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團進入西南聯大，陳雪屏有啥"法寶"，讓"國共"雙方斗而不破？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三青團憑借國民黨的政治支持，進入了大學校園。隨著國民黨實行防共、限共、反共方針，國統區各大專院校就日益成為國共斗爭的重要場所。

這種校園中的政治紛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在不同時期圍繞不同主題展開。其所掀起的各種風浪，局外人有時不易辨別，但其背后往往都是國共兩大勢力的較量。

1、西南聯大的斗爭情況

當時校園中的黨派活動和斗爭往往是通過學生社團的活動來體現的。西南聯大的學生社團活動十分活躍，“學生組織的社團，多達數十種，堪稱百花怒放，諸子爭鳴”。其中左翼社團代表是“群社”，右翼社團代表則是三青團與“南針社”。

據當時一篇報導描述：

“在團體方面除了全體同學有一個學生自治會的統一的組織外，其他團體真是多得很：有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它主持之下成立了孫文主義研究會、時局討論會、青年話劇社…等。還有一個群社，是號召同學從消沉和散漫中建立起集體生活、集體學習的，…大概在學習、在生活兩方面，群社是比較努力、健康，充滿活潑年輕氣息的團體”。

群社絕大部分骨干都是共產黨員和民先隊員，它成為中共地下黨領導之下最為活躍的學生社團。群社創辦了許多壁報，如《群聲》、《臘月》、《熱風》、《冬青》、《大家看》等，分別針對不同的對象，宣傳抗戰與民主，有時針對國民黨、三青團的某些觀點進行批評和論戰。

上述壁報文筆犀利，圖文并茂，吸引了聯大及外校的許多師生。群社還成立了歌詠、演劇的組織，舉辦過月光會、郊游，還經常組織各種內容的報告會、辯論會、學術講座，以吸引同學，擴大影響。群社中的學生骨干大都品學兼優、實心辦事，在學生中具有很高威望。

曾有一名聯大學生寫道：“當時在校的同學，誰不能聽到群社的歌聲，誰不歡迎群社的笑容，誰又不受到群社集體學習的號召！”

據一位中共地下黨干部回憶：

在一個時期內，“聯大的（中共）地下黨的工作，大部分是通過群社的活動來體現的。在同學心目中，群社自然成為三青團的對立面，群社的各種活動使三青團的類似活動相形見絀。”

與群社相對立的是“南針社”，它是由阮雋釗等人于1939年成立的。

據創立人自述該社創立的宗旨：

“何以取名南針社？因為四千年前，我們始祖軒轅黃帝，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為大霧，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我們這個社團，取名南針社，也就是效法軒轅一樣，希望能指示當時理論上、思想上的迷津，撥開云霧，使青年們能走上一條堂堂正正的大道。所謂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這就是我們以南針名社的道理。南針社的宗旨：我們是一群愛國主義者所組成的社團，忠實的信仰三民主義。我們崇尚自由民主，提倡人道主義，尊重人權，反對納粹思想，反對專制與獨裁，反對共產主義，反對暴政。這就是我們南針社顯明的宗旨。”

雖然創立者竭力否認“南針社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外圍，一切活動，受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指導”的說法，但該社社員大多為三青團干部和團員，其思想言論也常與三青團互相呼應，所以它與三青團具有密切關系是非常明顯的。

三青團在南針社的協助下，也開展了一些課外活動以吸引學生和擴大影響。

姚從吾報告說：

“聯大青年團已發展至自立階段，團員已有一百八十余人（已宣誓者一零八人，余尚未正式宣誓），合作社、壁報、小規模之圖書室，均相繼成立。組訓與服務工作，如讀書會、話劇團、寒假環湖兵役宣傳、步行團等，亦均隨時舉辦，各有成就。”

1940年寒假，聯大分團組織40余名學生，成立了“三青團主義青年團環湖兵役宣傳隊”，在城南環湖地區開展徒步宣傳活動。宣傳隊在當地為民眾歌唱愛國歌曲，舉行中學討論會，為不識字的軍屬代寫書信。但由于內部派系矛盾及組織工作不佳，三青團舉辦的活動所獲效果有限，其影響仍無法與群社的活動相比。

