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士紳最大誤判：錯把滿清當成第二個蒙元

當朱元璋的大軍橫掃北方，讓中華民族的起源地中原地區再次回到漢人政權的懷抱時，在帝國最富庶的江南地區卻不斷有讓人匪夷所思的情況發生：

大量士大夫，堅稱自己是“大元遺民”，更有甚者竟為蒙元政權的滅亡而主動殉葬。

以漢人精神領袖的自居的江南士紳群體為何會如此懷念蒙古人建立的政權？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從某種程度上說，蒙元時期甚至可以算是江南士大夫群體最舒服的一個時代。

蒙元政權留給江南士大夫們的不真實的“舒服記憶”，多年以后變成了最可怕的毒藥。

這份毒藥造成了江南士紳群體的集體誤判，他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重要性，錯誤地以為無論誰來，這片土地的主人都是他們。

“我們”的大宋

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大規模人口南遷：

第一次是晉朝八王之亂后的“衣冠南渡”；第二次是安史之亂后的士庶南遷；第三次則是靖康之恥后的北人南渡。

伴隨著南方人口的不斷膨脹，中華帝國的經濟中心開始逐步南移，北宋時期，南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不次于北方。

但由于北方是中華帝國傳統政治中心，再加上宋太祖趙匡胤所在的河東軍事集團來自北方，已經足夠富庶的江南在政治話語權上卻依舊無法與北方相提并論。

有宋一朝奉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國策，這條基本國策結合已經趨于完善的科舉制度，讓文人士大夫迎來了屬于自己的黃金時代。

此時，已經擁有相當財富的江南士大夫并不吝惜在教育上的投資，但怎奈北宋時期“北強南弱”的格局依舊存在，趙宋帝國皇帝與之共治天下的更多是士大夫更多是指北方士大夫。

但天有不測風云，靖康之恥后，包括都城汴梁在內的大量北方土地淪陷，包括康王趙構在內的大量北人難逃，江南從一個只是有錢的帝國邊緣地帶一躍而成為帝國的中心。

江南，歷來有地方勢力容易做大的特點，三國時魏蜀吳三個政權皆有世家大族深度參與不假，但江東世族卻可以擁有大量私人部曲，這一點在魏蜀兩國中都是極為少見的。

我們熟悉的東吳大都督陸遜的另一個身份是江東四大家族之首的陸家的族長，巔峰時期陸家私人武裝數量竟達到驚人的2萬人，東吳政權很大程度上講不過是一個由孫家牽頭的貴族聯盟。

永嘉之亂后，北方政權也曾逃到江東避難，但彼時南北方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皆有較大差距，所以即便北方世族們是逃來的“喪家之犬”，也能在江東壓本土世族一頭。

但今時不同往日，靖康之亂后逃至南方的北方人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文化都已經沒有了絕對優勢，南遷后的大宋雖然依舊叫“宋”，但這個宋的主人更多是江南世族了。

南方政權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組織形式更多是貴族聯盟，貴族聯盟政權的特點就是打防御戰如虎，打進攻戰如鼠。

無論是曹操還是劉備，當他們的雄兵遇上同仇敵愾的江東世族時，無不折戟沉沙，但當孫權雄心勃勃發起北伐時，一個合肥卻成了他永遠跨越不了的天塹。

南宋時期，江南士大夫的日子過得相當不錯，財富上大量北人南渡給他們帶來了更多勞動力，政治上，這里是他們的主場，至于文化，它更多是經濟和政治的衍生品，誰掌握了更多的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誰的文化就會自動成為“先進”文化。

由于朝堂之上已經找不到對手，江南士大夫們已無“內憂”，而金國在獲得北方大量土地后也迅速腐化，其軍隊戰斗力在以一種不可思維的速度下降，這樣一來，江南士大夫們控制的南宋也就暫時沒有了“外患”。

那時候的江南士大夫真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是他們的天下。

但歷史規律告訴我們太舒服的日子不可能過得太久，當更北邊的蒙古人用彎刀砍碎宋金兩國人的幻夢時，在舒服日子里過久了的江南士大夫們將不得不面臨新的抉擇。

舒服的“大元”

在面臨蒙古人的軍事壓力時，南宋最開始如大多數江南政權一樣開始進入同仇敵愾模式，集中力量對付外敵，但這一次他們的同仇敵愾有點不靈了。

皇帝的訴求的集權，而士大夫的訴求卻是分權，這個矛盾是貫穿于有宋一朝的根本矛盾，當大敵當前，整個集團面臨生存危機時，這樣的矛盾可以被暫時擱置，但矛盾被擱置不等于消失。

曹操，以及后世的苻堅為何會在北伐時吃癟，因為他們兩個都想來一個畢其功于一役，想通過一次決戰一舉定江南，但歷史告訴我們這并不是一個好辦法，江南各勢力的同仇敵愾爆發出的能量可是很驚人的。

但所有可以被用“爆發”來形容的能量都很難持續太久，在江南政權內部矛盾的作用下，其很難應對持續的戰爭壓力，所以當蒙元以持續戰爭的方式對南宋進行連續打擊后，埋在南宋政權內部的雷開始被引爆。

