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學壇 | 書寫南方：唐代流動文人的文學實踐與身份重構

隨著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日漸興盛，唐代文學的地域研究成果豐碩。國家社科基金優秀項目“唐代南方地域文人流動與文學書寫的文化學考察”（20CZW012）指出，唐代南方地域流動文人的文學書寫是在包含社會、政治、文化等維度的歷史情境中展開的，要以更廣闊的文化視野來審視和解讀。

原文 ：《唐代流動文人的南方書寫》

作者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劉曉

圖片 |網絡

唐代是南北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重要歷史階段。在既有研究中，唐代南方地域的文學研究從空間范圍上看雖已接近全覆蓋狀態，但大多仍以各自為域的靜態研究為主；動態視角下，對貶謫、入幕流動文人研究得較為系統、深入。實際上，唐代流動文人所置身的“南方”，既是地理空間，又是復雜的創作場域，其文學書寫是在包含社會、政治、文化等多重維度的歷史情境中展開的，要以更廣闊的文化視野來審視和解讀。這些書寫既關涉文人在南方差異性的流動體驗，帶來南方知識、印象、文學傳統的轉變，又涉及具體而微、形式各異的吏治和文教案例，展示了在遠離王朝中心的地域得到實施的“活的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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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流動與知識流通

文學書寫首先受制于認知觀念。文人的地域流動帶來知識的流通，從而改變個體對南方地理空間的認知和定義?！澳戏健弊鳛橐粋€有著悠久文化記憶和文學呈現的地理意象，在歷代文人眼中經歷了形象變遷，從最初帶有文化區分印記的“南方曰蠻”，到逐步接觸、增進了解后的“南方瘴癘地”，再到轉變認知、被歌頌向往的“江南佳麗地”，“南方”與中原文人的關系經歷了從隔閡到接觸，再到了解、喜愛的曲折過程。這一過程伴隨著流動文人對南方地理空間的逐步了解和感知，當無數個體的認知積累、匯流，便凝定為一種社會性認知，并以知識文獻為媒介滲透到后世文人的地理書寫與文化記憶中。唐代流動文人正是這一過程的參與者，他們對南方的感知、書寫受傳統文獻和觀念的影響，又以其實際體驗和文學創作參與“南方”形象的塑造。受南北籍貫、流動類型、寫作場域、政治語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南方”在唐代文人筆下有著多樣化的呈現，而這就是文化地理的真相——“文學作品的‘主觀性’不是一種缺陷，事實上正是它的‘主觀性’言及了地點與空間的社會意義”（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這些多姿多彩的樣態本身是對“南方曰蠻”語境的超越，折射出南方形象在唐代社會與文化空間中的遷移與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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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方體驗與文學創變

地域流動不僅帶來身體的位移，還更改了文人所處的自然與社會文化環境，他們在與南方異質環境的碰撞中，逐漸建立起新的文化記憶和文學景觀。在南方獨特的地理環境中，流動文人既對文學傳統有所繼承，又賦予南方文學新的文化內蘊和審美特質。首先，流動文人的客游體驗和客思書寫，受到南方地理空間及其悠久客游傳統的深刻影響，這一主題下的“南方”往往籠蓋著一層憂郁悱惻的鄉愁或政治失意色彩。其次，流動文人又努力超越傳統“影響的焦慮”，他們從自己的文化“行李”中尋找“工具”排解客愁或放逐的情緒，安頓身心、改造異域，將陌生的空間轉化為熟悉的景觀，將混亂無序的自然納入主觀建立的秩序中，賦予“荒蠻”的南方道德的、倫理的標簽。南方詠物賦的書寫，典型體現了流動文人親至南方后對“南物”觀看態度和視角的變化，從“殊方異物”到“類物比興”，唐代文人為南方詠物賦傳統帶來開拓與新變。如此，流動文人從“客游”到“居處”，再到觀察與“賦物”的心理適應過程就被完整呈現出來。