大學里尤其重視學習成績，學習成績好的學生其威信就比較高。左右兩派都看到了這一點，并在學習方面展開了競爭。

一篇三青團團刊文章特別強調了學習成績的重要性，指出“一級里面成績能夠到八十分以上的青年，是被公認為全級的高材生，被作為每個同學的好榜樣，他可以得到光榮，得到同學的尊敬，…并且很自然會造成言論上、行動上的優越地位”。

因此該文主張：

“本團在學校方面吸收團員，除掉選擇學業成績優良的分子…外；團的同志，必須以最大的努力，在功課方面保持優良成績，進而求得全級中的最高表現，這樣，不僅可以保持本身在同學中的令譽，而且可以樹立本團在學校青年中的信仰。”

但由于一些干部團員人團往往是為了謀取私利，所以三青團在這方面的成績往往不夠理想。

群社社員經常參加課外活動，為了保證學習成績，他們建立了一種集體學習的制度。上同一課程的同學，互相幫助，規定每人應該看多少書，看完之后向大家報告，以供別人參考，用集體的力量來對付考試，這樣就節省了大量時間，在短時間內能學到許多東西，功課好的同學幫助成績差的，大家共同提高。

據說這種集體學習方法屢見奇效，如聯大地下黨支部書記熊德基參加考試，門門功課都在80分以上，名列全系第二。聯大教授都驚嘆他們的功課為什么如此好。哲學系金岳霖先生有一次向教授們說：“這些人平時不上課，考試時總是很好，真沒有辦法。”

據美國學者易社強稱：

“在學習方面，三青團無法同群社相提并論，正如一位支持國民黨的臺灣校友后來所承認的，成績最優秀的是思想獨立的學生，其次是左派，三青團成員墊底。”

2、陳雪屏主導下的西南聯大三青團

西南聯大三青團分團主任一職，最初由國民黨聯大區分部書記長姚從吾兼任。姚從吾是聯大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身兼多職，事務繁雜，頗思另選他人以分擔團務工作。

他首先向朱家驊和康澤專函推薦聯大分團書記裴笑衡，建議“此后聯大團務即請依照新團章，不設主任，專設書記。分團之書記一職，即可請裴君擔任，生亦可專心編輯中日戰事史料會所計劃之各種長編矣”。

但裴系大四學生，即將面臨畢業分配，其資歷威望亦不足以擔當分團負責工作，分團主任人選必須在聯大現任教授中尋找。

1941年康澤赴昆明期間，姚從吾又向康澤竭力推薦陳雪屏，稱“教育系主任陳雪屏過去也是國民黨員，現在是無黨派的，他在聯大教授中和學生中都有好感，如果能把他找出來負三青團的責任，那作用就更大”。

并且陪同康澤一起看望了陳雪屏。這是康澤和陳雪屏的第一次見面，也是康澤拉攏陳氏的一次重要努力。不久之后，陳雪屏就加入了三青團，并接替姚從吾擔任西南聯大分團主任，成為三青團在西南聯大的核心人物。

陳雪屏(1902~1999)，江蘇宜興人，早年留學美國，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回國后在北京大學講授心理學。西南聯大成立后，任心理學教授兼師范學院教育系主任。陳雪屏是學有專長的學者，在國民黨內被認為屬于朱家驊派，他在西南聯大和教育界有著廣泛的人脈，擅長與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由于本身的經歷，他非常了解知識分子的特點，知道在大學推行三青團團務，必須采取合適的方式，非常謹慎地加以推行，要避免各種強制性和過度意識形態化的方式，以免引起大學師生的反感。

據一位美國學者描述：“陳就像橋牌高手和圍棋大師一樣，從不輕易亮出底牌。”