主張集中力量抗元的勢力與天然討厭集權的江南士大夫群體之間的矛盾逐漸積累，這也讓江南士大夫群體逐漸失去了對南宋政權的信心。

在襄陽失守后，南宋迅速開啟了望風而降的模式。

說南宋是江南士大夫的黃金時代，是因為此時的帝國中央和地方都是他們說了算，而蒙元時期，對于江南士大夫來說情況也并不算糟，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南宋還好。

忽必烈早年熱衷于儒家，但在太子真金事件后對儒家失望，所以儒家始終沒能在蒙元一朝成為主導思想，儒家思想不是主導思想，靠儒家吃飯的江南士大夫們也就沒有了深度參與中央權力的機會，對于江南士大夫來說，這一點當然是不好的，但蒙元政權也有“好”的一面。

蒙元的特點是統治方式極為粗獷，地方治理這些麻煩事就留給當地人去做，蒙古人只管收稅。

南宋時，雖然皇權被充分限制，但中央權力依舊能對地方勢力形成程度不低的制約，但蒙元時期，地方勢力受到的來自中央的制約幾乎都被撤走了。

簡單來說：蒙元一朝，江南士大夫們在中央的權力明顯縮小了，但在地方的權力卻肉眼可見地膨脹了。

儒家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拋棄這些理想中等級最高的平天下，江南士大夫們在元朝的日子那簡直不能再舒服，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地方土皇帝，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享受充分的“自由”。

但人是一種不安分的生物，他們討厭一成不變，盡管江南士大夫們在蒙元一朝的舒服程度甚至超過南宋，但他們的上升空間被鎖死了，他們可以在地方“自由發揮”，但權力觸手別想伸向中央。

這個遺憾如一個幽靈般在江南士大夫們心中游蕩，后來天下大亂時，一個乞丐軍閥的一句“重開大宋天”徹底點燃了江南士大夫們心中的欲望火苗，他們要往上走，去拿回被他們認為理應是他們的中央權力。

“偷來”的大明

當朱元璋的大明初露崢嶸時，江南士大夫們驚訝地發現，自己被騙了，這個沒讀過幾年書的“放牛娃”壓根就不是自己人。

他并不想與江南士大夫們共治天下，他要的是充分的集權。

一些發現上當的江南士大夫開始捶胸頓足，紛紛懷念起那舒服的“大元”，甚至有人為之殉葬。

朱元璋的大明并不是江南士大夫們想要的大明，但對于江南士大夫們來說也不必太過沮喪，因為明太祖朱元璋也有考慮不周的地方，而這些地方大有文章可做。

朱元璋在世時，曾多次考察北方舊都，他要做的是漢武帝一樣的大權獨攬的皇帝，站在朱元璋的角度看，他的想法沒錯，但他沒有考慮到此時商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已經明顯高于漢武帝所在的西漢時期。

按照思維慣性，想要實現集權，最重要的就是解決好農業問題，所以國家稅收的中心也得出在農業上，這便為江南士大夫日后在海外貿易上賺得巨額財富卻不怎么用上稅埋下了伏筆。

朱元璋曾屢次動過遷都的念頭，但天有不測風云，被朱元璋派去視察長安的太子朱標死在了視察的路上，朱標的逝世對朱元璋打擊很大，遷都之事也就被擱置了。

這里不得不再提一下李嘉誠的房產價值三定律：決定房產價值的是地段，地段，還是地段。

江南地區本就是全國經濟中心，都城南京的存在把政治中心也留在了江南，如此一來全國的資源都要向江南匯聚。

日后朱棣遷都北京，但由于南京利益集團已然成型，朱棣在遷都的過程中對南京進行了極致的安撫，南京的班底幾乎不動，其在江南的勢力幾乎被全盤保留，在日后的整個大明王朝，南京方面都是一支影響力不小的勢力。

日后大明王朝的都城雖然是北京，但是江南的經濟優勢，文化優勢，再加上南京政治副中心的地位加持，江南士紳們可以通過科舉這一階梯打通政商旋轉門，在加強對南京這一政治副中心的控制的同時不斷向北京這一政治中心滲透。

待明末東林黨崛起后，江南士紳們控制大明王朝的目標初步達成，通過結成利益集團的方式，江南士紳們已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帝國的決策，這大明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了他們的大明。

但江南士紳們以這種方式獲得的權力終究是“偷”來的，是脆弱的，它既沒有“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制做背書，也沒有放任自流的政治傳統做保證，作為帝國最高統治者的皇帝，還是可以用太監來打擊一下江南士紳勢力的，維系江南士紳利益的只是那多年編織的關系網；在這種脆弱的關系中，江南士紳們盡管得了權力，但卻沒有安全感，總之，它并不舒服。

江南士紳們以這種尷尬的方式得來了脆弱的權力，而為了維持這種脆弱的權力，其必須把更大的精力和資源放在鞏固集團利益上，所以東林黨越到后期越封閉，而江南士紳越到后來越貪婪。

