往、社會運行和社會變遷等問題展開的全部探討，最初都是為了能夠將這一回應建立在更為厚實的理論基礎之上而已。所以，將這部分理論納入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自是理所當然，對正在開展中國式現代化過程研究的中國社會學基礎理論來說就更是如此。

在社會變遷理論的這兩個方面，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們，尤其是包括當代中國學者在內的當代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學者們也積累了豐厚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可供我們在建構中國特色社會變遷和現代化理論時參考和利用。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則更是為我們建構中國特色現代化理論指明了方向（習近平，2023）。

以上四個部分構成了一個既包含個體行動分析也包含社會結構分析、既包含微觀結構分析也包含宏觀結構分析、既包含靜態機制分析也包含動態變遷分析的社會學基礎理論內容結構。這一內容結構既符合西方社會學家在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內容結構方面迄今所達成的共識，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國古代主流思想體系（儒家思想體系）在內容結構方面的構成思路。例如，雖然西方社會學理論在發展的不同時期曾分別突出社會結構、個體行動及互動對于社會現實的作用，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社會學理論家則一致認識到，社會現實是由個體行動、人際互動和社會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動態性地建構和演化出來的，因此一個完整的社會學理論應該能夠把個體行動、人際交往、（各層次的）社會結構以及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機制都充分地描述和解釋出來。與之類似，儒家思想體系其實也是由個體層面的“修身”學說、微觀層面的“齊家”學說、宏觀層面的“治國”學說和（涉及世間所有國家的）“平天下”學說所構成的（景天魁等，2017）。西方社會學理論與中國古代儒家等思想體系至少在內容結構上存在著某種對應性，這種對應性應該是源自于社會現實本身的邏輯，是不同時代、不同文化傳統下的社會學說對社會現實之共性的反映，為我們將兩者融會貫通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以上述內容結構為框架，我們或許可以比較順利地通過前述第四種途徑來達成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這一目標。

不過，以上所述只是我們認為任何一個社會學者在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時都應該考慮的內容結構。對于這些內容中的每一部分及其細節，不同學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例如，對于個體行動，不同社會學者就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釋，如規范行動論、唯意志論行動論、理性行動論、非理性行動論、慣習行動論等（個體行動觀方面的這種分歧在古代思想家那里就已經存在，例如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性善論、性惡論、性不善不惡論、性有善有惡論等）；對于社會結構，不同社會學者間也存在涌現論、建構論、結構—行動互構論、話語實在論以及功能論、沖突論、沖突功能論等分歧；對于社會變遷，社會學者則有循環論、進化論、退化論等不同理論觀點；在個體行動、人際交往、社會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方面，情況也是一樣。因此，上述陳述只涉及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內容結構，完全不涉及學者們在這些內容方面的理論觀點或取向。理論觀點或取向正是留給每個學者自主創新的空間，不能也不應該預先被限定。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中國特色”主要不是體現在它的內容結構方面（當然，這方面也是可以有形成“中國特色”的一定空間的，如前面提到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應該包括關于國家及國家間關系的內容就是一例），而是主要從具體的經驗基礎、話語體系和理論取向或觀點等方面體現出來。但不管社會學者們在上述各部分及各部分所涉對象之間的關系問題上所持理論取向有何差異，他們若有志于建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最終建構起來的這一理論體系在內容方面就都應該包含上述四個部分。就此而言，上述關于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內容結構的討論實際上只是為有志于從事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建構工作的中國社會學者提供了一個研究主題和內容框架方面的指南。以其為指引，我們就可以循著前述四種途徑中的某一種，通過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之間的持續互動，最終建構起若干在理論取向方面可能不盡相同、各具自身特點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學派或范式，使中國社會學能夠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

當代中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建構無疑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馬克思主義不僅總是隨著它所應用的具體社會歷史情境的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而且也總是通過吸收借鑒人類其他各種知識體系的合理成分而不斷充實完善。可以預期，在當代中國和世界的特定情境下，通過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與世界社會發展的具體實際以及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國社會學者一定能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基礎理論體系的形成和完善作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