陳雪屏所倡導的團務理念后來被稱之為“學術至上的團務領導”，受到一些大學和教育界人士的歡迎。

一篇團刊文章宣稱：

“學校團務的工作者，要有尊重別人意見的道德，…要有理性的戰勝信念，去擯棄落伍的強制指導，…這里的領導，最好是會議領導，章則領導，通過民主的意志去執行業務，…我們應贊成那些學術至上的團務領導，如北大陳雪屏先生，聲稱凡不及格學生不得入青年團，這種優良高潔的作風，充分表明大學教育的優良性能。
每個團務工作者要明白革命的責任與義務，這里沒有權利的攫取，勿為別人評你為政治棍子，在目前國內情勢的變度上，學校團務的動態，應該團聚一部優秀青年，作安定學校的中堅，因為不良的學潮，會影響青年的學習，這并不是消極的保守主義，而是一種積極的教育建設，同時學校團務的活動，要會充分運用課暇時間，適當支配，…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要留意個人在學習中的地位，時時爭取本身亦是個學生，若果一味強調積極活動，過度鋪張，究竟為禍為福，尚難權衡。”

身為西南聯大團務負責人，陳雪屏以其獨特的風格，一直保持著不錯的個人形象，連左翼學生對他也說不上有什么惡感，這在當時是十分罕見的。

在一份左翼學生編輯的“教授介紹”中寫道：

“陳（雪屏）先生很少對同學談及政治問題，初會見陳先生的同學也決不能從某方面看出陳先生的政治立場。他教書明晰而有條理。陳先生的口才文章都為人贊賞，私人生活也很謹嚴。他鼓勵同學應該多念書，…有時候，陳先生也告訴同學在讀書之余不妨學學下圍棋，玩橋牌，因為這些都頗有益身心。”

陳雪屏并非無為而治者，他為推行聯大團務想方設法，竭盡心力。在他指導下，創辦了《聯大青年月刊》，并與左翼社團展開了激烈的思想爭論。

據一位團干回憶：

當時“為弘揚三民主義，特創刊《聯大青年月刊》，由阮雋釗主編，該刊曾連續登載兩篇文章，極有學術價值，博得朝野重視。一為由南針社舉辦之學術座談會，請賀麟教授主講‘知行合一’說，鄒文靖紀錄整理后，送交《聯大青年月刊》發表，深為軍委會侍從室陳布雷先生所重視，特函《聯大青年月刊》索取全文參考。賀麟教授旋即被電請赴重慶講學。一為陳雪屏教授所撰的《青年的志慮與思想問題》。陳先生根據心理學的觀點，啟發青年的意志，鼓舞青年的愛國進取精神，并為思想上徘徊歧途者指點迷津。陳雪屏教授此文在教育界發生極大的影響，但亦為左翼分子所畏忌，…熊德基在左派壁報上，發表了《我為青年們說話》，強詞奪理，歪曲事實。于是所有的愛國社團所辦的壁報，紛紛發表了《與共產黨談青年問題》等，因而發生了一場論戰”。

關于這場論戰，熊德基在回憶錄中寫道：

“陳雪屏本是個‘名士派’，擅長書法，精于橋牌和圍棋，他接任后表面上一如既往，實際上辦法頗不少。針對1941年下半年聯大校園死氣沉沉的現狀，他發起了一個大談‘青年的志慮和思想’的運動，組織了一些教授在報紙上、在廣播里大談青年問題，有的說什么青年沒有志氣，只會鬧事，有的說青年不關心國家大事，有的還以·悲天憫人’的導師面目出現，向青年宣揚‘效忠黨團’的思想。”

為了進行反擊，熊和其他同學一起創辦了《春秋》壁報，發表文章和詩歌諷刺陳雪屏。

熊氏還以《對話篇佚文》為題，假托希臘哲人蘇格拉底遇見了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蘇格拉底恭維黑格爾說：“我是個卑賤的士兵，尊貴的教授，您是普魯士國王的座上貴客，怎么配和您談話呢？”對此聯大師生都能明白，這是影射被蔣介石請去重慶講學的某教授的。

陳雪屏還計劃在暑期選擇適宜地點，辦一規模較大的夏令營，以期擴大聯大三青團組織，同時擬約聯大教授、助教參加，進行訓導，以便國民黨黨部藉此吸收新黨員，加強黨團配合。

此后，國民黨云南省黨部主辦的《國民日報》，改由三青團云南支團書記裴存藩繼任社長，裴邀請陳雪屏代為主持，對該報進行革新。陳雪屏細心籌劃，決定組織一編輯委員會，邀請聯大教授擔任；增加《當代文藝》、《當代生活》兩副刊，每周刊登一次，亦由聯大黨團員、助教擔任；增設特約星期論文，盡量容納聯大教授、校外學者“有利于黨國之言論”。