江南士紳只是大明王朝的寄生者，所以對于這個王朝的存廢，其能夠單純地從利益角度出發去思考問題。

人總是會從歷史里尋找未來的答案，但歷史從不簡單重復，面對崛起于白山黑水間的滿清政權，江南士紳似乎并不抗拒，因為在他們的認知中，滿清不過是另一個蒙元。

但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滿清經常用鐵拳來讓喜歡做春秋大夢的江南士紳明白：誰才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鐵拳與統戰價值

當多鐸的大軍橫掃江北四鎮，江南士紳們便非常“絲滑”地選擇跪在南京城門口“喜迎王師”。

他們以為等來的會是滿清統治者讓其繼續治理江南，沒想到等來的卻是剃發令。

待反抗者被殺盡，剩下的江南士紳以為只要剃了頭就能繼續過舒服日子了，但緊接著就是一套“江南三大案”的小連招。

滿清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讓江南士紳們明白了他們不過是一群有錢一點的肥羊。

三藩之亂期間，出于對錢的需要，清廷與江南士紳之間的關系有所緩和，但雍正皇帝繼位后，馬上就是“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滿清的統治不但不像蒙元，甚至可以說正好是蒙元的反面。

蒙元統治的總基調的是粗獷，除了稅收和軍事，其他事務扔給地方自治，但滿清卻不同，其極端追求實際控制，每一個地方的軍事部署、人事任命和稅收事宜，滿清都恨不得一桿子插到底，留給江南士紳們的可操作空間根本就沒有多少。

江南士紳們為何會失算？滿清為何沒有成為第二個蒙元？答案一半在滿清政權身上，另一半則在江南士紳群體身上。

崛起于蒙古草原上的蒙元政權是一個純粹的游牧政權，其組織架構形態也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游牧民族的傳統：權力分散，管理隨意，包稅制度。

同時，蒙古人征服亞歐大陸的過程又太過順利，打下的地盤太大，所用時間又太短，他們沒有時間去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只能通過間接統治的方式實現對如此廣大疆域的控制。

而滿清則不同，其是一個農耕、漁獵、游牧雜糅政權，在白山黑水之間的一次次慘烈戰斗中，為了以更小的體量抗住巨無霸大明的一次次打擊，滿清統治者總結出了一套集治軍與治民為一身的高效組織模式：八旗制度。

八旗子弟不僅是打仗時候的先鋒，也是平時的治國班底，有了各地八旗子弟坐鎮，江南士紳們手上并沒有多少籌碼可以跟滿清談判，至于錢，從滿清定鼎天下的那一刻起，江南士紳們的錢就已經在人家滿清口袋里了。

江南士紳們認為自己很重要，但在有八旗作為班底的滿清眼中，他們一點都不重要。

說完了滿清政權的原因，再來看看江南士紳群體自己的原因，他們遭遇悲慘命運的最重要原因是：跪的太快了。

有一點非常重要：所有的統戰價值都是打出來的，如果還沒開打就選擇跪下，那么你的統戰價值就幾乎是零。

第一次金蒙大戰時，蒙古人奉行依舊是傳統游牧民族的劫掠、屠城的習俗，在華北地區進行大肆燒殺搶掠。

蒙古人的彎刀砍碎了金國在華北地區的統治，但見識了蒙古人兇殘的當地漢人群體卻開始聚族自保，自發組織武裝抵御蒙古人的進攻。

后來木華黎南征時，漢人地方武裝抵抗尤為激烈，木華黎不得不改變政策，對漢人地方武裝進行拉攏，這些被拉攏的漢人地方武裝得以在蒙元政權內部繼續管理華北地區，并最終演變成一個特殊的群體：漢人世侯。

至于蒙古征宋時，釣魚城官兵以蒙哥大汗的腦袋向蒙古人宣誓：想要完全以武力拿下南宋得付出無比慘痛的代價。

釣魚城的堅守，襄陽的鏖戰，為南宋政權打出了巨大的統戰價值，看在這份統戰價值的份上，蒙元統治者才會以優厚的條件去與南宋的士大夫集團做交易。

江南水鄉里的士大夫沒看過釣魚城下的刀光劍影，但這些刀光劍影卻與他們的命運息息相關。

所有人都會高估自己的重要性，在得到蒙元政權的優待后，江南士紳們會自動認為自己之所以被優待，是因為自己有錢，自己有文化，總之是自己重要，但滿清卻用鐵拳讓他們明白，重要的不是他們，而是那些能夠進行抵抗的人。

多年以來，江南士紳們自認為是自己創造財富供養了朝廷，殊不知他們才是被供養的那一方，江南士紳們自認為是靠自己吃飯的國家機器，恰恰是他們能不斷賺錢的保障。

當他們不愿意向國家機器中繼續投錢，國家機器也就毫無疑問地會不再為他們提供保護。

當江南士紳們千方百計少繳稅，不繳稅時，不知他們可曾想到，那群昔日被自己鄙視的，經常被拖欠軍餉的大頭兵們，日后會在剃發后搖身一變成為漢八旗，這些人來到江南時，要錢的方式可不會像昔日大明那樣文雅。