此外，因遠離熟悉的環境和人群，流動文人需通過文學書寫尋求政治援引和情感認同。他們借助酬贈詩書寫和禮物饋贈等方式，建構個體的社會交游網絡，這既是維持友誼、尋求歸屬的需要，又是在殊方遐遠之地維系朝野關系和政治網絡的重要途徑，南方的山水、物產及知識、體驗都成為供其寫作和交流的“詩材”，不僅緩解了文人的邊緣化危機，還促進了南北知識文化的溝通互融。這些書寫賦予南方一種“人文化”色彩，體現了儒家知識分子對南方山水、風物進行的秩序化改造。如同白居易在杭州時為“紫陽花”賜予了新的名字，默默無聞的生命從此被人記住。花草之幸雖微小，卻折射出流動文人的南方書寫所具有的持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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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治理與權力傳遞

唐王朝在南方的治理，一方面有正規的政務與文書系統上傳下達，另一方面也存在更隱性的權力傳遞，體現于文人官員的文學書寫中。安史之亂后，南方地域的重要性愈發凸顯，統治者更加重視其政治教化，多派遣高級文官擔任南方藩鎮的節度、觀察使和州刺史。在此情勢下，文人對任官和遠游南方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初盛唐時期文人流寓南方，多表現出時運不濟和“士不遇”的感慨唏噓，中晚唐文人則試圖用國家觀念與政教職責對仕宦南方進行理性調適。如權德輿云：“大丈夫被薦紳，彯華纓，宏宣職業，無有遠邇。”“士君子循道致用，感恩宣力，則萬里如咫步，溟波猶康莊?！崩钸h言：“毋以邑小去國萬里而難治……明文王之政以教之，使知禮讓?！边h游南方，寄托著唐代文人嚴肅而莊重的職責意識，他們在地方借助文學書寫參與政教實踐，把地方性刻入了帝國歷史的敘述之中，也為地方“小傳統”的建立和延續作出了重要貢獻，顯示出流動文人與南方社會更深廣的互動關系。其中，依托物質性載體的碑刻文，典型體現了文學文本在歷史語境中發揮的政教功能。如亭臺碑記、人物碑記、祭神祝文等，兼具文本性與物質性，成為南方不同公共空間中被觀瞻的“政教景觀”，承擔了宣揚政教的詮釋任務和導向性書寫，體現了流動文人所擁有的書寫權力及其在地方治理中發揮的實踐性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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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心理與范式演變

從流動文人的心理結構看，他們對“南-北”關系的處理也經歷了一個變遷過程。出于對原鄉的依戀和對政治文化中心的趨附、向往，流動文人一方面對“北歸”表現出強烈的渴望，另一方面在無法回歸的現實境遇里，又反復書寫其離散南方的感受、反思和秩序重建。不同文人在處理“離散-回歸”二者關系時，表現出不同的心理范式。杜甫是典型的向心式文人代表，高頻出現的“回首”事象便是其北歸情結的集中表達。作為一位被邊緣化的儒者，他并未放棄對道德信仰的堅守，而是以清晰的自我認知，在南方的生活日常中傳播著詩歌的道德訓誡和諷喻價值。白居易則是隨遇而安的典型，在南方時，他強調“道勝心自平”，自我寬慰“此心安處是吾鄉”，并通過構筑居所、游賞山水、欣賞歌舞等方式努力構筑北方士大夫精英的文化世界；而回歸北方后，南方的經歷又凝練成他珍視的記憶，并成為其區別于其他京洛士大夫的獨特經驗。所謂“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身心安處為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白居易渴望“回歸”的不再是唯一的故鄉或以京洛為代表的政治場域，而是士大夫的心性超越意識——超越每個當下，追尋獨屬于個體的身份與價值認同，如此，便不在乎身處南北。杜甫、白居易對待離散南方的不同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揭示出盛、中唐轉換之際流動文人對南北之別的看法，由此也可窺見南方作為一個由來已久的“他方”，被逐漸涵化和形塑的漸進過程。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9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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