如此可達到以下三個目的：

“第一，此后《國民日報》可以與昆明《中央日報》、《掃蕩報》配合，共同領導西南之輿論。第二，可以與《當代評論》、《人文學報》提攜，增進聯大黨中干部同志對黨務、學術、政治之興趣，并可輔助解決一部分同志生活維持之困難。第三，可以左右青年活動之趨向，加強黨員、團員對文藝、政治之認識。”

3、左、右兩派勢力的齟齬

陳雪屏所做的上述事情，被認為是“任勞任怨，不居名利”，“對聯大與云南之黨務、團務貢獻甚大”。據說在陳雪屏的領導下，聯大團務有所起色，進入了“聯大青年團的鼎盛時期”。

爭奪對學生自治會的控制權，是當時國共雙方在各大學斗爭的焦點之一，它對影響學校內部各方力量對比具有關鍵作用，故引起雙方的高度關注：“在聯大，地下黨同三青團之間的斗爭，主要在爭奪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

1938年底，西南聯大在昆明成立后，開始醞釀成立學生自治會。左翼學生派出代表與國民黨、三青團的代表協商發起組織學生自治會事宜，在征得學校同意后，成立了籌備小組，討論起草學生自治會章程草案，后經學校批準公布。

章程規定：

學生自治會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由各系各年級按人數比例選舉代表組成。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自治會主席、副主席；選舉干事會主席、副主席和干事十數人；選舉評議會主席、副主席和若干評議委員。學生自治會的宗旨是：促進學生自治，練習組織，協助學校共謀學校團體生活之健全。學生自治會可以代表學生向學校提出有關學生利益的要求，可與其他學校的學生自治會聯系；在必要時，可以對時局發表意見和聲明。

干事會是學生自治會的最高執行機構，根據代表大會的決議和同學的需要，舉辦各種活動，處理有關學習、生活問題和活動方面的問題。評議委員會負責監察工作，有彈劾權，查核收支簿據等。

當時聯大同學中存在左、中、右三種力量。進步力量（左翼）是共產黨員、民先隊員和群社成員；右翼力量是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及受其影響的學生；中間力量則是游離于兩者之間的廣大學生。學生自治會最初成立時，其組成主要由左、右兩派骨干進行協商和談判。

對于廣大中間同學，左、右兩派都不能忽視，需要爭取他們的支持，以求取得選舉中的優勢，從而掌握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每屆學生自治會代表的選舉，就成為左、右兩派的激烈競爭。

在西南聯大第一屆學生自治會選舉時，國民黨、三青團方面略占優勢，代表大會主席由國民黨員擔任，干事會主席也由國民黨員擔任，干事會干事也大都是三青團員，左派學生只有三人擔任干事。第二屆學生自治會選舉，左右兩方面的力量旗鼓相當，自治會主席由國民黨員擔任，干事會主席由中共地下黨員擔任，副主席則由三青團員擔任。

1940年秋，舉行第三屆學生自治會選舉，此時左派力量已有相當發展，主動聯合中間學生，與國民黨、三青團方面代表進行談判，雙方達成協議。選舉結果左派學生出任自治會主席，副主席左、右派各占一名；左派學生擔任干事會主席和副主席，干事中也有六名左派學生。這屆學生會為聯大學生做了許多工作，獲得學生的好評。

總的來說，在前幾屆學生自治會中，左、右兩派力量大體旗鼓相當，勢均力敵。

一篇文章這樣概括說：

“由（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年春季，自治會干事及評議會大體均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群社、聯大基督團契三團體份子組成，三青團員多任正主席，群社社員多任評議會召集人。”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白色恐怖籠罩國統區，左翼學生骨干撤離學校，西南聯大學生自治會遂為三青團完全控制，“此時自治會工作更趨沉寂”。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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